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的法家智慧

韓非子集法家之大成，形成了法、術、勢相統一的理論體係。法、術、勢有機結合的法治思想在秦踐行，取得了很大成功，在中國曆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秦王嬴政十分讚賞韓非子的這種思想，踐行這一思想的結果，使秦國開始強大起來，最終統一了中國，建立起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秦王嬴政也因此稱為秦始皇。從秦始皇到清朝的末代皇帝，雖然朝代改了又改，京城遷了又遷，治國之法變了又變，但秦朝形成的官僚帝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沒有變，始終成為帝王將相統治民眾的思想武器。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學說逐步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兩漢後，法家思想融入儒家，德刑並用成為地主階級的統治工具，獨立的法家逐漸消失。

1．韓非子的曆史觀

韓非子繼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關於古今異勢、因時變法的思想，並深入吸取了老子和荀子等人的觀點，提出應根據盛衰存亡之理來“變古易常”，主張“美當今”，反對“法先王”。

韓非子講了兩個譏笑儒家“法先王”的故事。一個叫“守株待兔”，另一個叫“塵飯塗羹”。在韓非看來，曆史條件發生了變化，統治措施也要做相應的改革。他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應該看到“事因於世”，做到“備適於事”（《韓非子·五蠹》）。韓非子的這些觀點，對於商鞅以來地主階級的變法活動，做了有力的理論論證，反映了曆史發展的某些實際和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客觀要求，是符合曆史發展的辯證法的。

2．“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

韓非子繼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集法家之大成，構成了一套以“法”為主，“術”“勢”相結合的政治學說。他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意思是說，“法”是國家的成文法令，應該公布全國；“術”是君主駕馭群臣的權術，隻能藏在心裏。有“法”有“術”，還要有“勢”。強調沒有“勢”位，“法”和“術”都是空的。

“法”，旨在富國強兵。

治國要有“法”，行法就要有刑有賞。韓非子認為，國家與法律就是在“民眾而貨財寡”的曆史條件下，適應製止爭奪的需要而產生的。因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這種自私的本性不能通過後天人為的力量加以改變，“德”不足以止亂，所以治國必須用“法”。

什麼是“法”？韓非子總結如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就是說，“法”實際上是一整套成文的行為規範，它是公布給民眾，讓民眾遵守的；但同時也規範政府行為。在曆史上，將刑律條文“獨瞞於堂”的情形是確實存在的。在那種情形下，刑律實質上由執法者內部掌握。在“賢人”當政時尚可信任，而在更多時候則難免釀成大量冤案。而且隨著社會發展，人們迫切需要知道法律允許幹什麼和禁止幹什麼，繼續將法律“獨瞞於堂”是不合時宜的。

法家的法治強調的是“法”的鎮壓功能。法家崇尚嚴刑峻法，認為對付小錯輕罪也應該從重從嚴，以迫使老百姓循規蹈矩，嚴格服從統治者的意誌，反對把任何同情心用於治國之道，這就難怪後來人們批評他們“刻薄少恩”了。然而，韓非子對於法家的“刻薄”之道卻有他的解釋。他說，用重刑治百姓，才是真正的愛護百姓，用輕刑治百姓無異於誘使百姓違法犯罪，那才真正是害百姓。重刑能止者輕刑未必奏效，輕刑能止者重刑更能止，所以刑治必須立足重與嚴。隻有把刑治推到極端，使百姓望而生畏不敢作奸犯科，才能使刑律本身高懸而不必動用，這就叫“以刑去刑”，這才是真正的愛民。這一套辯證法，聽起來不無道理，但也有些使人毛骨悚然。

“術”是謹防大權旁落的方法。

何為“術”？韓非子在《定法》中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君臣之能者也。”所謂“循名責實”，就是要求名實相副，臣下做的實際工作，做少了是失職，做多了是越權，都不算名實相副。君主對名實相副者行賞，反之則施罰。“術”這裏是指任免、考核臣下的方法。韓非子在《難三》中又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這裏是指君主在進行統治時，可以用各種不可告人的陰謀權術。對帝王的陰謀權術，韓非子論述得是很精當的，如“疑詔詭使”，用詭詐的手段來使用臣下；“倒言反事”，說反話，做反麵的事，以此探得奸情（《韓非子·內儲說》）。他主張建立情報網絡監視大臣的行蹤，甚至不惜用暗殺手段對付臣下，而且美其名曰“此謂除阻奸也”。（《韓非子·八經》）這就是他所謂的“固術而不幕信”（《韓非子·五蠹》）。但韓非也反對“徒術而無法”，認為“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韓非子認為“術”包括兩個方麵的內容：

一是君主掌握任免和考核臣下的方法。韓非子認為，考察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必須把“言”“事”“功”放在一起，加以“審合”，而以“功”為根本的依據。對於臣下，君主要“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就可以“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韓非子·主道》）。不僅要考察官吏的智愚，而且還要考察他們的忠奸，這一項更為重要。因為臣下無能頂多隻是“濫竽充數”之類而已。奸臣則不同，他們是野心家、陰謀家，他們不擇手段地想控製君主，左右局勢，用一切機會圖謀不軌，甚至借君主之刀殺人；更嚴重者，可能架空君主或取而代之。他們是君權最主要的危險。

二是“術”的基本特征是不公開不透明。令臣下揣摩不透君主的意思，隻好各行其是，現出其本來麵目，這樣便於君主對臣下更好地進行觀察和了解。君主必須顯得神秘無端、高深莫測。君主在聽言時可以裝糊塗，聽完彙報，要管住自己的“唇乎齒乎”，千萬不要先開口。君主還要替臣下的有關彙報保密。臣下有密奏，尤其不能泄露，否則臣下必有顧忌，誰還敢近前？“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徵》）不善保密那是要掉腦袋的，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這對君主亦不例外。可見，玩弄政治權術，訣竅全在於“隱秘”二字。“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該公開的要公開，該隱秘的要隱秘，隱秘是更深層的東西，它是成功的關鍵，隻有深藏，才能在權力和利益的角逐及人際的鉤心鬥角中高屋建瓴，掌握主動權。

“術”的運用之妙，完全存乎己心。“法”愈透明愈好，“術”愈隱秘愈佳。正因為“法”與“術”分別具有透明性與不透明性兩種相互對立的基本特征，所以二者才能在強化權勢的過程中相互補充，共同發揮作用。法家之“術”是陰謀之術，體現著封建政治生活中的陰謀麵，同時又包含著重效驗、不自恃等合理原則。

“勢”，是強權理論的核心。

韓非子的所謂“勢”，其實質是指國家政權來說的，君主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須以掌握權勢為前提。關於勢的重要性，韓非子在《難勢》中說：“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在《功名》中他又說：“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製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製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於無勢也。”勢既然如此重要，所以他主張君主要集權於一身，隻要“人主處製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韓非子·五蠹》），手握賞罰大權，就可以洞悉一切，不管多麼凶險狡猾的臣子也不敢欺騙君主了。在法與勢的關係上，韓非子強調：“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這說明他主張“法”與“勢”要互相結合。

行法有“術”，都靠緊握權勢。“勢”就是力，內可鎮壓反抗，外可抵禦侵略。所以法家說：“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商君書·慎法》）“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韓非子·顯學》）法家認為政權實質就是暴力，國家實際是暴力體係，這些話在當時曆史背景下應該說是客觀的、準確的、深刻的。

“勢”與“法”、“術”是內在相通的。“勢”離不開“術”，有“勢”就有“術”，無“術”則難免大權旁落，丟權失勢。“勢”也不能離開“法”，有嚴法才有威勢。所以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正像不主張效法先王一樣，韓非子吸取前人的法治思想，也沒有簡單地照搬，而是用一種批判的精神，繼承發展了前期的法家思想。他說商鞅知道用“法”而不懂得用“術”，說申不害懂得用“術”而不知道用“法”，將商鞅、申不害的優點和慎到的勢位思想融為一體，就構築了“以法為本”，“法”“術”“勢”結合的完整思想體係。正因此，他的理論被後人評價為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豐富和發展了法家理論。

“法”“術”“勢”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缺一不可。社會不斷發展變化，國家興盛衰敗的現象總是存在。任何一個君主保持國家在發展變化中長盛不衰的途徑是執行法令。法令是國家的根本，就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家有家規，國有國法，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令不成國家。“術”是手段，是技術技巧，是君主掌握的。有了它，君主就能操生殺大權，考察群臣的才能；沒有它，君主就會受群臣的蒙蔽，從而掌握不了臣民。“勢”是指權勢和威勢。作為君主必須憑借自己的德行、能力和權勢才能統治國家，在這裏權勢大於人的德行和才能。君主沒有權勢，有德行和才能也形同普通百姓一般。

很顯然，韓非子“法”“術”“勢”的學說是適應當時由諸侯割據向專製君主中央集權過渡的需要而產生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其原因不在這三字秘訣，而在於他所主張、推行的法治內容。在戰國時代，法治所以起了進步作用，是由於他們所製定的耕戰政策適合於客觀社會發展的要求，是由於他們對腐朽的貴族進行了生死鬥爭。韓非子所堅決排斥的是所謂“五蠹”，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儒”與“俠”這兩蠹。韓非子以為，禁絕“五蠹”，用他的“法”“術”“勢”來治國，就可以做到國富民強，在兼並戰爭中無往而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