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七還沒到。
沈家客廳的靈堂剛搭了一半,
花圈靠在牆角沒拆封,
遺像還壓在打印店沒去取。
但“分家會”已經開始了。
我坐在老宅對麵的茶樓二層靠窗的位子,
周律師的平板架在茶杯旁邊,
畫麵是沈家客廳的實時監控。
收音筆是周律師提前放進去的,
藏在電視櫃的花瓶後麵,
比我在那個家住了二十八年都待得穩當。
畫麵裏,我媽劉慧蘭坐在沙發正中間。
頭發盤起來了,穿了件黑色開衫,
但指甲是新做的,酒紅色,亮晶晶的。
我死了三天,她做了個指甲。
門被推開。
二姑進來了。
她一進門就開始哭,
帕子捂著臉,肩膀一抽一抽的,
哭得很大聲,但眼睛是幹的。
我看得很清楚。
平板的畫質不錯。
“慧蘭啊,知夏這孩子走得太突然了,
我這兩天覺都沒睡好......”
二姑哭著坐下來,帕子一放,
開口的第一句正事——
“曼曼啊,你姐那房本帶來了沒?
過戶這種事要趁熱,
拖久了手續麻煩。”
我端著茶杯的手沒動。
茶涼了。我沒喝。
畫麵裏沈曼曼從臥室出來,
手上戴著一隻金鐲子。
我的金鐲子。
外婆去世那年留給我的,
我一直鎖在梳妝台第二個抽屜裏,
鑰匙藏在衣櫃隔板的襪子下麵。
她翻了我的櫃子。
沈曼曼對著客廳的穿衣鏡左轉右轉,
手腕晃了兩下,
金鐲子在燈光下閃了一閃。
“姐的東西嘛,”她笑著說,
聲音甜甜的,
“我替她收著,也算她還在這個家。”
周律師看了我一眼。
我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
畫麵裏我媽掏出手機,
點開一個截圖,遞給二姑看。
“這是知夏的銀行存款,
攢了八年,零頭我沒算,
整數三十一萬。”
她指著屏幕,語氣像在報菜單,
“反正人都走了,
這筆錢轉曼曼婚房首付,正好夠。”
三十一萬。
我加了八年的班,
吃了八年的公司食堂,
沒旅過遊,沒買過超過三百塊的衣服,
連生日都是一碗陽春麵對付的。
三十一萬。
她說轉就轉了。
二姑接過手機看了一眼,點點頭。
“那房子呢?知夏名下那套小兩居,
市價現在多少?”
“中介說能掛一百八。”我媽說。
“那就掛。”二姑把手機還回去,
“房本的事我去問,
死亡證明辦了吧?”
“辦了。”
我聽見自己的牙齒咬了一下。
不重,但周律師聽見了。
他沒說話,隻是把平板的音量調大了一格。
畫麵切到客廳角落。
我爸沈建國坐在飯桌邊上,
麵前擺著一杯茶,
茶都涼透了他也沒端起來過。
從頭到尾,他隻說了兩個字。
“都行。”
都行。
他女兒死了。
老婆要過戶她的房子,都行。
妹妹要轉走她的存款,都行。
二姑要拿走她的房本,都行。
二十八年了,這兩個字概括了他所有的立場。
“沈小姐。”周律師忽然開口。
我抬頭。
他把平板往左偏了一點,放大了畫麵的右下角。
沈家大門外。
有個人。
男人,很高,撐了一把黑傘。
雨不大,傘壓得很低,看不清臉。
但西裝袖口露出來的手表我認得。
百達翡麗,鋼帶藍盤,限量款。
陸之衍。
沈曼曼的未婚夫。
五年前在大學圖書館,
他低血糖暈倒在書架之間的過道裏,
是我掐了他人中叫了急救。
後來他托人帶了一束花到我宿舍樓下,
卡片上寫著四個字:“欠你一次。”
再後來,他和沈曼曼訂了婚。
我沒問過為什麼。
也沒資格問。
畫麵裏他站在門外很久,沒進去。
雨水順著傘骨滴下來,褲腳濕了一截。
但他就那麼站著,
像在聽什麼,又像在等什麼。
周律師關掉了平板。
茶樓安靜下來。
樓下有人在用方言吵架,很遠,聽不清詞。
他從公文包裏抽出一份文件。
“上午你家人委托了一個中介,
擬了一份房產買賣合同草案。”
他把文件翻到最後一頁,
手指點了點最下麵那行。
簽字欄,買方空著。
賣方的名字已經印好了。
沈知夏。
三個字。
不是手寫,是打印的。
字體是宋體小四號。
旁邊還貼心地畫了一條簽字線。
“公證處那邊他們也打過電話了,”
周律師把文件合上,
“問的是死亡證明能不能代替本人簽字。
公證處說不行。”
他停了一下。
“所以他們換了個思路。”
我看著他。
“他們打算對外宣布你‘重傷失憶’,
等你‘醒’過來,
以神誌不清的名義讓你按手印。
材料都準備好了——
醫院的診斷證明,
社區的代辦委托書,
連你的身份證複印件都翻出來了。”
周律師把文件放回包裏,拉鏈拉上。
“他們連你複活要補的材料,
都替你準備好了——
就等你親口認下‘失憶’。”
雨還在下。
我靠著椅背,看著對麵那棟灰撲撲的老房子。
我在那裏住了十八年。
陽台上還晾著我上周洗的一件白襯衫,
沒人收。
雨水把它打濕了,
貼在晾衣繩上,滴滴答答的,
像一麵投降的旗。
我把茶杯放下。
涼茶在杯底晃了一下,沒溢出來。
“周律師。”
“在。”
“我外婆留的那份協議,啟動需要多久?”
他看了看表。
“已經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