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確診我懷孕那天,失蹤八年的姐姐提著行李站在了家屬院外。
她穿著一件時髦的紅色風衣,哭著撲進周硯山懷裏。
而我站在不遠處,手裏還攥著那張沒有來得及給他看的診斷書。
八年前,周硯山執行任務負傷,右腿幾乎殘廢。
原本與他訂婚的姐姐不願照顧一個廢人,在領證前一天留下一封信,跟著文工團的人去了南方。
周家不能在這個時候退婚。
爸媽便逼著我穿上姐姐留下的紅裙子,代替她嫁給了周硯山。
那時候,我已經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也有一個說好畢業後就結婚的戀人。
可父親將通知書撕碎,跪在我麵前說:
“你姐姐不懂事,你不能眼睜睜看著整個薑家被人戳脊梁骨。”
我留了下來。
周硯山站不起來,我每天替他按摩雙腿;他自暴自棄砸碎藥碗,我跪在地上一片片撿起來;為了給他買進口藥,我白天在供銷社上班,晚上替人縫衣服。
八年後,他重新站了起來,也從一個前途盡毀的殘疾,成為最有前途的研究員。
他曾當著所有人的麵握住我的手,說這輩子絕不會辜負我。
姐姐回來後的第三天,他卻拿出了一份離婚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