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硯,你三舅下周過生日,你隨個份子。”
周六早上,爸爸坐在客廳沙發上,頭都沒轉。
我正在房間裏整理簽證材料,聽到這話走出來。
“多少?”
“一千。你三舅對你一直不錯的。”
三舅對我不錯。
這個“不錯”的內容是:
每年過年見麵時拍拍我的肩膀說一句“這孩子老實”,然後把紅包和零食全塞給弟弟和妹妹,因為“小的嘴饞”。
去年春節,三舅拉著弟弟的手在親戚堆裏轉了一圈,逢人就誇“這是我外甥,多精神”。
我坐在角落裏剝瓜子,三舅的兒子湊過來小聲問我:
“你也是周家的?我怎麼沒見過你。”
“一千有點多,我這個月......”
“你一個月工資不少吧?公司待遇那麼好,拿一千出來怎麼了?”
爸爸終於轉過頭,表情是那種“你又要討價還價”的不耐煩。
“小祈剛實習沒收入,小念還在讀書,這錢隻能你出。”
弟弟和妹妹的份子也要我出。
去年媽那邊大姑過壽,一千五,我出的。
前年爸這邊表哥結婚,兩千,我出的。
每一次都是“你工作了你出”。
從來沒人算過這些錢加起來是多少。
“行,我轉給誰?”
“轉你三舅微信就行,記得備注,就寫‘周家’,別寫你自己名字,人家搞不清你是誰。”
寫“周家”。
不寫周硯。
因為在親戚的認知地圖裏,周家等於爸媽加弟弟妹妹。
我是一個需要被解釋的注腳。
轉完賬,銀行卡餘額又少了一截。
簽證還沒辦,機票還沒買。
回到房間繼續整理材料,弟弟推門進來了。
“哥,你能幫我拍幾張照片嗎?我要發工作群的自我介紹。”
他換了三套衣服,在客廳的白牆前擺了七八個姿勢。
我拿著手機幫他拍了四十多張。
“這張好看,你幫我修一下?光線有點暗。”
我接過手機調了調。
他在旁邊看著,忽然說:“哥你修圖真厲害,比那些修圖軟件自然多了。”
“你應該去做攝影師或者修圖師,肯定很賺錢。”
我在這家公司做的就是視覺設計。
他不知道。
因為沒人問過我具體做什麼工作。
爸爸隻知道我“在公司上班”,媽媽隻知道我“工資還行”,妹妹以為我是“打雜的”,弟弟以為我是“做幻燈片的”。
四年了,沒有一個人搞清楚過。
“修好了,你看看。”
他接過手機,滿意地笑了。
“哥你最好了。”
這句話讓我手指一頓。
他是真心的。
在這個家裏,他是唯一偶爾會說“謝謝”和“你最好了”的人。
但這種好是廉價的,因為它的前提永遠是我在為他服務。
如果有一天我不幫他拍照、不幫他改簡曆、不幫他修圖,他還會覺得我“最好”嗎?
下午,三舅打來電話,爸爸接的,開了免提。
“姐夫,收到周家的份子了,一千是吧?你們太客氣了。”
“應該的,一家人嘛。”
三舅在電話裏笑:“對了,小祈現在在遊戲公司上班啦?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小夥子出息了。”
“是呢,實習呢,正在學。”
“你們家小祈和小念都是好的,一個比一個有出息。”
電話裏沒有人提到我。
一千塊份子是我出的,但好話落在了弟弟和妹妹頭上。
我坐在自己房間裏聽著免提聲音傳進來,把護照放進了背包最裏層的暗袋。
晚上媽回來了,帶了一箱橘子。
“同事果園裏摘的,甜得很。”
妹妹撲過去拆箱,挑了最大的幾個。
弟弟也拿了兩個,坐在沙發上一邊剝一邊看手機。
爸爸拿了一個遞給媽。
我走過去想拿,爸爸說了一句:“留著點,明天你三舅來家裏坐坐,得拿出來招待。”
一箱橘子,四個人各拿了,到我這就要“留著”。
妹妹已經把第三個橘子塞嘴裏了,汁水順著下巴流。
“好。”
我說完轉身回房間。
背後妹妹嘟囔了一句:“大哥也太小氣了,不就一個橘子嘛,至於擺臉色?”
爸爸沒反駁,等於默認了。
我沒擺臉色。
我隻是說了一個“好”。
但在他們的坐標係裏,我隻要不笑著說“沒關係”,就是在擺臉色。
我的情緒是不被允許的。
開心可以,但必須是為他們開心。
難過不行,因為那意味著“不懂事”“不大度”“不合群”。
關上房門後我開始收拾行李。
衣服隻帶了能塞進登機箱的量。
護照、身份證、工作合同打印件,裝進文件袋。
銀行卡裏的錢剛夠機票加上到了之後第一個月的周轉。
給三舅的一千塊如果不出,會寬裕得多。
但那筆錢回不來了,就像我在這個家裏付出的所有東西一樣。
書架上有一排我大學時買的設計類書籍,太重了帶不走。
角落裏有一盆我養了兩年的綠蘿,長得很好,藤蔓垂到了地上。
沒人會幫我澆水的。
它會死。
但我已經管不了了。
手機震了一下,是林哥:
“周一北京的酒店我幫你訂了,簽證中心九點開門,材料記得帶齊。”
我回了一個“好”。
客廳裏,弟弟在打遊戲,妹妹在旁邊看。
爸媽坐在旁邊一邊喝茶一邊聊天。
很溫馨的畫麵,像廣告片。
四個人的廣告片,不需要畫外的第五個人。
我拉好行李箱的拉鏈,推到衣櫃深處。
周一飛北京,周五回來,下周出發去奧斯陸。
一步一步,不急,也不能急。
急了會露餡。
露了餡,他們不會挽留我,但會憤怒。
會說我自私,說我不管家裏,說養了二十六年白養了。
我不想聽這些話。
不是怕,是沒有力氣再接一次了。
安安靜靜地走,像從來沒有來過。
這是我能給自己的,最後的體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