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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室裏隻剩下空調嗡嗡聲。

手機不在身邊。

被警察收走了。

我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麼，不知道網上把我的事傳成了什麼樣，不知道我媽有沒有看到新聞，不知道我爸會不會氣得摔東西。

第二天早上，我被放了出來。

沒有證據證明我故意傷人，也沒有證據證明那條評論不是我發的。

警察說，案子還在調查，讓我隨叫隨到。

陳淑芬站在派出所門口，看見我出來，又撲上來。

“你等著！我不會放過你的！我女兒不能白死！”

我繞開她，沒說話。

打車回家。

車上，我打開手機。

幾百條未讀消息，全是罵我的。

微信炸了，微博炸了，抖音炸了。

熱搜掛著我的名字，評論區全是“殺人犯”“去死”“賠命”。

我撥了我媽的電話。

我媽的聲音在抖：“陳雨，你到底幹了什麼？”

“媽，我什麼都沒幹。”

“什麼都沒幹人家來咱家潑油漆？什麼都沒幹人家在門口拉橫幅？你爸今天早上出門差點被人打了！咱家在村裏都臭了！你讓我跟你爸怎麼見人！”

電話那頭有人在喊，在罵。

我媽哭著掛了。

我握著手機，手在抖。

手機又響了。

公司打來的。

“陳雨，公司決定跟你解除勞動合同。”HR的聲音很平，像在念通知。

“你這件事影響太大了，客戶都在投訴，公司扛不住了，你的工資我們扣除了，我們沒有義務給殺人犯發工資。”

“我沒有。”

“你跟我們說沒用，殺人犯不配在我們公司。”

掛了。

我靠在出租車的椅背上，陽光很好，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沒人知道我是誰，沒人知道我是那個“殺人犯”。

可他們很快會知道。

因為網上掛著我的照片、我的名字、我的身份證號。

我無處可逃。

回到家，我關了窗簾，坐在黑暗裏。

假肢還戴著，我低頭看著它們，看了很久。

五年前，我出車禍，兩隻手從腕關節以下截肢。

那是冬天，我醒來的時候看見兩個光禿禿的腕骨，以為是做噩夢。

後來不疼了，不哭了，不鬧了。

我裝了假肢，學會了用假肢握住杯子、拿住筷子、夾住手機。

我花了三年，才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正常人。

我從來不在人前摘假肢。

從來不。

因為我不想讓別人看見那兩個光禿禿的腕骨，不想讓別人知道我是一個“殘廢”。

可現在，我不得不摘了。

我站起來，走進廚房。

抽屜裏有一把剪刀。

我拿起來，對著燈，剪刀在手指間轉了個圈。

假肢能做這個動作，因為這是抓握。

可打字不是抓握。

打字需要精細的手指動作，我的假肢，做不到。

我去醫院調了五年前的病曆，去假肢公司調了假肢的功能說明，又找了當初給我做手術的醫生，讓他寫了一份證明。

所有文件上都清清楚楚地寫著：該患者雙手腕關節以下缺失，安裝的假肢為基礎假肢，僅具備抓握和釋放兩種基礎功能，不具備精細觸屏操作能力。簡而言之，打不了字。

第二天，我約了律師。

他說，這些證據夠反訴陳淑芬誹謗了。

但前提是，你得證明那條評論確實不是你發的。

我說，我證明不了。

我能證明的，是打不了字的人，不可能發出那樣一條評論。

開庭那天，我去了。

陳淑芬坐在原告席上，旁邊坐著她的律師。

我坐在被告席上，麵前擺著那遝文件。

法官問陳淑芬：“你有什麼證據證明被告網暴了你女兒？”

陳淑芬站起來，指著我的鼻子：“她的頭像！她的名字！她的賬號！那還不夠嗎！”

法官看向我。

我把那遝文件推過去。

醫院的截肢證明，假肢公司的功能說明，主治醫生的親筆證詞。

“這是五年前的病曆，這是我假肢的型號。這是它所有的功能，抓握，釋放。沒有打字，沒有觸屏，什麼都沒有。”

我站起來，把胳膊伸到桌子上麵。

假肢還在，肉色的矽膠手套，看起來和真手沒什麼區別。

“法官，”我說，“我的手，是假的。”

我開始摘假肢。

陳淑芬沒有說話。

我站在被告席上，兩條空蕩蕩的袖子垂在身側。

五年了，我第一次在人前摘掉假肢。

五年了，我第一次讓所有人看見，那雙手套下麵，是兩根光禿禿的腕骨。

不是為了博同情。

不是為了證明我可憐。

是為了讓他們知道，一個沒有手的人，打不了一個字。

也殺不了一個人。

我抬起兩條光禿禿的小臂，對著法官，對著陳淑芬，對著旁聽席上所有人。

“我請問一下，一個雙手截肢的人，是怎麼打字網暴你女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