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洪楊戰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權的推移

太平天國雖在1864年摧倒了，但在此內亂期中，發生了一件最大的外交事變，即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事。自經此事變後，外國的勢力遂由門戶深入堂奧。清廷政治的中心勢力，在此內亂外患的當中，也發生了絕大的變化，分別略敘其梗概如次。

一、英法聯軍入京的原因及其結果 為什麼在內亂最甚的當中，竟惹出這種大外患來呢？其詳細經過現在不及詳說；其直接的原因為亞羅船爭議事件，其遠因則由鴉片戰爭聯貫而來的。1842年《南京條約》成立後，歐美各國皆紛紛派使東來，求仿英國例，訂立通商條約；美國於1844年6月與中國成立修好條約；法國也在是年9月與中國成立修好條約；依《南京條約》所開的五商埠，法美各國皆得同享通商利益。不過這五個商埠之中，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四處都於換約後次第開放，獨廣州一處因廣東人民對於英人的惡感特別深，依舊向政府要求，不要英人入城。粵督耆英勢處兩難，終以與英人訂立“舟山列島不割讓與他國”為條件，將廣州把開放之事延期二年。不久耆英去粵，徐廣縉繼任粵督，葉名琛為廣東巡撫，英國的香港總督文翰，又請履行開放廣州城的條約；徐葉二人密嗾廣州人民糾集團練數萬人，於文翰與徐督會晤時，虛聲恫喝；文翰因為兩國和約成立未久，不欲激成變故，又把入城的問題放棄了。徐葉二人大得意，清廷也大得意（封徐一等子爵，封葉一等男爵），以為民氣可恃，外人不足懼了。到了1852年太平軍進入湖南，徐廣縉移督兩湖，葉名琛升任粵督，英國的香港總督文翰也去了職，由保林（Bowring）繼任。保林又請履行入城之約，葉名琛根據與文翰所約，拒絕他。葉氏因為前次拒絕英人入城成功，又因為在廣東防禦太平黨及剿匪籌餉認真。清廷十分倚重他，他也異常自負，開口閉口，要雪國恥，尊國體，對於英人，態度非常傲慢強硬；保林與廣東英領事巴夏禮（Harry Barkes）十二分惱恨他。到1856年便發生所謂亞羅船爭議事件。

此時閩粵沿海各地的海盜和密販鴉片的奸商，多以香港為逋逃藪，假借英人的勢力，揭英國旗幟，往來於閩粵各海口。香港政府為圖香港的繁榮發達起見，對於華人的船隻，向香港政廳請求登記的，也照章許可；於是以華船而揭英國國旗者不少。亞羅船，便是一隻華人的船而揭英國國旗的，於1856年9月由外海入珠江，巡河水師探聞該船有秘密不法行動，特假英國國旗為護符，登船搜索，在船上捕去華人十餘名（中國的記載多為十三人，據巴夏禮所記，似僅有十二人），又曾將英國國旗拔下。英領事巴夏禮提出抗議，葉名琛應付失當，巴夏禮乃與香港總督保林決計用武力壓迫葉氏。（巴夏禮初次要求將捕去之華人十餘名送交英領事訊明，如有罪，再由中國政府提去。葉氏答以已訊明十二人中三人有罪，餘九人可送還。巴夏禮不受，因商同保林提出嚴重交涉：一是須將十二人送還原船；二是須具書辯白引咎；三是須保證以後不再有此不法行為。葉氏答以船為華船，雖曾向香港政廳登記，已於被搜前期滿，所捕者為華人。對於英方要求不允照辦。保林與巴夏禮乃進一步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圓滿答複，過時即采自由行動。葉氏乃將十二人送往領事署，但無辯白書，巴夏禮以與所要求不合，又不受。葉氏亦竟不為後圖，置之若無事。英人遂用海軍炮擊珠江各要塞堡壘，釁端遂啟。）9月26日，英軍攻陷黃埔炮台，葉名琛派人詰問，巴夏禮答以須入城麵議，蓋欲乘此解決入城問題，葉氏拒不許。10月初，英軍攻入廣州省城，葉氏逃匿。但英軍此舉，初未得英本國政府訓令，攻入廣州的軍隊也不過千人內外，不過想用武力屈服葉氏，並無占領廣州的意思，所以隨即退出。英軍退出後，至次年年底，始再與法國聯軍攻陷廣州，因印度發生叛亂，派來之援軍中途折回，故至1857年年底，始再發生戰事。廣州人民見英軍退出，便用焚燒廣州城外的洋行來泄憤，不分國別，連法美各國的洋行也燒了。

英政府得到報告，便想聯合法美俄諸國，共向中國趁火打劫；美俄雖亦派使東來，謀與中國修改商約，但皆不欲與中國開釁。法國正當拿破侖第三僭主法國的時候，想借此揚威海外，以博國人的歡心，又因是年春間有一個法國牧師在廣西被殺，便允許與英國共同出兵，是為英法聯軍的由來。

英法聯軍於1857年12月後旬，攻陷廣州城，捕獲葉名琛，送往印度（後死於印度），用廣東巡撫滿人柏貴為傀儡以臨華民，實際上廣州成為英法聯合軍統治的局麵。英法軍占領廣州後，乃約同俄美兩國的特使於次年（1858年，鹹豐八年）1月，聯合致書清廷首相大學士裕誠（書由兩江總督署轉送北京），請清廷選派全權大臣到上海來和他們會議；四使一麵率艦隊共來上海。清廷還不知外交情勢的嚴重，對外觀念依然未變，說：“大學士參謀內政，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各就邊臣議之。”乃用裕誠名答以英法美三國交涉事，已派黃宗漢（新任兩廣總督）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會議，俄國交涉事，已派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英法各使見清廷不依所請，便由上海率艦隊北上，於3月初抵白河口。4月初攻陷大沽炮台，清廷失措，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全權大臣，往天津接洽和議。英國開出條款五十六款，法國四十二款，內容大略相同，迫令清政府承諾；清廷無計可施，一一承認。這便是所謂《天津條約》，其內容的重要點如下。

中英《天津條約》要點：

（一）英國得派公使長駐北京，中國亦得派使駐倫敦。

（二）增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五處為商埠；長江流域俟內亂平定後，許選擇三口為商埠（後選定漢口、九江、鎮江三處）。

（三）英人犯罪由英領事懲辦，華人加害英人由中國地方官懲辦，兩國人民爭訟由中英會同審判。

（四）改正稅則由兩國協定。

（五）英人得往內地遊曆。

（六）賠英商損失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

中法《天津條約》要點：

（一）與中英約同。

（二）增開瓊州、潮州、台灣、淡水、登州、江寧六口為商埠，惟江寧一口俟內亂平定後始開放。

（三）法商所至之商埠，法國得派兵船停泊，法船得遊弋各通商口岸。

（四）法教士得入內地傳教，法人得遊曆內地。

（五）法人與法人訟案由法領事審判，法人與華人訟案，法領事不能處理時，請華官協同處理。

（六）協定稅則。

（七）賠法商損失及軍費二百萬兩。

（八）以後中國許與他國特權時，法國得享最惠國待遇。

兩約成後，英法各使皆回上海，在上海協定稅則；俄美兩使也在上海與中國締結最惠條約。但換約的期限，定在一年後。次年（1859年），各使同赴北京換約；英法兩使各率護衛艦隨行，謀駛入天津。清廷前此因大沽失陷，被迫定約，所謂清議之士，無不憤激，清帝也不甘心；各國軍艦退去後，由僧格林沁大修武備，費巨款，於白河口內增設很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阻遏軍艦之闖入。及各公使率護衛艦入口時，被阻不得入。設防的本意，並不是一定要廢前約，不過是怕外國軍艦再闖入白河口，驚動畿輔而已。英法兩使，以為清廷不願意換約，率艦強入白河口，清當局請其由北塘登岸，拒不聽，謀破毀防禦工事，發炮，僧格林沁、令兩岸炮台開炮抵抗，英法艦隊敗退南下，受損甚巨。於是戰端再啟。清廷見英法艦隊敗退，大喜，以為洋人不敢再來了，一般無知的士大夫，也以為《天津條約》可以廢棄了。次年（1860年），英法兩國增派援軍，向天津進發，軍隊由北塘登岸，僧格林沁統大軍力抗，節節敗退，英法聯軍便以是年8月攻入北京，鹹豐帝逃往熱河。俄國特使假調停之名，操縱於英法與中國之間，旋以俄使為介，由恭親王奕與英法兩使，分別再定和約於北京，是為《北京條約》，其要點如下。

中英《北京條約》要點：

（一）天津條約除此次改正條款外皆有效。

（二）增開天津為商埠。

（三）割香港對岸九龍司一區，為英管轄地。

（四）賠款改為八百萬兩。

中法《北京條約》要點：

（一）與中英條約同。

（二）與中英條約同。

（三）法國教士得在內地購買土地建築自便。

（四）賠款改為八百萬兩。

英法聯軍退去北京後，俄公使借口調停和議，有功於清廷，乘機索割烏蘇裏江以東之地，清廷竟與定約，將烏蘇裏江以東濱海的一大塊國土讓與俄國。此次戰爭的結果，除喪地賠款不計外，中國國權最大的損害，就是內河航行權、最惠國的條款及領事裁判權、協定稅則的確定。後來外國對於中國不平等條約的實質，皆於此次交涉造成。

中國前此對外的交涉事務，皆由各省處理，中央則由理藩院統轄，因為把各國看作藩屬國的緣故。此次定約後，始依恭親王的奏請，新設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命恭親王與大學士桂良及戶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該衙門事務。同時又命崇厚為辦理天津、牛莊、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後來稱為北洋通商大臣），命江蘇巡撫薛煥為辦理廣州、廈門、寧波、上海、潮州、瓊州、台灣、淡水及長江三口通商大臣（即後來所稱的南洋通商大臣）。這兩大臣的位置職務，就是地方的外交官。這種新衙門、新官職的增置，可算是清廷政府機關破例的創舉，也就是對外觀念漸有變化的表示。

二、清廷政權的推移 此時期中清廷政權的推移，可分兩方麵觀察：一是中央方麵，漸啟佞幸攬權之機；二是地方勢力漸次加重。

先就中央方麵說。

當英法聯軍入京，鹹豐帝逃往熱河時，扈從車駕同去的，有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估嬴、禦前大臣額駙景壽，此以外還有三個為帝所親信的宗室要人，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端華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鹹豐帝的最近親屬；帝之親弟恭親王奕受命留守北京，主持與英法聯軍媾和之事。載垣、端華皆於鹹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大臣；肅順初為戶部郎中，以端華之薦入內廷供奉，旋升戶部尚書入軍機。三人皆喜為狎邪遊，善迎合帝意，以聲色之事獻媚於帝，為帝所愛幸，漸至參與機要政務，實權在各軍機大臣之上及隨帝同往熱河，權勢更張。與英法和議成後，恭親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請車駕回京，輒為肅順等所阻；於是清政府分為兩個中心勢力，熱河以肅順為中心，北京以恭親王奕為中心，各樹黨援，互相暗鬥。延至1861年（鹹豐十一年），鹹豐帝在熱河駕崩，正後（後稱東太後）無子，僅帝之寵妃那拉氏（後稱西太後）有一子名載淳，年僅六歲，遺詔立為皇太子，即帝位。於是發生一件宮廷的大政爭事件。

鹹豐帝未死時，肅順等三人的權勢既已超過各軍機大臣，帝死後，其他幾位隨駕的大員，當然更惟三人之命是聽了；於是肅順等八人，在鹹豐帝的遺詔上共同取得“讚襄王大臣”的名位（後來宣布他們的罪狀，說他們是矯詔；但果否為矯詔，不可得知。鹹豐帝既寵幸他們，或不一定是由矯詔而來的）。他們又諭令恭親王不要往熱河去奔喪。於是一切大政皆由他們八人定奪取決，實際上全由肅順一人操縱。此時生出兩方麵反感：一在熱河方麵，兩位太後，對於肅順的專橫十分惱恨；一在北京方麵，恭親王及與肅順有積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滿。鹹豐帝駕崩後約一月，首由在北京的禦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人輔政，兩宮皇太後得奏後便想照準實行；肅順抗議說“本朝無太後臨朝故事”，令軍機處擬旨駁還。兩太後對於他們的行動若有異議，他們便說他們是讚襄王大臣，不能聽命於太後，就是請太後看折，亦屬多事。因此兩太後十二分的不能容忍了。不久，恭親王赴熱河叩謁梓宮，太後召見，便與定誅鋤肅順等三人之策。恭親王隨即回北京，布置網羅。太後於恭親王回京後，即傳命回京；肅順等力阻，兩太後不聽。農曆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先帝禦櫬先行回京，兩太後率幼帝於次日別由間道疾馳，載垣、端華扈從。此時北京方麵又由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四人，聯名上奏，再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奏語中一段說：

……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我皇上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讚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禦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讚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巨細，皆憑該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讚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麵奉諭旨，辦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朱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後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名，而收聽政之實。昔漢之鄧皇後，晉之褚皇後，遼之蕭皇後，皆以太後臨朝，史冊稱美，宋之高太後有女中堯舜之稱……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詠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

同時，欽差大臣勝保也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奸之專擅。兩太後及幼帝車駕於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與肅順同為戶部尚書時，屢受肅順之欺淩侮辱）之言，免肅順、載垣、端華等讚襄王大臣之職，密旨任恭親王為議政王，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英為軍機大臣。肅順尚在途中，載垣、端華雖與太後同時到京，也夢不得知。次日（十月初二日）恭親王入朝，載垣、端華先入，見恭親王至，大聲喝止，謂外臣不得入宮；少頃恭親王受詔宣示，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治罪。載垣、端華還厲聲抗議說：“我等未入，詔從何來？”但是那些侍衛已走來將二人的冠帶摘去，擁往宗人府幽禁了；肅順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詔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立決。兩太後垂簾聽政，恭親王奕以議政王名號輔政。前在熱河時，已決定改明年為祺祥元年，至此借口祺祥二字意義螢複，又改明年為同治元年，頗寓兩宮皇太後共同聽政的意思。

這種政爭，本來不過是愛新覺羅氏家族內的鬥爭，仿佛於中國政局無甚關係，然而關係卻是很大。論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無太後臨朝的故事，肅順等所持，並非無根據；開國初期，順治帝也是以幼衝即位，但未嘗許太後臨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爾袞攝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現在對於此事，獨不顧先例，不守家法；賈楨等奏請太後垂簾，竟援引漢、晉、遼、宋各賢良太後的故事，忘記漢代還有一個極不賢的呂後，唐代還有一個極不賢的武後；若說由多數讚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爾袞攝政的先例，直切了當請由恭親王奕攝政呢？我並不是說太後絕對不宜主持政務，不過說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實為清廷政治史上一個大變局。以當時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論，肅順雖非近支親屬，他知道滿人不中用，無能力，勸鹹豐帝重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見他不是沒有眼光的人；兩太後與奕一派人的政治知識才幹，雖然未必劣於肅順，也未見得果在肅順之上，肅順好為狎邪遊，西太後也不是不狹邪的。肅順排斥恭親王，確是他可議之處；他抑製太後不許其幹政，未見得於清室於中國有何不利。清廷的大權，以前全操於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權勢最大的為軍機處；肅順在鹹豐帝死後，將軍機處的權移到讚襄王大臣，失敗後，政權並未回複到軍機處，而分寄於皇帝之上的兩個太後及議政王奕沂；實際議政王與軍機處皆仰兩太後鼻息；而兩太後之中，東太後才力知識，既極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謙退緘默，實權又全操於西太後。同治帝剛及成年即死去，無嗣，又擁一個年甫四歲的光緒帝為傀儡，東太後旋亦死去；於是西太後獨攬大權，縱欲無度，寵幸閹宦，佞幸幹政，漸至內外大僚，想要保持權位，非與閹宦相結納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後，大權在握的皇帝變為無用的偶像，而終清之世，中央的實權操於幾個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顛覆固然由此決定了，中國政治的前途也從此更入於艱險之途了。一般粉飾升平的士大夫，因為太平天國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興，頌揚兩宮皇太後的聖德，哪知愛新覺羅氏的龍椅，已經折了腿，中國四萬萬人的生命也幾乎要被那拉氏斷送呢！

再就地方勢力的變遷說。

在洪楊戰役以前，各省巡撫大概沒有兵權（初惟晉魯豫三省巡撫，兼授提督銜，可以典兵，因其上無總督，兵事無人統理故也）。總督雖然兼理軍民，有兵權；但全國的軍隊編製額數，駐紮地點，布置調遣，皆根據一種經常的統一軍製；軍政軍令的總機樞，悉操於皇帝之手；全國的軍隊，是一個單元體，遇有重要軍事行動。輒由皇帝特簡欽差大臣，總司兵符。就是在洪楊戰役的初期，這種總司兵符欽差大臣，還是很重要。但是因為經製兵不中用的緣故，欽差大臣的輕重，全視其下所統轄的軍隊的實質以為輕重。例如向榮、和春、官文，都是總司兵符的欽差大臣，曾國藩後來也取得了欽差大臣的職位。向榮、和春的欽差大臣位置，以張國梁的軍隊來維持，張國梁的軍隊破毀了，他們的欽差大臣也根本消滅了。官文的欽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軍隊來維持，欽差大臣實際上作了湖北巡撫的傀儡。隻有曾國藩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欽差大臣，因為他的軍隊，是他自己所編練的軍隊，他的權位，是由自己的軍隊勢力取得的。故雖同為欽差大臣，實權的輕重，不存於名位，而潛移到軍隊的本身上去了。

洪楊戰役中，經製兵與地方臨時編練的非經製兵（稱之曰勇）兩兩相形，前者的效力遠不如後者；於是前者雖仍存在，而後者遂有不能廢止之勢。曾國藩兄弟於攻陷南京後，因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語中傷，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請將湘軍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準，仿佛不要這種臨時編練的募勇了。但是北幾省還有所謂撚匪的巨大流寇，勢力日張，不能不借重這種地方臨時編練的募勇；湘軍的主要部分雖然遣散了，李鴻章的淮軍又代湘軍而起，李鴻章是由曾國藩卵翼而成，淮軍也是由湘軍卵翼而成。後來曾李二人相續任直隸總督，編練新軍隊，大概以淮軍為基礎；再後一點，袁世凱的創練新軍，又淵源於李鴻章的基礎。所以北洋軍閥的老祖宗，可遠溯至李鴻章，而湘軍勢力移於淮軍，則又為其最遠的伏線。

又在楊洪戰役期中，許多人的巡撫總督位置，全由軍功取得，一麵作督撫，一麵帶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等，不計其數。自此領兵成為地方疆吏當然之事，不問是總督或是巡撫。此後的督撫，不惟有領兵之權，並且兼有隨意編練兵隊之權。因為在洪楊戰役中，地方編練臨時軍隊，雖須奏明，由清廷裁可；但發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數的多寡，餉械的籌備，皆由地方疆吏定計後，奏明皇帝；皇帝因為急於平亂，隻要地方有辦法，沒有不裁可的；裁可後，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領兵大員自由施行；需要補充或擴大額數時，又用同一的辦法，一麵奏報，一麵辦理，湘軍都是由此種程序成立擴大的。因此不知不覺之間，練兵成為地方疆吏一種當然的職權。1868年（同治七年）曾國藩調授直隸總督，入京陛見，幾次與西太後對答的話語，很可尋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見，西太後說：“直隸甚是空虛，汝須好好練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辦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見，西太後又說：“直隸空虛，地方是要緊的，汝須好好練兵！”曾氏答約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見，西太後又問：“汝到直隸辦何事為急？”

曾氏答：“遵旨以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

西太後又問：“汝打算練二萬兵麼？”

答：“打算練二萬人。”

問：“還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現尚未定，大約勇多於兵。”

問：“劉銘傳之勇（即淮軍的一部）現紮何處？”

答：“紮在山東境內張秋地方。他那一軍有一萬一千餘人，此外尚須練一萬人，或就直隸六軍增練，或另募北勇練之，候臣到任後察看，再行奏明辦理。”

問：“近來外省督撫，也說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來因長毛撚子，鬧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鬆些。”

問：“這是一件大事。”

答：“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練的，哪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釁。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此段問答，見《曾文正公大事記》）

曾氏到任後，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練勇之法”，奉旨報可。我們在前麵的問答詞中，可以想見洪楊戰役後，清廷對於地方疆吏的職權，認練兵為其最重要職權之一，絕無疑義。後來因中日戰爭失敗，各省督撫，以力求自強相號召，更相率創練新軍；於是清代單元體的軍隊組織，完全化為多元體。那些多元體的軍隊，就是後來革命黨的工具，也就是後來各省分立小軍閥的老祖宗。而洪楊戰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編練臨時軍隊，則又為其最遠之伏線。

概括起來，清政府地方勢力在洪楊戰役期中的變化，不外兩點：一是督撫取得軍事上的實權，其勢漸重；二是軍隊由單元體化為多元體，中央失去把握之權。這兩點是清廷顛覆的誘因，也是民國時代軍閥割據的誘因。

此外還有一種新起的地方勢力，就是地方的搢紳階級。洪楊戰役中，長江流域及南部各省舉辦團練，皆由各本省巨紳司其事；這些巨紳因募兵餉籌“剿匪”，漸參與各本省的重要政務，或且被延攬入本省督撫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鴻章皆曾在本省巡撫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撫，看到局勢艱難的情形，知道要應付這些艱難，非得本省有名望的搢紳的援助不可，故處處尊重地方搢紳的意見；地方的搢紳階級，不知不覺，養成一種潛勢力，甚至在有些省內，有左右並動搖地方長官的能力。後來變法維新，運動立憲，主張的和反對的兩方麵，都有這種地方勢力參在裏麵。追索這種勢力的來源，也是由洪楊時代培養起來的。

故洪楊戰役，為後此幾十年政治變化的一個大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