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訓第一天,我和養妹周敏同時遞交了病假條。
身為總教官的親哥,隻看了一眼我“重度紫外線過敏”的診斷,便當眾撕得粉碎。
“你是我親妹妹,我更不能給你開後門。”
“否則別人還以為,我們家的孩子天生高人一等。”
轉過身,周敏捂著肚子說生理期不舒服。
他卻立刻倒了杯紅糖水,親自把她送到樹蔭下休息。
“敏敏從小身體弱,萬一出事怎麼辦?”
四十度高溫,我被單獨罰站在無遮擋的升旗台上。
紅疹迅速連成水泡,皮膚一片片破裂,連呼吸都開始困難。
我跪下來,死死拽住他的褲腳:
“哥,我真的撐不住了,救救我......”
“藥,我的藥在背包裏......”
他嫌惡地甩開我,當著上千名學生舉起喊話器:
“裝暈是吧?”
“誰敢扶她,陪她一起站!”
於是,沒人再敢靠近。
可他忘了。
小時候我第一次過敏休克,是他背著我跑了五公裏去醫院。
醫生反複叮囑,我不能長時間暴曬,一旦呼吸困難,必須立刻用藥。
意識逐漸模糊,我看著被他踢到升旗台下的背包。
救命藥就在那裏。
可我知道,已經沒有人敢替我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