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聯係律師的事,還是被賀硯深發現了。
住院第二天,他替我拿手機時,屏幕上跳出離婚財產清單的預覽。
他沒發脾氣,隻把手機放回床頭,坐在旁邊沉默了很久。
“晨月,你是不是還沒從東京緩過來?”
我說我很清醒。
他握住我的手,聲音比平時更輕。
“你在警報裏被困了二十三分鐘,會害怕、會恨我都正常,可離婚不是治療創傷的辦法。”
下午,賀母帶著心理醫生來到病房。
她當著我的麵取消了我第二天的心理評估,說賀家有自己的醫療團隊,不需要我去外麵見來路不明的人。
被取消的其實不是心理評估,而是律師替我約好的婚姻谘詢取證。
賀母不知道,隻覺得自己替我省了麻煩。
“女人懷孕時最容易鑽牛角尖,硯深為你把家都拆了一遍,你還要他怎麼樣?”
我沒爭辯。
當天晚上,我讓律師把所有通知改成加密郵件。
出院回家後,我發現護照和身份證都不在原來的抽屜裏。
賀硯深承認是他收起來的。
保險櫃就在衣帽間,我知道密碼,卻發現原來的六位數字已經被換掉。
他見我盯著鍵盤,還伸手揉了揉我的頭發。
“不是防著你,我隻是怕傭人弄丟重要東西。”
可這棟房子裏,隻有我的證件被鎖了進去。
“東京警方可能要補材料,我怕你看到消息又受刺激,證件先放保險櫃,需要時我陪你辦。”
“如果我要去醫院呢?”
“我陪你。”
“去見律師呢?”
他停了一下。
“等你情緒穩定,我們一起見。”
他說的每句話都像關心,合在一起卻是一把鎖。
我終於明白,他不覺得自己做錯了選擇。
他隻覺得我承受不了那個選擇的後果,所以需要被看管。
第二天,我開始認真配合複健。
我按時吃飯,按時量胎心,也不再提東京和離婚。
賀硯深以為我想通了,親自替我聯係康複中心,允許陪護每天下午帶我外出兩小時。
第一次複健,我去見了律師。
第二次,我補辦臨時身份證明,重新建立產科檔案。
第三次,我在手術知情書上簽下名字。
東京那名清潔工也通過酒店回了郵件。
她說警報響起後,酒店廣播明確要求行動不便者留在房內等待救援,但走廊搜救因係統故障漏掉了四十六層。
她還願意證明,發現我時,房間裏沒有輪椅,也沒有家屬。
我把郵件轉給律師,然後刪除記錄。
回家時,賀硯深正在測試新裝好的無障礙電梯。
他把我抱進去,像個終於彌補過錯的丈夫。
“後天上午,我陪你做十二周產檢。”
他笑著把預約信息給我看。
“這次我哪裏都不去。”
我也笑了一下。
可後天,已經是手術後的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