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自駕出發前,租車公司臨時把九座車換成了七座。
爸爸嫌補差價太貴,沒肯換車。
媽媽坐副駕駛,哥哥和妹妹一人占著一張航空座椅,最後一排堆著妹妹的行李和哥哥新買的航拍設備。
輪到我上車,爸爸從後備廂搬出一張木凳,卡在過道裏。
“你瘦,坐這兒不占地方。”
木凳沒有靠背,更沒有安全帶。
我望著最後一排,小聲問: “能不能把行李放進後備廂?我也想坐座位。”
媽媽立刻皺眉。
“你妹帶的裙子不能壓,航拍機好幾萬,磕壞了你賠?”
我沒再說什麼,隻是不想掃大家的興。
車上高速後,木凳被急刹帶翻,我額頭磕上扶手,血順著眉骨往下淌。
爸爸隨手遞來一包紙巾,掃視了眼傷口,滿是對座椅的擔憂。
“先按著,到了服務區再處理。租來的車,別把座椅弄臟。”
妹妹剛說了一句暈車,爸爸卻立刻打開雙閃,靠邊停車。
媽媽喂水,哥哥遞藥,所有人圍著她問冷不冷、難不難受。
而我的傷口,隻配用一張紙巾捂著,等到他們方便的時候再過問。
手機亮起,是輔導員在學生群裏最後一次確認挪威的交換生名額。
媽媽在前排催我看導航。
我放下沾滿血的紙巾,在屏幕上按下確定。
這一次,我決定一個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