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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立刻告訴他我要走。

不是不敢說，是覺得沒必要。

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正式的關係，我離開也不需要正式的告別。

接下來幾天，我開始陸續整理東西。

其實也沒多少，兩年的家當裝了一個半行李箱。

書留了一半，工具書打包寄給了以前的同學，折疊桌是房東的，不用管。

沈鏡偶爾從屋裏出來，看見我收拾，問了一句："搬家？"

"嗯，要去外地工作。"

他"哦"了一聲，去冰箱拿了瓶水，回屋了。

就這樣。

連多問一句去哪都沒有。

我把最後一摞書裝進紙箱，用膠帶封好，寫上收件地址。

動作很慢，但心裏很平靜。

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出來得比較晚，大概快十二點。

他看了一眼被清空了大半的折疊桌，忽然停下來，問："你幾號走？"

"明天下午的票。"

他沉默了一會兒，手裏的水瓶攥了攥："去哪？"

"港城。"

他沒再說話，站在那裏，表情有點奇怪，不像平時那種漫不經心，

但我也讀不出是什麼情緒。

我把清單折好放進隨身包，站起來說："時間不早了，早點休息。"

他嘴唇動了動，最後說了句："路上注意安全。"

"嗯。"

我回自己那邊，把燈關了。

黑暗裏，我聽見他在外麵站了很久，然後才聽見他屋裏的門，輕輕關上。

第二天他沒有送我。

我也沒讓他送。

出租車開出去很遠，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棟舊樓，五樓靠右的窗戶，他那邊的燈還亮著。

我轉回頭，把車窗搖上去了一半。

港城的新工作從下周一開始，我已經聯係好了住處。

單間，比隔斷房寬敞，還帶一個朝南的窗台。

房東說，晴天的時候早上會有陽光。

我想，那挺好的。

手機震動了一下。

是沈鏡發來的消息：

"到了報平安。"

我盯著這四個字看了很久。

兩年，他第一次主動發消息給我，說的是這四個字。

不是"對不起"，不是"你為什麼要走"，不是任何一句我曾經以為他會說的話。

是"到了報平安"。

像在叮囑一個普通朋友。

我把手機屏幕按滅，放回包裏。

窗外的城市在往後退，而我，終於開始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