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聲第九次在樓下響起的時候,我沒再條件反射地蹲下抱頭。
客廳裏,全家正在給養妹唱生日歌。
媽媽給警察隨手指了指在廚房裏拖地的我:
“她又偷超市東西了,你們帶走教育一下。”
上次她說我砸了別人車窗,上上次說我半夜擾民。
跟了九趟的女警紅了眼,張開嘴想說什麼。
我搖搖頭,把拖把放回水桶,主動伸出雙手。
剛從人販子窩點被救回來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爸爸每天給我熬粥,媽媽幫我擦藥,養妹陪我曬太陽。
直到那天散步,一輛警車鳴笛駛過。
我當著全家人麵跪下來,雙手抱頭,額頭砸在地上。
在窩點,警笛聲意味著要轉移。
我會被塞進麻袋,隻要發出一丁點聲音,就會被虐打。
我的舌頭,就是在一次轉移中被硬生生拔掉的。
我哭著比劃手語解釋,媽媽卻蹙眉打斷我:
“你這種下意識的反應,說明你心裏陰暗,思想有問題。”
於是,有了這九次所謂的“脫敏教育”。
我走向警車,又回頭看了眼二樓暖黃的燈光。
口袋裏,還揣著醫院三天前剛下的病危通知書。
這十年缺失的親情,我終究是補不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