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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回了趟那個所謂的家。

我隻想拿走身份證、戶口材料，還有小時候外婆留給我的木盒。

門一開，我卻差點以為自己走錯了。

玄關多了一雙粉色拖鞋，冰箱上貼著周可心的課表，客廳裏還擺著她和我媽剛拍的合照。

保姆王姨看見我，反而愣住：“晚晚？你媽不是說你最近都不回來嗎？”

我看向走廊盡頭：“她住我房間多久了？”

王姨遲疑半天才說：“斷斷續續快一年了。她學校離這近，沈律師說一個女孩子住外麵不安全。”

我沒再問。

一年前，我高燒到三十九度，治療結束太晚，給我媽打電話問能不能回家住一晚。

她說：“你都成年了，總得學會獨立。”

原來不是家裏沒地方，隻是那個地方早就留給了別人。

我的臥室已經完全變了樣。

牆上的舊照片沒了，書櫃換成考研資料，床頭擺著周可心和我媽在公益活動上的獎牌。

最上麵那隻紙箱裏，倒還剩一點我的東西。

十二年前的尋人啟事，我被找回來那天的報紙，還有我媽獲得“年度反拐人物”時的專訪，一張又一張，全都被塑封得很好。

唯獨我真正用過的東西，幾乎沒剩下。

我翻到最後，看見一本基金會宣傳冊。

封麵是我媽抱著剛找回來的我，標題寫著——【找回女兒後，她選擇幫助更多家庭團圓。】

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

原來這個家最舍不得扔掉的，從來不是我，是“失而複得的女兒”這個故事。

門外忽然傳來聲音，我媽和周可心一起回來了。

看見我坐在地上，我媽第一反應是把宣傳冊抽走：“誰讓你亂翻基金會資料的？”

我抬頭看她：“我自己的照片，也算你基金會資料？”

她噎了一下。

周可心趕緊解釋：“姐姐，我隻是暫住。沈媽媽已經幫我申請學校宿舍了，等批下來我馬上搬。”

“用不著，這裏以後歸你。”

我把身份證和木盒裝進包裏。

我媽眉頭一下皺緊：“你又來這一套是不是？可心已經夠小心翼翼了，你非得讓她覺得自己欠你一輩子？”

我看著她，忽然問：“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資助她的？”

房間裏安靜了兩秒，王姨下意識看向我媽。

就是這個眼神，讓我知道答案不會好聽。

最後還是周可心小聲開口：“五年前，沈媽媽就開始幫我了。”

五年前，正好是我剛被找回來半年。

那半年，我每周做三次心理治療。

我求過我媽很多次，能不能陪我去一次。她總說基金會剛成立，太忙。

原來她不是沒時間陪女兒，她隻是在忙著照顧人販子的女兒。

我媽語氣終於軟了一點：“我當時不告訴你，就是怕你接受不了。”

“她那時候才十六歲，母親坐牢，學校裏所有人都躲著她。我是律師，我不能眼看著另一個孩子被毀掉。”

我問得很輕：“那我十六歲的時候，你為什麼覺得我什麼都能自己扛？”

她張了張嘴，半晌隻說了一句：“因為你不一樣，你經曆過那麼多，應該比她堅強。”

我差點笑出聲。

原來所有被犧牲的人，最後都會得到一句“你不一樣”。

她見我不說話，又從包裏拿出一份策劃案。

“正好，基金會準備拍一支反拐公益片，主題就叫《兩個女兒，終結兩代仇恨》。”

“你和可心一起出鏡。隻要你願意公開和解，今天的輿論很快就會過去。這也是給那些受害家庭一個示範。”

我沒接。

她又把策劃案往我麵前推了推：“這個項目已經談了半年，後麵還有幾十個孩子等著基金撥款。你現在一句不願意，影響的不是我，是他們。”

又來了。

每一次都是這樣。

她要我讓出時間，是因為別的孩子更急；讓我自己去治療，是因為別的家庭更慘；現在連我的傷口也要拿出來展覽，因為還有更多人等著被幫助。

好像隻要她嘴裏的“別人”足夠可憐，我就永遠沒有資格說不。

我看著那行標題，最後一點期待忽然也沒了。

我的十二年，我的病，我拿不到的賠償，甚至我對她的失望，到她這裏，都能包裝成一個漂亮的公益故事。

我把策劃案合上：“沈律師，這次你換個人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