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十年,我替丈夫周硯給故友女兒寫了三百六十五封家書。
第一封是在新婚夜。
那晚他接到林晚電話,連喜被都沒掀,就冒雨去了縣城。
“林叔臨終前把女兒托付給我,那孩子沒人疼,你替我寫幾句,讓她知道還有人惦記她。”
我問他該寫什麼。
周硯站在門口想了很久。
“就寫,別害怕,我永遠不會丟下你。”
後來周硯常年在外跑木材生意,右手舊傷握不住筆,想起那個可憐的孩子,就打電話回來口述。
我守著一盞燈,一字一句替他寫。
林晚咳嗽,他讓我寄蜂蜜。
林晚怕雷,他叮囑我寫:“關好窗,鑽進被子,天亮就好了。”
林晚過生日,他讓我在信封裏夾一張彙款單。
每封信的最後,都是同一句。
“等我回家。”
我曾經偷偷盼過,有一天,周硯也會給我寫一封。
哪怕隻有四個字。
可直到我胃癌晚期,躺在縣醫院等手術,也沒等到。
手術那天,醫院催了三次費用。
我給周硯打電話,他正在外省收木材,語氣裏全是不耐煩。
“晚晚會替你交。”
“她今天情緒不好,你別總拿生病的事催我。”
我攥著診斷書,輕聲告訴周硯,醫生說再不手術,我可能活不過這個月。
電話那頭靜了兩秒。
我以為周硯終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