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庭那天,天色陰沉。
我被帶上被告席。
旁聽席上,坐滿了記者和各界名流。
我的父母也在,一夜白頭。
他們看著我,眼裏是痛心和不解。
我家的家族律師站在我身邊,額頭全是汗。
他低聲對我說:“大小姐,我們做有罪辯護,爭取減刑。”
我看向他。
他的眼神躲躲閃閃。
證人席上,路哲站了起來。
他穿著深色的西裝,神情冷靜,條理清晰。
他向法官呈上了一係列的“證據”。
我送給他的定製袖扣,上麵有受害者的血跡。
一段經過剪輯的錄音,裏麵我情緒激動地對他說,“我要他消失”。
還有一份我的精神狀況評估,顯示我近期有嚴重的焦慮和偏執傾向。
每一項證據,都要將我釘死在罪人的十字架上。
律師的辯詞蒼白無力。
他甚至放棄了盤問證人。
我看著路哲的側臉,那個我愛了八年的男人。
他親手,將我推下了萬丈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