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商鞅的生平及其思想

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年），戰國中期政治家。出身於衛國（今河南省內黃縣）貴族，名公孫鞅，亦名衛鞅。公元前340年，因有功於秦，秦孝公封衛鞅於商（今陝西省商洛市）十五邑，號為商君亦稱商鞅。商鞅少年時代喜讀刑名之學，到了青年時期，他已經成為一個有學問有才幹的人。最初，他在魏惠王的相國公孫痤手下做小官，深得公孫痤重視。公孫痤臨死對魏惠王說：如果不用衛鞅，就把他殺掉，絕不能讓他離開魏國。魏惠王把公孫痤的話當成耳邊風，既不重用，也沒有殺他。商鞅聽說秦孝公下令招賢，就來到秦國，通過秦孝公的親信景監引薦，與秦孝公麵談了三次。前兩次商鞅講的是帝王之道，孝公不感興趣，聽聽就睡著了。第三次講“霸道”，富國強兵，孝王聽得很高興。從此商鞅受到秦孝公的賞識和重用。

商鞅的一生，可謂是大有作為的一生，人們稱讚他是思想家、改革家、軍事家。他對人類曆史的主要貢獻有兩大成就：一是首次提出並建立了法治思想體係；二是在中國形成了官僚政治體製。因此，商鞅變法被看作是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標誌。

商鞅的法家智慧可以從以下兩點來理解：

1．以“法”治國的法治思想

實行以“法”治國是商鞅思想的核心。他認為實行法治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之理”，也是現實社會“必為之時勢”。為了推行法治，首先必須“立法分明”。法是判斷是非功過和施行賞罰的唯一標準，萬民百姓都得一體遵行。

其次，頒布成文法，並解釋清楚，力求做到家喻戶曉。“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萬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商君書·定分》）

再次，法令頒布後，嚴格執行，使人們對法有信心。“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商君書·修權》）

總覽商鞅的法治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法是治國三要素——法、信、權中的要中之要。商鞅認為，法是君臣需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確立的；隻有權屬於君主，由他單獨掌握。君與臣，無論是誰，都不能“釋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國家必亂。權屬於國君，但要依法用權。法與信，為君臣共有，誰都不能違背，這樣，國家就會有良好的政治秩序。

第二，君主以法為準繩來行使自己的權力。商鞅主張君主要有絕對的權威，君主必須牢牢掌握權力，並對全國實行有效的統治。他說：“權製獨斷於君則威。”這就是說，君主的權力是不容許旁落的，國家的大計必須由他一個人說了算。雖然他還沒有明確提出對君權的製約問題，但他主張以法來限製君權。在商鞅看來，君主隻能依法行事，與民眾一樣，無權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第三，使民知法、守法。商鞅之法，對於民眾的原則是“求過不求善，借刑以去刑”，強調刑罰，主張嚴厲。商鞅倒也並不諱言於此，他承認法的目的是勝民、製民，而絕不能讓民勝法，“民勝法，國亂”。為了讓民眾知法、守法，商鞅主張在法的問題上不搞神秘主義，而提倡公開。

第四，設置法官。商鞅主張，在中央即天子周圍設置三法官：一設於宮廷中，即最接近國君的一個；二設於禦史和丞相那裏；三設於諸侯、郡、縣。這些法官的職責有二：其一，“吏民（欲）知法令者，皆問法官”，群眾讀書少，甚至不識字，要知法就去找法官；其二，如果有官吏為非作歹，“遇民不修（當為循）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罪告之”，做官的不好好為官，法官就可以對其提出起訴。這實際上就是法律谘詢、法律監督的思想。

商鞅在法律思想上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以重刑著稱於世，公開主張“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商君書·賞刑》）；並針對儒家的“以德去刑”，提出“以刑去刑”的主張。在他看來，禁奸止過，不但不能用輕刑，即使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也不行。商鞅的重刑思想為實行嚴刑峻法創造了理論依據。秦始皇具體實踐了這一理論，並將商鞅的片麵性、絕對化的重刑理論推向了極端，結果導致秦王朝二世而亡。

2．“不法古、不循今”的社會發展觀

法家是在新興地主階級推翻奴隸製，建立和鞏固封建製的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個思想政治派別。因此，他們在哲學上首先麵臨的課題是如何看待曆史、如何看待古與今、如何對待社會變革等重大問題。法家主張，曆史上沒有永恒不變的製度，時代變了，製度也應該改變。法家既反對複古，又要改變現狀，那麼就得創新，隻有這樣，社會才能進步，才能發展，否則社會將停滯不前。

商鞅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曆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不應法古。商鞅把是否符合時代的要求和曆史的趨勢，作為反對循禮守舊、堅持變革的理論依據。

他說：“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商君書·畫策》）這是強調社會曆史的發展具有必然之理，據此來“為必治之政”“行必聽之令”，實際上是認為一切社會製度的建立和改革，是順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不法古、不循今”，就必須改革，改革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新舊製度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商鞅變法首先遇到的鬥爭是與甘龍、杜摯之爭。甘龍認為：聖人是不改變人民的禮俗來施行教化的，智者是不搞變法來治理國家的；按照人民的習慣來進行教化，不費工夫而功效明顯。依據成法來進行統治，官吏熟悉而人民安定。如今要變法，不按老規矩辦，換一套辦法約束人民，恐怕天下都要議論甚至笑話國君的。

商鞅則針鋒相對，認為常人安於守舊，學者為有限的知識所束縛，憑這兩條，都隻能當官守法，而難於超越於成法之外，再有較高明的見解。夏、商、周三代，禮製不同，但都可以為王；春秋五霸，做法不同，但都稱了霸。所以智者製定了法度，而愚者為法所製，跟拘泥於禮製的人是不好談大事的，和為法所束縛的人是講不通變革的。

杜摯又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即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變更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換器具。商鞅則反擊道：前世的教化並不一樣，我們效法誰呢？古時帝王的做法也不是因襲的，我們又以誰的禮法為準呢？商鞅在變法過程中也遇到重重阻力和反對，尤其是和王公貴族的鬥爭幾乎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貴族們為了破壞變法，竟煽動成千人到京城鬧事，並唆使太子犯法。商鞅不顧冒犯太子，竟果斷地對太子的兩個老師分別處以“劓”“黥”刑，同時嚴厲地鎮壓了破壞變法的頑固勢力，把那些“亂化之民”盡遷邊地，從而保證了新法的貫徹執行。最終商鞅變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取得了勝利，但他因變法而得罪了眾多的王公貴族，成了這場鬥爭的殉葬品。

商鞅因變法而死，但“秦法未敗”，變法為秦始皇的統一事業奠定了基礎。商鞅不僅是先秦變法卓有成效的政治家，而且是法家思想體係形成的重要奠基者。他以重法著稱，自成一派。輯錄、記述商鞅思想的《商君書》從秦末一直流傳至今。

慎到的生平及思想

慎到（約公元前395—前315年）是趙國（今河北省邯鄲市）人，曾與田駢、接子、環淵等人同在赫赫有名的齊國稷下學宮講學，號稱“稷下先生”，他的學說見於其著作《慎子》。《慎子》一書，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介紹說有“十二論”。班固的《漢書·藝文誌》說有四十二篇。慎子的著作今存七篇，為清道光年間金山錢熙祚所整理。

慎到的思想發端於道家黃老學派，莊子在其《天下》篇中講到“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抓住了慎到思想的出發點。

受慎到思想影響較大的是申不害與韓非。申不害講究勢，受到慎到的啟發。韓非維護和發展了慎到的“勢治”學說，提出了“抱法處勢”的理論。在韓非子的著作中，特辟了《難勢》一篇，對慎到的勢治學說進行辯難。

慎到主張治理國家必須實行“法治”，而實行“法治”就得尊法、尚法。作為法家的主要理論家，其“勢治”理論，備受人們關注。他認為君主持國的奧秘不在別的，而在於“勢”。“勢”是由法權構成的，一有權，二有法。君主擁有了權和法，也就擁有了“勢”。他把君主與權勢比喻為飛龍和雲霧，飛龍有了雲霧才能高飛，君主有了權勢，即使像桀那樣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無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能，也無法管理百姓。君主沒有權勢，法律就不能得以推行，推行法令隻能靠“勢”，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對儒家的“德治”。他還主張，國君不做具體工作，具體工作在“事斷於法”的前提下應按其所能讓臣下去做，以充分調動臣下的積極性。

慎到的尚勢思想，不但為推行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法治”提供了理論根據，而且對法理學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曆代統治者都知道“勢”的重要性——嚴格的等級製度，巍峨的宮殿，高置的龍座，威嚴的儀仗，動輒讓三公九卿下跪的聖旨，無不是“勢”的具體化。

慎到有較成熟的法治理論。他說：“法製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製中必由禮。”（《慎子·威德》）“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藝文類聚》）

慎到的法治思想，既要順應自然，又強調法的作用，反映了時代的需要。

慎到主要側重於思想理論方麵的闡發，因此在法理學方麵有突出的建樹，對於法家思想體係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慎到認為法是“至公”的準則。“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他把“法”看作規範一切人的行為的最公平的製度。

其次，慎到指出，“法”的最大作用和目的就在於“立公棄私”，從而把公與私、國與家、法令與個人愛好明確地區分開來。他說：“法製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而棄私也。”

再次，慎到提出了“立公棄私”的具體方法，即“事斷於法”和以法“定分”。

所謂“事斷於法”，即嚴格按照法令規定辦事。所謂以法“定分”，就是確定各種職責、行為和權利、義務的界限。

慎到主張“法治”，又很重視權勢和君主的作用。在權勢、君主、策略手段等因素中，他把權勢放在首位，認為權勢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

慎到認為，從事政治和推行“法治”的關鍵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優劣，而取決於君主權勢的大小，因而對於權勢的重要性和權勢的運用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總之，慎到的尊君、貴勢和尚法都有其獨到之處。尊君在於強調集中權力，又反對專製；貴勢在於推行“法治”，卻並非權力至上；尚法在於“立公”，堅決反對“行私”。這種立法為“公”、以勢行法的觀點成為了法家“法治”學說的思想基礎。

申不害的生平及思想

申不害（約公元前385—前337），亦稱申子，鄭國京（今河南省新鄭市）人。戰國時期韓國著名的思想家，曾在韓昭侯時任相15年。為政期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曾使韓國一度“國治兵強”。作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以“術”著稱於世。

申不害的學術思想，明顯地受到道家的影響，他的哲學思想與慎到有極相似之處，他們都遵循老子的大統一哲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認為，自然運行是有規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認為宇宙間的本質是“靜”，其運動規律是“常”。他要求對待一切事情應以“靜”為原則，以“因”為方法。“因”指“因循”“隨順”，“貴因”指“隨事而定之”，“貴靜”的表現就是“無為”。

申不害把這些原則用於人事，構成他的社會哲學思想。“無為”主張的淵源即《老子》的“絕聖棄智”，申不害的“無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個人作為的“無為”，以便聽取臣下的意見。但是，申不害僅僅把這種“靜因無為”的哲學思想用於“權術”之中。為了完善這種方法，他進一步發揮《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絕不是指君主無所作為，隻是君主決策前的一種姿態。在關鍵時刻，申不害要求君主決斷一切，獨攬一切。申不害的哲學思想，是君主哲學，也是政治哲學。這種哲學由道家的“天道無為”演化發展而來，是他的法家“權術”思想的基礎。

申不害主張“術”，但他所說的“術”是在執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來鞏固君主統治權的。因此，他並不是不講“法”與“勢”的。

關於君主的權勢，申不害認識得很清楚。在戰國諸侯爭霸的情形下，君主專製是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的政權形式，也是爭霸和自衛的最佳組織形式。他說：“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權力的表現，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勢”能。“權勢”是君主的本錢。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秤輕重。”為了說明“法”，他提出“正名責實”的理論。“正名”主張，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這個主張，是名分等級，不得錯亂。與孔子“正名”不同之處在於包括責任、分工的內涵。申子“正名”的意義在於確定了“主處其大，臣處其細”的大原則，而且把這個原則具體化，即把名分按實際情況規定下來，然後進行任命，聽取意見，檢查監督。

什麼是“術”？申不害沒有明確規定。“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對付大臣的。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對付大臣是由複雜的社會鬥爭所決定的。春秋戰國時，臣下弑君，釀成習氣。現實告訴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民眾或敵國，而是來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係要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認為，君主有了“勢”，定了“法”，其地位還不是穩固的，必須有兩麵之“術”，不然“勢”與“法”就會變得威嚴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達。如果以“術”來連通“勢”與“法”，就如虎添翼，無論動靜，都會使臣下懾服。他的“術”分兩類，一類是控製術，像前麵提到的“正名責實”，就是講規定職責，考校監督的。還有如君主以靜製動的，無為而治的，這些屬於領導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類是搞陰謀，耍手腕，弄權術。

玩弄權術，當然不是自申不害開始，但他是第一個在理論上係統研究者，這在官場的政治鬥爭中，很受曆代統治者的喜愛。但從本質上說，無補於穩固政權。因為既然有馭臣之術，必有欺君之方，爾虞我詐，你爭我鬥，加劇了政權的不穩定性。

申不害研究“術”，有正麵的領導控製方法，也有陰謀詭計，我們現在不去評述是否道德，但可以說，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啟迪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