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曾國藩與時代

▽庚子雜感詩 ▽拿破侖霸業沒落後歐洲的局麵 ▽英國與海上權力 ▽大清國的隆盛期 ▽戶部剩餘金七千餘萬兩 ▽內憂之兆 ▽南京條約 ▽紀綱衰弛，國力疲憊 ▽群盜會匪思亂 ▽鹹豐帝 ▽簡練軍實的奏疏 ▽時勢的健兒

庚子雜感詩

碣石逶迤起陣雲，樓船羽檄日紛紛。螳螂竟欲當車轍，髖髀安能抗斧斤？但解終童陳策略，已聞王歙立功勳。如今旅夢應安穩，早絕夭驕蕩海氛。

以上是道光庚子那年曾國藩感慨時事寄予其友郭筠仙（郭嵩燾）的一首詩，因為曾國藩進入翰林之際，正是清朝衰亂之時，曾國藩慨然以憂國為自任，決非偶然。

拿破侖霸業沒落後歐洲的局麵

曾國藩出生於嘉慶辛未之歲，西曆1811年，當時拿破侖的霸業已達於頂峰。第二年有莫斯科戰役，法軍大敗，拿破侖皇帝的霸業俄頃落地。1814年，反拿破侖四國同盟（英俄普奧）成立，下一年瓜分歐洲的維也納會議召開，奧地利大臣梅特涅與沙皇亞曆山大一世控製的神聖同盟成立。

英國與海上權力

作為反動和平政策的結果，歐洲均勢的基礎得以建立，時間正值曾國藩出生；也是在這個時候，作為歐陸和平的結果，英國擴張海上權力的版圖，逐漸在東方占據雄飛的位置。

大清國的隆盛期

大清國的隆盛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達到巔峰，而衰亂的發端則是在嘉慶初年。聖祖（康熙帝）即位以後，足以平定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亂，於是以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等省為戰場，年收入中損失三分之一，一時開了以捐款換取官位等級的先例，三年間僅得二百萬兩銀子，由此可以想象當時國內的疲弊。

戶部剩餘金七千餘萬兩

然而，康熙帝其後綏服蒙古，親征準噶爾，康熙六十年，日本享保六年，西曆1731年，戶部的餘款達到八百萬兩，雍正年間積累至六千餘萬兩，由此可知其富強是與軍功武略分不開的。世宗（雍正帝）時，因前後兩征厄魯特，開銷了大半餘款。高宗（乾隆帝）初年，戶部餘款減至二千四百餘萬兩。而高宗在一代之間穩定四疆，征戰廓爾噶，平定大小金川，六巡江南，在乾隆四十一年，日本安永五年，西曆1776年，戶部餘款有七千餘萬兩。乾隆四十六年，日本天明元年，西曆1781年，戶部餘款有七千八百萬兩，該年可謂清朝的極治和極盛了。

內憂之兆

高宗在位六十年之久（自日本元文元年、西曆1736年起，至日本寬政七年、西曆1795年止），其版圖的擴展比雍正年間翻了一倍，近鄰諸國的賓服超過了康熙時代，而且文物製度燦然，呈現出中國曆史上幾乎未曾有過的美觀。然而盛極衰之始，乾隆末年紀綱漸弛，有湖南、貴州的紅苗之變，內憂前兆漸顯。到了仁宗（嘉慶）之時，白蓮教蔓延五省，前後九年，雖然逐漸加以平定，但軍費已耗費二億兩銀子。海寇蔡牽安盤踞南方，蹂躪兩廣閩浙之地，至嘉慶十五年方始平定。又，天理教李文成、林清之輩騷擾山東、直隸地方，陝西也有箱賊之警。民心乖離，已現大亂漸將發生之兆。

南京條約

仁宗崩，宣宗（道光帝）即位，有回民張格爾之亂，官軍大舉苦戰七年之久，得以漸漸平定。但舉朝醉生夢死，地方總督、巡撫也不得其人，粉飾太平，貪一日苟安，不留心國家的前途。而道光十六年以後，發生了處理鴉片的問題。道光十九年己亥，林則徐任欽差大臣，奔赴廣東，焚毀英商的鴉片，第二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日本天保十一年，西曆1840年），中英兩國的和平交往因此而破裂，所謂的鴉片戰爭爆發，清軍連戰連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日本天保十三年，西曆1842年）簽署南京條約，約定中國給英國割讓香港，並開放上海、廈門等港口，賠款六百萬兩白銀，作為鴉片賠償金。這段時間，正值曾國藩進士及第，步入翰林。

紀綱廢弛，國力疲憊

南京條約簽字批準的正式交換，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西曆1843年）在香港舉行，雖然暫時締結了和平局麵，但是紀綱衰弛、國力疲敝、兵備廢頹的真相，逐漸暴露出來。

群盜會匪思亂

漢族社會的士民不得誌於當世，不甘永遠雌伏於草莽，煽動群盜會匪，思亂之人接踵而起。到了道光末年，果然見到洪秀全的崛起。而北京政府上無英君明主，下無名宰賢相，文恬武嬉，毫無猛省之兆。

鹹豐帝

宣宗崩，文宗（鹹豐帝）立。曾國藩深憂國家的前途，屢次上疏，論及大計，提出振肅綱紀，舉賢才，修兵備。

簡練軍實的奏疏

例如，鹹豐元年辛亥（日本嘉永四年）的《簡練軍實疏》（亦名《議汰兵疏》。——譯注），可見其意見之一斑。這份奏疏首次指出：天下大患，在於國用不足，兵伍不精。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大抵無事則遊手恣雎，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

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恒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谘嗟太息，恨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

曾國藩進而論及乾隆十七年增兵一事是兵餉多寡的一大轉機，而裁汰兵員則是當務之急。

醫者之治瘡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量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恒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八十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借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勳，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為明效大驗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征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

曾國藩由此而論及裁軍之後軍隊的訓練方法，請皇帝親自舉行大閱兵：

若夫訓練之道，則全視乎皇上精神之所屬。臣考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蘆溝橋、玉泉山，天弧親禦，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陣之事，又不見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皇上於三年之後，行大閱之禮，明降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省營伍，勢難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為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為長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曾國藩的話說得痛快淋漓，足以攪破滿朝太平的昏夢。而文宗未能采納曾國藩的忠言，未能斷然革新政治，振整兵備，所以未能防止大亂將起的局麵。

時勢的健兒

曾國藩當年在述懷詩中寫道：

蜒雨蠻煙日日催，側身周望重低徊。海濱膏血深無極，帳下笙歌自莫哀。安得賈生時痛哭，可憐楊仆本庸才。投章欲問茫茫意，何處通天尚有台？

經國濟民之誌，慨世傷時之淚，寫在這五十六個字之中，可見曾國藩也是時勢的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