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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鎖房門，拉上所有窗簾。

手機裏的視頻隻有七分十三秒。

我卻遲遲不敢按下播放鍵。

弟弟從小不會說話。

為了和他交流，我十二歲時便跟著老師學過手語。

長大以後，我們見麵的時間越來越少，我隻記得常用的手勢。

可弟弟每次見到我，仍會故意把動作放得很慢。

他怕我看不懂。

也怕我覺得他麻煩。

我閉上眼，按下播放鍵。

昏暗的畫麵輕輕晃動起來。

幾秒鐘後，我看見了弟弟的臉。

他的嘴角破了，額頭也有血。

他不時回頭看向門外，像是在提防什麼人。

隨後，他抬起受傷的雙手，對著鏡頭比起手語。

視頻快結束時，他隔著鏡頭看著我。

那雙眼睛裏沒有怨恨。

隻有擔心。

原來直到被他們推進深淵的最後一刻，他想的仍然是保護我。

我一遍遍回放視頻。

眼淚滴在屏幕上，模糊了弟弟的臉。

他坐了三年牢。

受了三年欺負。

好不容易活著回來，卻發現最信任的哥哥也相信他是個禽獸。

我甚至在他伸手的那一刻，下意識把女兒抱開。

“小川。”

我抱緊手機，終於失聲痛哭。

“該說對不起的人是哥。”

哭到再也流不出眼淚後，我將視頻複製到三張存儲卡裏。

一張裝進銀行保險箱。

以防萬一，我還將一張卡寄給遠在外省的大學同學。

原手機則被我用防水袋包好，藏進弟弟骨灰盒底座的夾層。

做好這一切，我聯係了一名專門辦理刑事申訴的律師。

我沒有給她看視頻。

隻以假設的方式詢問，如果被告人生前留下了與筆錄內容不符的影像，能否推翻原案。

律師告訴我，單獨一段影像很難完成翻案。

尤其孫曉芸本身就是律師，也是案件中的被害人。

她完全可以質疑視頻被剪輯，或者主張弟弟為了脫罪故意撒謊。

想啟動再審，必須找到更多能夠互相印證的材料。

原始手語記錄、探視記錄、保外就醫文件以及當年的訊問時間，都可能成為突破口。

我剛走出律所，孫曉芸的電話便打了過來。

“你在哪裏？”

我心裏一緊。

“剛從外麵回來。”

“我提前回家了，怎麼沒看見你？”

我望著馬路對麵的玻璃櫥窗，強迫自己的聲音恢複平靜。

“以前的同事被人騙了，想報警又拿不準，托我替他問問律師。”

電話那邊安靜了兩秒。

孫曉芸很快笑了。

“家裏就有律師，何必舍近求遠？”

“讓他聯係我，我可以幫他。”

“好。”

回到家時，高誌鵬也在。

他正坐在沙發上陪安安拚積木。

見我進門，他自然地接過我的包。

“建明哥，什麼同事這麼神秘，連名字都不肯告訴孫律師？”

我心口微沉，臉上卻露出無奈。

“他怕事情傳出去，特意求我保密。”

“等他願意說，我第一個介紹曉芸幫他。”

高誌鵬笑著點頭。

“找我也行。”

“孫律師最近忙，我可以先替你問問。”

孫曉芸從書房出來，替我脫下外套。

“葬禮剛結束，別總替別人操心。”

“現在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和安安。”

我任由她靠進懷裏，低聲應了一句。

他們誰也沒有發現，我口袋裏握著一張新的案件材料調取申請。

當天深夜，申訴律師發來一條消息。

三年前的卷宗目錄顯示，那份關鍵的手語筆錄，曾經出現過兩個版本。

而最早的那一份，失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