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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我退掉了去冰島的機票。

除夕前一天，我拎著一個小小的行李箱，出現在老家村口。

母親看到我，一臉的意外。

“薑悅？你怎麼回來了？”

“媽，過年了，我回來過年。”

她臉上閃過一絲不自然，但很快被喜悅取代。

“哎呀，回來就好！快進屋，快進屋！”

我走進老屋，屋裏彌漫著年貨的香氣。薑平正坐在沙發上打遊戲，看到我隻是敷衍地哼了一聲。

親戚們陸續過來拜年，看到我，也是同樣的驚訝和敷衍。

“薑悅回來了啊？什麼時候回來的？”

“聽說你開了個小工作室？做得怎麼樣啊？”

“你弟的生意可厲害了，今年肯定能帶我們發財！”

我微笑著應對，目光掃過家裏每一個角落。

母親的臉上，是我從未見過的喜氣洋洋。

她指揮著我和薑平幹活，薑平一動不動，我則默默地打掃、貼春聯。

“薑悅，你去把廚房的對聯貼一下。”

“薑悅，你去幫平平把他的車洗了。”

“薑悅，你去把樓上的被子都曬一下，平平的房間要打掃幹淨。”

我聽著母親一聲聲地呼喚著我的名字，仿佛我不是她的女兒，而是請來的免費幫工。

夜深了。

我靠在床頭，看著手機裏的文件。

那是一份我這兩年精心整理的，關於家族財務往來和偏心證據的文檔。

每一筆轉賬記錄，每一次家庭開銷的明細，家族群裏那些充滿偏見的聊天記錄，甚至還有幾段不經意間錄下的錄音。

整整１００多頁。

這是我二十年來的“功績”。

也是我二十年來的屈辱。

我看著那一摞虛擬的資料，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我生了一場大病，住院一周。母親和薑平隻在電話裏問了一句“沒事吧”，然後就再無下文。

出院後，我給我媽打電話，說想吃她做的紅燒肉。

她說：“哎呀，平平也想吃呢，他公司最近忙，沒空回來。等你回來，我再給你做。”

那頓紅燒肉，我至今也沒吃到。

當時我是怎麼想的？

我想的是：算了，都是小事，一家人，計較這些幹什麼？

我想的是：薑平是獨子，父母疼他多一點也正常。

我想的是：隻要我懂事聽話，她們總會看到我的好。

可結果呢？

我越好說話，她們越得寸進尺。

我越忍讓，她們越把我當軟柿子捏。

我盯著那摞資料，眼眶有點熱。

不是委屈。

是恨。

恨我自己。

電話響了，是我的合作夥伴。

“薑總，冰島那邊的合作方已經聯係好了，您什麼時候有空，我們過去考察？”

“過完年再說吧。”

“好的。”

掛了電話，我把那摞資料塞進加密文件夾。

明天，除夕。

年夜飯。

也是我的攤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