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法模仿時代

從1864年太平天國被推倒，至1894年中日戰爭發生，共三十年。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軍的餘黨，北部尚有撚黨，西北及西南尚有回黨外，總算是內部的平安時期。重要的事變，全在對外的關係上，就是藩屬的喪失。此時期中比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國對外的問題日趨緊迫，盡力講求所謂洋務。洋務如何講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於是“西法模仿”四字，成為此時代的政治中心問題。從1865年創設江南製造局起，到成立北洋海軍艦隊，到1894年中日戰爭發生，北洋海軍被日本摧毀，西法模仿的成績歸於泡影；於是有人進一步要講維新變法了，西法模仿的時期至此終止。

一 同光兩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時代，跨同治、光緒兩朝。在前章的末節，已將清廷政治勢力的推移，略略說過一遍，本節再就同光兩代的朝局變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別敘述一下。

一、中央的政權 同光時代的朝局：肅順等失敗後，中央的政權形式上分寄於兩位太後和議政王奕三人，實際上東太後和奕都不過是西太後的工具。太平天國顛覆後一年（1865年，同治四年），因為西太後所寵幸的太監安得海竊窺政權，嫌忌奕，西太後本人也忌刻奕，於是在是年三月裏，借口奕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麵，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命奕毋庸在軍機處議政，並撤去一切差使；這是西太後第一步向奕立威。但此時皇室中及在廷臣工還有替奕鳴不平的人；惇親王綿愷、醇親王奕、通政使王拯、禦史孫翼謀。相率上奏力爭；給事中廣誠的奏語更為切直，他說：“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西太後看到這種情勢，還有一點顧忌，旋令奕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未幾又命他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毋庸複議政王名目。在麵子上，奕算是恢複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軍機大臣以上的議政王，變了在軍機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時軍機大臣的勢力又遠不如從前；自此奕俯首帖耳，變了西太後的馴仆，西太後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於東太後和西太後之間，形勢上東太後應該立於優勢；但西太後通文字而東太後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後的親生子，因此東風不敢與西風抗衡，表麵上保持圓滿。及同治帝漸長，看到自己生母不正當的行為，甚不滿意，反傾心於東太後；到同治帝將要成婚立後時，東太後看中了一個阿魯特氏（崇綺之女），西太後看中了一個察富氏（鳳秀之女）。阿魯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僅十四；西太後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聽自己的指揮，持之頗力，而東太後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決；同治帝同意於東太後，遂於1873年立阿魯特氏為後，立察富氏為慧妃，帝於是年親政（此時年已十八）。西太後因為選後的競爭失敗，便用母權幹涉同治帝及帝後間的關係，不要帝後常相親近。同治帝憤而獨居，鬱鬱寡歡，行為漸不規則，形式上的親政僅一年有餘，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記載多謂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惲毓鼎力辯護，謂係患痘症。薛福成的記載，亦認有“太監越禮狀”，大概謂患痘者掩飾之詞也，帝死時年僅十九歲，即1874年）。同治帝沒有生子，病危時，召其師傅李鴻藻入見，口授遺詔，謀以貝勒載澍承繼大統。鴻藻持遺詔赴西太後處，以詔草進；西太後覽草大怒，命鴻藻出。少頃帝崩，外間尚不知道；西太後召宗室各親王密議繼統之人；西太後說：“帝疾不可為，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有人說：“溥倫長，當立。”惇親王奕說：“溥倫疏屬，不可。”西太後說：“溥字輩無當立者。奕（醇親王）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所謂“溥”字輩者，在愛新覺羅氏的世係，為同治帝以下之一輩（同治帝為載字輩），若立溥字輩人繼統，則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後將為太後，而兩太後將為太皇太後，不得再有垂簾聽政之權；若立“載”字輩中年長的人繼統，兩太後也不便再行垂簾。奕的長子，便是光緒帝載湉，他的母親是西太後的姊妹，所以西太後說是至親；用他來接承鹹豐帝統，兩太後依然是太後，依然可以把持政權，所以西太後不用“溥”字輩人。那些宗室親王懾於西太後的淫威，沒有人敢反對，於是在清室的皇位繼承法中又開一個傳弟不傳子的新例，而載湉墮入苦海。

光緒帝繼統後七年（1881年）東太後也死了。據惲毓鼎所記，東太後之死亦由西太後進毒所致（參看惲毓鼎《崇陵傳信錄》）。在東太後未死以前，西太後雖縱欲無度，尚有所忌憚（西太後所寵的太監安得海行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1869年即同治八年，安得海奉西太後命往廣東織造龍衣，道經山東，招搖不法，山東巡撫丁寶楨執而殺之。丁氏實受東太後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滿清祖製，太監不許出北京，違者拿獲就地正法，當丁氏奏上時，東太後持祖製為言，西太後無如之何，從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沒有一個人在她的目中了。當同治初年，有一位禦史滿人德泰，由安得海授意，奏請修複圓明園，並代呈內務府庫守貴祥所擬籌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戶按畝抽捐；為恭親王奕所格阻，不得行。同治帝親政時，因為一個廣東奸商李光昭想作官發財，向內務府呈請報效木植，修複圓明園，以備兩宮太後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頓他的母親，省得她來幹政，於是準行，賞李光昭道員，任為工程監督，往各省采辦木植，禦史沈淮上奏反對，無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橫行外，又因為購買外國洋木，虛捏價目（以五萬兩實價報至三十萬兩），和外國商人鬧出一件大訟案來，命李鴻章查辦；結果李光昭被革職處刑，又把圓明園的工事暫行停止。到光緒帝時代，東太後去世後，遊宴土木之費，日增月累；修造頤和園沒有錢，便挪用海軍經費。總管太監李蓮英的招權納賄，更遠出安得海之上；安得海以違背祖製出京，被丁寶楨殺之於山東，1886年醇親王受命往天津巡視海口，西太後公然命李蓮英同往；禦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請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個降職的處分。1889年光緒帝大婚，形式上太後雖已歸政於帝，說是由帝親政了；但事實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還是要稟命於太後，皇帝仍不過是一個偶像。概括的說，同治以後的朝廷全為西太後的朝廷。總管太監的權勢，漸至駕乎各親王及軍機大臣之上。前此肅順當權時，疏請太後臨朝的，說是怕威柄下移；現在一班親王大臣們眼睜睜地望著威柄移於閹宦，除了阿附以外別無辦法，於此可見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沒有一個有能力的人。換言之，清朝廷已成了一個空空洞洞沒有實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後以一弱女子，為什麼有這種籠蓋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說，她是不顧名教，並且是名教主義的罪人；但她對付別人，卻全恃名教主義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對付皇室親貴，對付皇帝皇後皇妃，動輒借口祖宗家法；親貴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議罪；皇後皇妃稍逆己意，輕則叱麵，重則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護；對付在廷各臣僚，用倫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著一個兒皇帝作傀儡，把他擺在前麵，各人不敢不低首於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於皇帝的母親之下；“聖人以孝治天下”，久成為名教主義的金科玉律，沒有人敢違背這條金科玉律，便沒有人敢違抗她，東太後在時，這條金科玉律的把柄還是操在她們兩人手裏，故仍有所顧忌；東太後死後，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權都成了她個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她還看清了一點：太平天國是名教主義之敵；若不將此敵消滅，她便快樂不成；滿洲的親貴大僚已沒有力量；難得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漬在名教主義的精神裏麵，願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種可以控製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地依靠他們，將巨大的事權委給他們，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們；有了他們替她抵禦朝廷以外的敵人，朝廷以內可以安然無事，她就可以享樂。關於這一點，她的眼光不惟與肅順相同，並且比肅順還要看得深切。所以對於信用漢人以製服漢人的政策，她便踏著肅順的舊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國平定後，還是守著這種方針不變。這是西太後的眼光銳敏處，也便是她所以能夠維持長久局麵的緣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說，西太後所顧慮的在朝外不在朝內，她所依靠的實在勢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內，事實上已成為外重內輕之局；因此這時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內而在朝外。前一個時期是曾國藩的時期，這時期差不多可以說是李鴻章的時期；曾國藩於1872年去世，李鴻章便是繼續曾氏負當時重望的人物。

洪楊戰役中李鴻章與胡林翼、曾國荃、左宗棠同屬曾國藩一個係統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國顛覆前，已經去世。曾國荃因為受了別人的攻擊，於攻克南京後依其兄所主張將所領湘軍的大部分率領回鄉遣散，他自己也請假休息，處於閑散的地位（後雖再出曆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於1863年授閩浙總督，仍兼浙撫，平定浙省後，辭浙撫，督軍入閩；1865年掃平閩省的太平軍餘黨，又受命入粵，剿滅粵省太平軍的餘黨；次年（1867年）正月回閩，八月調授陝甘總督，擔任剿撚（西撚）、剿回的工作；此後左氏的活動區域限於西北，直到1880年，始由新疆調回北京（時新疆回亂平定，因伊犁問題，調左回京。令左氏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兩江總督，中法戰起，又令督辦閩省軍務，旋病逝於閩）。曾國藩、李鴻章於平定江南時，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蘇撫；1865年，曾氏授命為欽差大臣赴山東河南一帶剿撚，命李鴻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許，乃命李氏繼任欽差大臣督師剿撚，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籌剿撚軍後路軍火；1867年東撚平，次年四撚亦平；曾氏受直隸總督，江督以馬新貽繼任，李氏賞太子太保，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撫，1870年天津教案起，曾氏辦理天津教案，為一般士大夫所不滿意，曾氏不自安，恰好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死，清廷又調曾任兩江總督，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曾氏於1872年在兩江總督任內去世，李鴻章做直隸總督一直做到1895年中日戰爭失敗時止，前後共二十五年（中間僅因母喪丁憂回籍，離去直督任數月耳）。這是洪楊戰役後，曾、李一派要人的略曆，為什麼要把他的略曆如此瑣敘呢？就是要使讀者明白他們幾個人在此時期內的地位關係。此時代是一個西法模仿時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馬尾、江南的上海、直隸的天津為三個中心地點。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這三個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專征西北後，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務，交與沈葆楨，沒有多大的發展；曾氏去世後，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隻有李鴻章一個要人留在直隸總督的地位，繼續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並未停止，不過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認真）達二十五年。並且自各省的亂事平定後，東南各省的督撫地位雖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隸總督；直隸密邇畿輔，為北京朝廷的屏蔽，與北京聲息相通；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又是所謂中興立功的惟一重臣，為西太後所倚任；除領有直隸總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並且戴有大學士的頭銜（初為協辦大學士，後升任大學士），部下又有兵有將，可以指揮如意；所以李氏成為此時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內的二十餘年，不惟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時代的重要外交問題，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種要政，西太後也多征求他的意見。外國人的眼中，也隻有一個李鴻章。要辦什麼交涉，也多向李鴻章進行。故此時代的直隸總督，幾有成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趨勢，李鴻章便是這個第二朝廷的主腦人物。但是排斥洋務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罵他作漢奸；不過心裏雖然嫉惡他，卻沒有方法打倒他，因為西太後信任他的緣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鴻章一方麵為此時期中的幸運兒，一方麵又是此時期之末的最不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