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老屋收拾東西,是當天後半夜。
周大勇在城裏混了十八年,我一個人守著這三間瓦房,院裏一棵棗樹,灶房一口大鍋。
我從炕頭的樟木箱最底下,翻出個藍布包。
包裏是一件洗得發白的男式棉襖,半張卷了邊的黑白照片,還有一張皺得不成樣子的紙條。
紙條上一行鋼筆字,洇了水,字還認得出:趙德厚,原籍趙樓,恩必還。
照片是九二年臘月在縣汽車站門口的照相館拍的,我抱著七歲的大勇,旁邊站著個瘦高男人,懷裏摟著個燒得臉通紅的娃。
那一年臘月,雪下得能沒過膝蓋。
我在汽車站門口開早點鋪,賣糖糕、油條、胡辣湯。後半夜三點開門,門一響,雪地裏跪著個人。
就是趙德厚。
我右手虎口這塊疤,也是那幾年炸糖糕濺的油,燙出個三角印子,跟了我一輩子,搓都搓不掉。
他帶著九歲的趙念恩出來給娃看病,錢叫人在火車上偷了,娃燒得說胡話,女人咳得直不起腰,一家三口在車站蹲了三天。
我把人讓進來,一鍋熱湯先灌下去,又背著娃趟著雪去衛生院,墊了三百塊住院費。
三百塊啊,那是我攢著給大勇交學費、開春進貨的全部本錢。
臨走我又灌了二十斤白麵,把大勇他爹一件壓箱底的舊棉襖給娃裹上,臨了,把我娘給我的一對銀鐲子塞進他手裏。
「當了,給娃抓藥。」
他當時就給我磕頭,雪地裏磕出兩個坑。
他媳婦病重,到底沒救回來。趙德厚抱著娃回了老家,這張紙條,是他托人寫了留在鋪子裏的。
後來鋪子關了,紙條我收了三十二年,一次沒拿去攀過誰。
我幫人,是我自己願意,不是放貸。
我把紙條和照片重新包好,貼身揣上,又從櫃裏摸出個手絹包,打開,是一張銀行存單,八萬六。
這些年我賣鹹菜、幫廚、給人看孩子、趕集炸糖糕,一分一分攢的。
張桂琴當我是個沒收入、靠兒子養的老廢物。
逢年過節周大勇問我手裏緊不緊,我隻說夠吃夠穿。底不能亮給她,這個兒媳,我防了十六年。
她不知道,我這老婆子腰杆硬著呢。
天沒亮,大勇的車在門口按喇叭。
我鎖門,上車。張桂琴坐在副駕,從後視鏡裏瞅我,撇著嘴:「媽,你那破包袱就別帶了,城裏什麼沒有。」
我說:「帶著踏實。」
車開出周家莊,上了公路,天一點點亮起來。
公路兩邊的大廣告牌,一塊一塊往後退。
快到縣城的時候,我看見最大的那塊廣告牌,紅底金字,寫著:金福樓大酒樓,德厚集團旗下,恭賀周明、蘇曉新婚之喜。
廣告牌上還有一行小字:德厚集團董事長趙德厚先生,親臨道賀。
張桂琴也看見了,立馬精神了,用指甲點著廣告牌跟周大勇顯擺:「看見沒!趙德厚!我托了多少人才請來的!你媳婦我在金福樓,那也是有頭有臉的!」
周大勇賠著笑,一個勁點頭。
我坐在後座,瞅著那行字,把手按在懷裏的藍布包上。
藍布包裏,那張紙條硌著我的胸口。
趙德厚,敢情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