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確診胰腺癌的第二天,班裏轉來一個姓周的小姑娘。
她把入學登記表推到我麵前,指著父親那一欄,很驕傲地告訴我:
“我爸爸叫周敘川,他特別厲害。”
筆尖在紙上洇開一小團墨。
我的心被刺痛了一瞬。
八年前,周敘川連母親的手術費都拿不出來。
我陪他住過地下室,替他吃過一個月的泡麵,也在他最需要我的那天,嫌他窮離開了他。
下午的家長見麵會,周敘川牽著妻子走進教室。
西裝、腕表、無名指上的婚戒,一樣不缺。
他看見我,隻停頓了一瞬。
“林老師,好久不見。”
他的妻子挽住他,笑得溫柔。
“敘川,她就是你說過的那個前女友嗎?”
我低頭整理學生資料,沒有解釋。
放學後,小姑娘卻躲開父母,偷偷跑回來抱住我。
她問:“林老師,你下學期還教我嗎?”
我看著桌下那張隻剩十四天的住院通知,摸了摸她的頭。
“老師隻帶完這一屆。”
門外,周敘川聽見了。
他以為我說的是辭職。
所以他冷冷地告訴我:
“最好說到做到,別再接近我女兒。”
我點頭。
這一次,我一定不會失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