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為,媽媽比任何人都明白,一顆糖真能救我的命。
八歲那年我第一次低血糖休克,她光著腳抱我衝進急診,此後我的每個口袋都有她塞的糖。
可自從我因吃藥胖了三十斤,而她成了我的班主任後,一切都變了。
她認定我的病早好了,頭暈隻是我饞嘴逃課的借口。
公開課那天,為讓我“做榜樣”,她收走三明治,隻準我吃青菜。
下午我的手抖得寫不成字,班長葉寧隨口抱怨了一句沒吃午飯。
媽媽立刻拆開我的應急巧克力,溫柔地遞給她。
我眼前發黑,拽著她的衣角求她留一塊。
她卻嫌惡地甩開我:“在學校要叫我老師,別讓人覺得我偏心你。你這麼胖,少吃一頓能餓死?”
我說嘴唇已經麻了,她卻讓我去後排站著,免得影響公開課。
葉寧想還我半塊,也被她攔下:“她就是想讓我當眾心軟。”
幾分鐘後,我貼著牆滑了下去。
意識模糊時,我聽到她喊:“她就是裝的,你們不要被她騙了。”
可這一次,我已經不需要她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