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嫁給霍辭，是三年前的事。

那年我二十二歲，剛從護校畢業，在朝陽區一家社區醫院做實習護士。月薪三千五，租房花掉兩千，剩下的錢勉強夠吃飯和還助學貸款。

霍老爺子住院那陣，分到了我管的病區。

一個八十七歲的老人，肝癌晚期，霍家排了四個護工三班倒守著，但老爺子脾氣倔，誰的賬都不買，唯獨願意讓我來紮針換藥。

他說我手穩，紮針不疼。

後來他知道我是孤兒院出來的，吃百家飯長大，供自己讀完了衛校。他拉著我的手說，好孩子，能吃苦，踏實。

我以為他隻是心疼一個後輩。

直到他臨終前把霍辭叫到床前，當著主治醫生和律師的麵說：“你娶她，我把遺產給你分。你不娶，一分錢沒有。”

霍辭站在病房門口，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確。你是個累贅，但你值點錢。

婚結得很快，沒有婚禮，隻有民政局門口的一張合影。霍辭穿著日常通勤的灰色襯衫，簽字的時候連筆帽都沒擰開，拿牙咬的。

我穿了一條借來的白裙子。

薑淑芬全程沒出現。她托人帶了句話：“讓那個野丫頭住客房，別弄臟了主臥的床單。”

新婚夜霍辭在書房打了一整夜遊戲。

我坐在客房的單人床上，盯著天花板上裂開的那條紋路，想了很久。

至少有個頂棚。比孤兒院的鐵架子床強。

頭三個月我們沒說過超過十句話。他叫我“喂”，或者“那誰”，從來不喊我名字。

薑淑芬給我排了一張家務時間表，六點起床做早餐，七點送霍辭出門，白天洗衣拖地擦銀器，下午四點去市場買菜備晚飯。

我沒有反抗。

我從小就知道，白吃白住的人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

第四個月，薑淑芬催我驗孕。驗了，沒有。她把驗孕棒摔在我臉上，罵我“不下蛋的母雞”，讓我去喝中藥。

我喝了半年中藥，苦得舌根發麻。

第九個月，我懷上了。

那天霍辭破天荒回了主臥看B超單，皺著眉頭問醫生性別。醫生說太早了看不出來。

他把B超單扔在茶幾上，出門時說了一句：“最好是個兒子。”

我蹲在馬桶邊上吐了半小時，把那句話在腦子裏翻來覆去地嚼。

——最好是個兒子。

意思是，如果不是兒子，一切都白搭。

包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