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說家裏破產那年,我剛收到京大的錄取通知書。
媽媽紅著眼求我:“家裏隻供得起一個,妹妹還小。”
我把通知書壓進箱底,進了電子廠,每個月往家裏寄四千。妹妹想學鋼琴,我又多接了一份夜班。
第三年冬天,我咳出了血,卻先打電話問妹妹的學費夠不夠。
電話那頭很吵鬧,媽媽匆匆說:“夠,你再堅持堅持。”
掛了電話,我才去診所。醫生說是重症肺炎,要先交兩千押金。
可這個月的工資剛寄回家,我兜裏隻剩八十三塊。
回到出租屋,偏偏又欠費停了電。
零下九度,我裹著三件廠服,咳了一夜的血。
天快亮時,我打給妹妹,她隻說了句“又要錢?”就掛了。
死後我才知道,那通電話裏的熱鬧,是我家公司的上市慶功宴。
所謂破產,隻是爸媽設計的一場“孝心測試”。妹妹早就知道,拿我的血汗錢買名牌包。
月初,四千塊照常到賬,是我早就設好的自動轉賬。
爸爸在家族群裏笑:“老大還是這麼準時。”
沒人知道,我已經在那張冰冷的床上躺了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