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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家的快遞盒、外賣單、藥盒、賬單、私人物品，全部經過她的手。

可沒有一個人覺得有問題。

所有人都說，她可憐。

幫一點是一點。

但我知道一件事。

可憐的人，不會半夜一點等在垃圾桶旁邊。

可憐的人，不會把鄰居的感冒藥盒子翻來覆去地看。

可憐的人，不會把整棟樓的隱私當廢品一樣撿回去。

這不是可憐。

是有事。

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開始分揀垃圾。

每天睡前，我要花十分鐘處理自己的生活垃圾。

外賣單——撕碎，泡水，揉成紙漿，再扔進馬桶衝掉。

快遞盒——麵單用吹風機加熱撕下來，收進臥室抽屜，光禿禿的紙盒單獨放一堆。

廚餘垃圾——所有能看出我吃了什麼的包裝袋，全部單獨封口，塞進背包，第二天帶去公司樓下扔。

我給張阿姨準備的垃圾袋裏，隻有真正的廢紙、洗幹淨的酸奶盒、撕掉標簽的空瓶子。

幹幹淨淨。

清清白白。

像一份被審查過的檔案。

我媽打電話來聽說這事，笑了半天：

“你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人家幫你丟個垃圾，你搞得跟特務接頭似的。”

我沒解釋。

她沒看見張阿姨那個眼神。

那幾天相安無事。

張阿姨每天照常出門、照常回家。

每天都會順便幫我丟垃圾，還經常在外麵撿一些紙盒子回家。

我也在收廢品站見到她的身影。

三十九度的高溫，她背著比自己高半個身子的紙箱子賣。

好像，我之前的猜測都是妄想。

可我一點都不踏實。

第五天傍晚，我下班回家，門口多了一個快遞紙箱。

方方正正，膠帶纏得很規矩，麵單上印著我的名字、電話和住址，寄件人一欄空白。

我沒有立刻拿起來。

我先蹲下，隔著半米看了一圈。

紙箱底部壓著一張皺巴巴的外賣單。

是我三天前叫的麻辣燙，那家店在兩條街外。

我明明記得，那張外賣單被我撕碎泡水，揉成紙漿衝進了馬桶。

我喉嚨發緊。

我用指尖把紙箱撥開一條縫，裏麵沒有東西。

隻有一張對折的A4打印紙，紙邊帶著毛刺，像是從廢紙堆裏隨便抽出來的。

我打開。

上麵的字是打印的，黑體，加粗。

內容卻隻有一行，用手寫的紅色記號筆描了三遍，筆畫重得幾乎戳穿紙背：

【你以為這樣做，就安全了嗎？】

紙背麵是空的。

沒有署名，沒有落款。

我的手指開始發麻。

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確。

對方看過我這幾天處理的垃圾，知道我換了策略。

而那張被我親手衝進馬桶的外賣單，此刻正墊在這個紙箱底下。

她在告訴我：

你衝掉的東西，我能找回來。

你藏起來的信息，我能拿得到。

你那點反偵察的本事，在我這裏不夠看。

我把紙箱和紙條拍照存證，然後衝到電腦前調監控。

畫麵倒回下午。

四點半，張阿姨出門。

五點整，她回來。

之後的一個小時，她家門緊閉，監控畫麵上空空蕩蕩。

五點四十分，電梯門開了，走出來一個瘦高男人。

他走到我家門口，沒有按門鈴，沒有張望，直接從外套內側掏出那個紙箱，彎腰放在地墊旁邊。

動作熟練得像是排練過。

然後他抬頭，盯了一眼門框上方——那枚攝像頭的位置。

他慢慢抬起右手，五指張開。

看著屏幕裏那隻手慢慢遮住我的視線。

我沒有被嚇哭。

腦子裏隻剩下一個念頭：

張阿姨不是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