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再回複,繼續做著公司項目。
淩晨四點多,我終於導出最後一個文件發進工作群。
關機,收拾,走出寫字樓時天邊開始泛白。
打車回家,洗澡,躺下時身體已經麻木。
閉眼前最後看了一眼手機,吳菲菲沒再發消息。
第二天周六,生物鐘在八點把我叫醒。
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裂縫,腦子裏全是那句“九點前給我吧”。
八點半,我投降般地坐了起來。
不是被說服,而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做,接下來一整天都會被這件事折磨。
那種懸而未決的焦慮,比通宵剪輯更消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