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院確診我懷孕那天,失蹤八年的姐姐提著行李站在了家屬院外。
她穿著一件時髦的紅色風衣,哭著撲進周硯山懷裏。
而我站在不遠處,手裏還攥著那張沒有來得及給他看的診斷書。
八年前,周硯山執行任務負傷,右腿幾乎殘廢。
原本與他訂婚的姐姐不願照顧一個廢人,在領證前一天留下一封信,跟著文工團的人去了南方。
周家不能在這個時候退婚。
爸媽便逼著我穿上姐姐留下的紅裙子,代替她嫁給了周硯山。
那時候,我已經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也有一個說好畢業後就結婚的戀人。
可父親將通知書撕碎,跪在我麵前說:
“你姐姐不懂事,你不能眼睜睜看著整個薑家被人戳脊梁骨。”
我留了下來。
周硯山站不起來,我每天替他按摩雙腿;他自暴自棄砸碎藥碗,我跪在地上一片片撿起來;為了給他買進口藥,我白天在供銷社上班,晚上替人縫衣服。
八年後,他重新站了起來,也從一個前途盡毀的殘疾,成為最有前途的研究員。
他曾當著所有人的麵握住我的手,說這輩子絕不會辜負我。
姐姐回來後的第三天,他卻拿出了一份離婚申請。
“知夏,當初本來就是她要嫁給我。”
“這些年她一直被困在南方,不是不想回來。”
“我不能明知道她受了委屈,還袖手旁觀。”
他告訴我,離婚後會給我安排縣紡織廠的工作。
他說我曾經的未婚夫陳遠還沒有忘記我。
“你們當年感情那麼好,他不會介意你結過婚的。”
可他不知道,就在前一天,陳遠已經找過我。
他說他已經有了很相愛的妻子和即將出世的孩子。
他可以幫我找工作,隻希望我不要再出現在他的家人麵前。
父親也寫信過來,
“你姐姐好不容易回來,你就別回村裏給她添麻煩了。”
沒有人願意接納我。
他們忘了,我原本也有大學、有理想、有自己想走的人生。
離婚申請送來的那天,家屬院正好在征召西北工程的醫護人員。
項目為期十年,全程封閉,未經批準不能與外界聯係。
我沒有將孕檢單交給周硯山。
隻在申請表上,一筆一畫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
第二天清晨,我剛到衛生所,門衛老趙便追了上來。
“薑知夏,西北工程籌備處來電話,讓你九點前過去複審。”
我將值班工作交給同事,騎上那輛掉漆的自行車,迎著寒風趕往縣招待所。
複審辦公室設在二樓。
走廊裏坐著十幾個年輕人,最小的看上去才二十出頭,手裏都拿著醫學院或者護校的畢業證明。
輪到我時,負責審核的梁主任翻開檔案,眉頭很快皺了起來。
“薑知夏,三十二歲,隻有衛生員證,沒有正規醫學院學曆?”
“是。”
他合上檔案。
“這次工程條件特殊,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獨立處置傷情的醫護人員,不是隻會量體溫、發藥的衛生員。”
我從布包裏拿出三本厚厚的筆記,放在他麵前。
“這是我過去八年整理的外傷處理、藥物反應和康複護理記錄。”
“我在衛生所工作五年,處理過兩次煤氣中毒、一次大麵積燒傷,還有七次機器傷。”
“前年研究所鍋爐爆炸,是我先替傷員止血固定,再送去縣醫院。”
梁主任抬起頭,重新打量我。
他讓人把我帶進隔壁房間。
房間中央躺著一個假人,旁邊散落著紗布、夾板和急救藥箱。
“假設傷員右腿開放性骨折,並伴有大量出血。”
“你隻有十分鐘。”
這八年裏,我見過周硯山的腿傷發作無數次。
最嚴重的時候,他整條右腿腫得發紫,連醫生都說保不住了。
我學著辨認脈搏,清理創麵,固定傷肢。
後來進了衛生所,我又借來醫書,一頁一頁地抄,一遍一遍地練。
十分鐘後,我放下最後一截繃帶。
梁主任走過來,檢查固定位置,又問了幾個用藥問題。
我一一答完。
他沉默片刻,在審核表上蓋下印章。
“技術上算你通過。”
“但政審、體檢和原單位調檔,五天內必須辦完。”
“工程地處高寒荒漠,最低服務期十年。”
“進入封閉區後,通信、探親都要服從統一安排。”
“你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我拿起筆,在確認書最下方簽下名字。
“我不退出。”
從招待所出來時,天已經暗了。
我推開家門,周硯山正坐在桌邊等我。
他將一張表格推到我麵前。
“紡織廠那邊已經說好了。”
“你識字,也會做賬,先去倉庫當統計員,正式工名額下來後再給你轉正。”
“宿舍是四人間,條件不算好,但足夠住。”
他頓了頓,語氣溫和下來。
“知夏,我能替你做的,隻有這些了。”
我低頭看著那張招工登記表。
崗位、宿舍、工資,他都替我問得清清楚楚。
仿佛隻要我在姓名一欄簽字,我們之間的八年就能體麵結束。
“好。”
我把表格收進布包。
周硯山明顯鬆了一口氣。
當天夜裏,他去了姐姐暫住的招待所。
我獨自坐在燈下,填完了政審表、調檔函和保密承諾書。
兩張表格並排放在桌上。
西北工程的確認書上,落著我的名字。
紡織廠登記表的姓名欄,卻始終空著。
第二天一早,衛生所收到了項目體檢通知。
我翻到最後一頁,看見了一行加粗的小字。
已婚女同誌如處於妊娠期,不得進入本批次工程隊。
我下意識按住口袋。
裏麵裝著那張被我折了無數次的孕檢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