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工傷案開庭那天,我陪他在法院門口等了顧淮整整兩個小時。
他穿著一身借來的舊西裝,懷裏抱著厚厚一摞病曆、工資條和工友證言。
那是他為了討回被拖欠的賠償,攢了半年才攢齊的證據。
開庭前十分鐘,顧淮的電話終於打通了。
我還沒開口,就聽見他不耐煩地說:
“許棠,我今天去不了。”
“予寧弟弟酒駕的案子臨時開庭,他要是留下案底,一輩子就毀了。”
我握著手機,渾身發冷:
“那我爸呢?”
“他從十幾米高的腳手架上摔下來,腰裏打了六顆鋼釘,老板拖了他八個月賠償。”
“你答應過,會幫他討回公道。”
電話那頭沉默一瞬,隨後傳來顧淮輕描淡寫的聲音:
“你爸那點賠償才幾個錢?”
“予寧弟弟的人生,能和這點錢比嗎?”
法院的門在這時打開。
對方律師帶著工地老板走出來,看著我爸懷裏那堆亂糟糟的材料,笑了一聲:
“老人家,律師都不來,你還告什麼?”
父親臉色白了白,抱緊材料,低聲說:
“我女婿會來的。”
“他是大律師,他答應過我的。”
我看著他彎下去的背,忽然不想再等了。
這場官司,我自己打。
這段婚姻,我也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