家屬把花圈擺到醫院門口那天,我成了全網唾罵的殺人醫生。
可那台手術出事,是主刀中途離開、備血遲到,還有人擅改術後醫囑。
最後的事故說明,卻隻寫了我一個人的名字。
我拿著手術記錄,去求妻子秦挽。
她是院長,也是唯一能批準調取完整監控的人。
“把錄像交給調查組好不好?我沒有做錯。”
她揉著眉心,神色冷淡:
“醫院剛過三甲複審,不能再出醜聞。你先停職,等家屬情緒穩定,我會想辦法。”
我等了兩個月。
等來了執業資格被吊銷、父母家門口被潑油漆,以及她一句:
“做醫生,受點委屈難免,你是男人,心胸放寬一點。”
直到她的竹馬蘇澈漏診,耽誤患兒搶救。
當晚,她召回全院領導,聯係專家,調出三年前的原始影像。
我在會議室外聽見她說:
“阿澈的前途不能毀。該補的證據、該更正的結論,今晚必須辦好。”
原來監控能調,調查能重啟。
隻是我的前途,毀了也沒關係。
我轉身,將保存兩個月的全部證據交給律師。
這次,我不求她做主。
我連她一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