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尿毒症後,我成了家裏最大的包袱。
為了給我湊透析費,爸爸去工地扛水泥,累出了腰椎間盤突出。
媽媽去給人家當保姆,因為偷拿雇主的剩飯被趕了出來。
正在讀高三的哥哥,更是要把唯一的保送名額賣給富二代,隻為換一筆手術費。
全家人為了我,卑微到了塵埃裏,受盡了白眼。
後來配型結果出來,哥哥的腎源和我完美匹配,他立刻就要簽捐贈協議,被爸媽死命攔住:
“你瘋了!你是家裏的頂梁柱,少了個腎以後怎麼娶媳婦?”
“你妹妹的命是命,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嗎?”
“這協議絕對不能簽!除非我和你媽死在這裏!”
哥哥跪在地上磕頭求情,額頭都磕出了血,爸媽就是不鬆口。
那天夜裏,我偷偷潛入醫生辦公室,在拒絕接受捐贈書上按了手印。
做完這一切,我如釋重負,推著輪椅想去病房告訴爸媽別擔心。
卻在走廊拐角,聽見爸媽壓低聲音的爭吵:
醫生說活體移植影響壽命,為了這個拖油瓶廢了咱兒子值得嗎?”
“那咋辦?再養著也是浪費糧食。”
“停了她的藥,讓她自然死,剩下的錢剛好給兒子買房。”
我按在輪椅上的手青筋暴起。
默默調轉方向去了護士站,偷拿了一管高濃度的氯化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