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讜議

▽京官 ▽立朝謇愕 ▽轉移風化之本 ▽剴議切論 ▽儼然社稷之重臣 ▽盛德亮節

京官

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辛醜（日本天保十二年），曾國藩授國史館編修。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日本天保十四年）授四川正考官，赴任四川，不久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返京，授文淵閣校理，第二年甲辰（日本弘化元年）授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日本弘化二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日本弘化四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日本嘉永二年）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理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庚戌（日本嘉永三年）宣宗駕崩，文宗登極後，曾國藩署理工部左侍郎，不久署理兵部左侍郎。鹹豐元年辛亥（日本嘉永四年）署理刑部左侍郎。鹹豐二年壬子（日本嘉永五年）署理吏部左侍郎，未幾，任江西主考官。

立朝謇愕

《湘軍記》記中寫道：

國藩官京秩，以理學文章著，立朝謇愕，有大臣之言，中外想望。

據此可以想見當時曾國藩是怎樣的人物。

文宗即位之初，下詔求言，曾國藩陳述行政用人的意見。他在《應詔陳言疏》中寫道：

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並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且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接著，他論及人才萎靡的弊端：

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割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轉移風化之本

其次，曾國藩論及皇帝以身作則是轉移風化的根本：

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複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響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勖之以學，以痛懲模棱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勖之一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群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

再次，他又論及人才培養之道：

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

論及培養之道後，又論考察的方法：

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折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折，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群言並進，即浮偽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鑒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

剴議切論

曾國藩如此剴議切論，言辭鑿鑿，切中時弊。其後，文宗臨筵，召集儒臣，至於開逐日進講之例，都是因為嘉納了曾國藩的獻言。曾國藩同時又上疏論及君道，即《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其中寫道：

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皇上陳之。

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

這一段論及謹慎小事、疏忽大事的弊端。又寫道：

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情。

這一段論及決不應忽視廣西亂兆的原因，以及不拘泥於其細節，要從宏觀上解決困難的根本原因。其下又寫道：

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遊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

這一段論及為什麼不可忽視賞罰黜陟，以及不可不體察輿論的焦點。又寫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

儼然社稷之重臣

以上的讜議爭論，足以聳動朝野的耳目。論者以為：“明良一德，非公之孤忠不能陳此讜言，非聖主之優容不能納此藎言也。”由此可知，曾國藩當時規模悠遠，儼然有社稷重臣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