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了禮堂,外麵的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
我推著輪椅,沿著馬路牙子慢慢往前走。
失去知覺的雙腿像兩根沉重的木頭,死死綁在我的身上。
每一次經過減速帶,大腿根部的神經就會傳來一陣鑽心的幻痛。
我咬著牙,把痛呼咽回肚子裏。
城郊的公墓在半山腰。
平時坐公交隻要半小時,我搖著輪椅走了一上午。
上山的路沒有無障礙通道。
隻有一級一級陡峭的石階。
我把輪椅鎖在山腳下的欄杆旁。
雙手撐著台階,拖著下半身,像一隻蝸牛一樣往上爬。
粗糙的石板磨破了我的褲子。
膝蓋處的布料滲出斑駁的血跡。
可我感覺不到疼。
我的心早在那場車禍裏,跟我爸一起死了。
爬到半山腰的角落,我終於看到了我爸的墳。
沒有大理石墓碑,沒有修葺整齊的花壇。
隻有一塊簡陋的青石板。
這是林玉蘭親自選的地方。
她說,好位置要留給那些為國家做過貢獻的人。
我們家屬不能占公家便宜。
我靠在石碑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
汗水流進眼睛裏,殺得生疼。
“爸,我來看你了。”
我摸著石碑上那張泛黃的照片。
照片裏的男人笑得溫和又窩囊。
他這輩子,連一句重話都沒對林玉蘭說過。
記憶像倒灌的江水一樣湧出來。
我十歲那年,半夜發了高燒。
燒到三十九度八,甚至開始抽搐。
我爸抱著我衝到急救中心。
那是林玉蘭值夜班。
剛好兒科的床位全滿了。
唯一的特需病房空著,林玉蘭卻怎麼也不肯給我住。
“那是留給有突發情況的重症患兒的。林越隻是發燒,在走廊掛水就行了。”
我爸紅著眼眶求她。
“走廊風這麼大,孩子燒成這樣會轉肺炎的。”
林玉蘭板著臉,不容置疑。
“我是主任,必須帶頭守規矩。你讓我把親生兒子安排進特需病房,底下的醫生怎麼看我。”
那天晚上,我爸抱著我在走廊的過堂風裏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我果然轉成了急性大葉性肺炎。
在普通病房住了一個月才好。
而出院那天我才知道,那個空了一晚上的特需病房,第二天住進去了院長的遠房侄子。
隻是因為吃壞了肚子。
我爸知道了也沒敢鬧。
他隻是摸著我的頭,歎著氣說。
“你媽在這個位置上,有她的難處。咱們多體諒。”
體諒。
我們體諒了她二十年。
換來的是什麼。
是車禍現場,她毫不猶豫調走的那輛救護車。
是我爸在變形的車廂裏,流幹了最後一滴血。
“爸,我不想體諒她了。”
我把頭磕在冰冷的石碑上,聲音啞得不成樣子。
“我今天把話說絕了。我不要這個媽了。”
山風吹過,卷起幾片落葉。
沒有任何人回應我。
我孤零零地趴在墳前,看著自己幹癟的雙腿。
其實我知道,林玉蘭不愛我,也不愛我爸。
她隻愛她胸口那塊發光的牌子。
她享受那種“大義滅親”帶來的道德優越感。
每一次犧牲我們,她都能換來外界的一片讚譽。
“看啊,林主任多無私。”
這句誇獎,是用我和我爸的血肉換來的。
我撐著石碑,慢慢直起身子。
太陽快落山了。
我還要爬下去,我還要活著。
我要看著林玉蘭,沒有了我們這些可以被犧牲的道具。
她的那出道德大戲,還要怎麼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