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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沒收了我的名字。

管理員隻叫我二十七號。

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跑步。

跑慢了要加圈，摔倒了也不能停。

第一次訓練時，我的膝蓋還帶著葬禮上留下的傷。

跑到第四圈，傷口重新裂開，血浸透褲子。

我跪在地上，請管理員讓我休息一會兒。

他用藤條抽在我的小腿上。

“你妹妹從七樓掉下去的時候，比你疼多了。”

從那以後，妹妹成了他們懲罰我的理由。

吃飯慢了，他們說死人吃不了飯，我更沒資格挑。

晚上哭了，他們說妹妹連哭的機會都沒有。

隻要我說自己沒推人，就會被關進禁閉室。

裏麵沒有窗，隻有一盞永遠亮著的燈。

他們不讓我睡覺，輪流問我妹妹墜樓時的細節。

我困得睜不開眼時，他們就用冷水把我潑醒。

“承認吧。”

“承認了，你爸爸就會來接你。”

八歲的我信了。

第六次被關禁閉後，我終於按照他們教的內容寫下認錯書。

我寫，是我嫉妒妹妹，所以把她推下陽台。

寫完後，校長滿意地摸了摸我的頭。

“早這樣不就好了？”

我在會客室坐了一整天。

沒有等到爸爸。

管理員笑著告訴我，認錯是改造的第一步，並不代表家裏願意要我。

那天之後，我不再寫認錯書。

我每天給爸爸寫信。

第一封信裏，我說儲物室裏真的有人。

第二封信裏，我請哥哥幫我找那支錄音筆。

第三封信裏，我求媽媽來見我一麵。

後來，信的內容越來越短。

“爸爸，我發燒了。”

“媽媽，我會聽話。”

“哥哥，我不會搶你的東西。”

“你們什麼時候接我回家？”

信寄出去，從來沒有回音。

九歲那年冬天，我高燒不退，暈倒在操場上。

校醫給爸爸打電話，說我需要去醫院檢查。

爸爸問了一句。

“嚴重嗎？”

校醫說暫時不確定，最好由家屬接出去做全麵檢查。

電話裏傳來哥哥的聲音：“她最會裝可憐，上次不也說學校打她嗎？”

爸爸沉默很久。

最後，他說公司很忙，讓學校先觀察。

也是那一天，我第一次明白。

爸爸不是不知道我受苦。

他隻是覺得，我的痛不值得他跑一趟。

三個月後，一個包裹送到學校。

裏麵裝著我寄出去的所有信。

信封有些被拆開了，有些連封口都沒有動過。

最上麵是哥哥寫的一句話。

“別再拿夏夏惡心我們。”

我的信下麵，放著那支摔壞的錄音筆。

我抱著錄音筆蹲在牆角，哭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撬開床板，將它藏進最深處的夾層。

管理員巡查時，我趴在上麵，任由藤條落在背上，也沒有挪開。

我挨了十七下。

後背皮開肉綻，三天不能平躺。

可他們始終沒有找到。

那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證明自己沒有撒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