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鴉片戰爭的意義

此次的戰爭，表麵上是因禁止鴉片問題而起，是中英兩國的戰爭，然就戰爭的真意義說，可稱為中西文化的衝突。因為中西人士對於國家政治及一切社會生活的觀念，完全不同，所以才生出許多不易解決的糾紛問題來。前此的通商交際，形式上雖然久已接觸，根本的思想觀念上，還是隔著一條鴻溝。試舉其重要不同之點如下。

一、國際社會的觀念不同 所謂平等的國際社會觀念，本是近世史的產物，在歐洲也是到1648年《衛斯特發裏亞和約》以後，才漸漸地確立。中國自進於有史時期，便已構成了一個天下統於一尊的世界國家觀念，《尚書》所謂“元後”，便是立於無數“群後”之上的最高主權者，便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戰國時代諸雄並立，頗有近世歐洲平等國際社會的形式，但是各諸侯的上麵，還是有一個虛名的周天子，《孟子》還在那裏引用孔子的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因為古代所謂天下，意思就是全世界；天上隻有一個太陽，天下便應該隻有一個人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這個天下統於一尊的觀念更為具體化，並且自此長期的固定下來了。但在長期的曆史事實上，這個比於天日的人王的權力，常常不能宰製全人類；有許多不服王化所管的僻遠社會團體，常常要和這個人王作對；於是把理想中的天下，畫起幾條華夷的界限線來。禹貢上的五服——五百裏甸服，五百裏侯服，五百裏綏服，五百裏要服，五百裏荒服——便是儒家理想中的華夷界線，便是中國人士的世界國家觀，便是中國人士的國際社會觀。這種觀念相傳幾千年，從不曾打破；不過自秦漢以來，漢民族的文化區域越擴越大，華夷的界限線也越推越廣，不限於禹貢2500裏的理想罷了。因為有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在一般中國人腦識裏麵，所以對於西方各國派來請求通商修好的專使，一概以貢使看待；對於互派公使駐京、平等交際的請求，一概嚴詞拒絕。因為在中國曆史上，除了立在周天子下麵的魯衛等國可以稱兄弟以外，漢與匈奴和親，宋與契丹約為兄弟，都視為莫大的恥辱；現在對於這些碧眼赤須兒，又安可屈尊，把華夷的界限線輕於打破呢。歐洲在羅馬帝國時代，也構成了一個天下統於一尊的世界國家觀念；但自羅馬帝國崩壞以後，由多數的封建國家漸變為民族國家，到《衛斯特發裏亞和約》以後，漸成為民族平等的國際社會。雖蕞土之邦，在國際社會中都認為有平等的資格；何況英吉利有海外廣大的殖民地，已自成一帝國，安肯常受中國政府的侮慢呢。

二、經濟生活的觀念不同 歐洲自封建製度崩壞以後，所謂重商主義，久已成為國民經濟生活的中心，到了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日益發達，更視國際貿易為國民經濟生活的命脈。中國因蒙受地大物博的天惠，又拘守“不貴異物”、“不寶遠物”的所謂“經訓”，並且還有一種重農輕商的僻見，對於國內的工商業者尚且視為“末作”，何況含有破壞華夷界限的危險性的國際貿易，當然更不重視了。但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範圍，有趨於擴大的自然傾向；即在中國，西北陸路和東南海疆的所謂夷漢互市，久已成為曆史的事實。不過在中國的士大夫看起來，這些事實，是根於古先聖王一種懷柔遠人的政策，並非國民經濟生活所必需；若夷人不守約束，侵淩中國的政教，便當閉關絕市，以嚴華夷之防；互市是夷人的利，不是中國之利；絕市是夷人的害，不是中國的害。這種觀念，我們在清代中葉以前對外交涉的文件中，隨處可以看見。例如，乾隆帝與英王的敕諭中說：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所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

又如林則徐擬諭英王的檄文中說：

……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者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織成，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瓷器綢緞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需要，何難閉關絕市。乃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恤，無他，利與天下共之也……

又如林則徐的奏語說：

……查從前每年來船不過數十隻，而關稅並不短絀，近年多至一百數十隻，而鴉片愈以盛行。且每船自夷商以至水手，總不止於百人，合而計之，殊嫌太眾；與其多聚奸宄，孰若去莠存良……論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知利之所在，誰不爭趨；即使此國不來，彼國豈肯不至；縱或一年偶少，次年總必加多。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為內地人民，格於定例，不準赴外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此固市井之談，不足以言大義。然就此察看，則其不應無人經商，亦已明矣……

惟其把互市看作一種柔遠政策，不認為國民經濟生活所必需，所以對於外商，動以奸夷目之，對於本國人民潛赴外洋貿易的，也動輒目之為奸民。如林則徐請將竄越夷船，嚴行懲辦的奏語說：

……臣等近日訪聞，乃知此等夷奸，並未領照經商，而敢偷渡越竄，若被該國查出，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況天朝禁令森嚴，豈有轉以內地各洋為其逋逃藪之理。且如內地奸民出海潛赴外洋滋事，揆諸國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適足蔽辜，豈尚聽其嗚冤，許為報複乎……

西人認互市為兩方有利之事，總不解中國當局為什麼要設種種的限製，妨礙自然的國民經濟生活。

三、法律的觀念不同 釀成此次戰爭的直接糾紛問題，就是圍禁商館，勒令具結，及因林維喜案禁止供給英人柴米食物的幾件事。英人對於這幾件事，皆認為強暴非法；但在林則徐及當時的中國人士則認為很合法的。英人以為法律與命令當有分界，政府隨便的一個命令，不能立刻構成新罪名；法律上行為的責任，應該隻限於當事者，不得隨便加諸當事者以外的關係人；構成法律責任的事實，當具有充分的證據，不得專憑一麵的執詞，在犯罪的事實未明確以前，不得隨便剝奪人的身體自由權，或危及其生命。具此觀念來判斷林則徐的行動，所以無處不覺其強暴非法。勒令具“貨盡沒官，人即正法”的甘結，是隨便可以人人於罪；圍禁商館斷絕柴米食物的供給，是不待責任事實的明確，隨便將責任加諸一切外人，無故剝奪外人的身體自由權，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動。但在中國君主專製政體下麵，所謂“皇言如綸”，皇帝的諭旨可以構成新法律，可以變更舊法律；官廳的命令行為，得皇帝諭旨明白認可或默許，也可以成為法例；帶有欽差大臣的關防的尤可“便宜行事”。換言之，皇帝差不多就是法律的源泉；皇帝既為法律的源泉，自然可由皇帝的諭旨，或根於皇帝之明許或默許，隨時構成新罪名。至於法律上行為的責任問題，雖有“一人犯事一人當”的俗語，但在法律習慣上，所謂“連坐”的範圍，往往漫無限製；一人犯事連累一家，一家犯事連累一村一鄉，甚或至於族滅；找不著犯人問地保，是很普通的常例。這種辦法，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們要免去連坐的危險，就應該監察你們的家族鄰裏及一切關係人，不要作奸犯科；由這種以威止奸的觀念，構成法律上一種連帶責任的觀念。皇帝的諭旨，既認販賣鴉片為犯罪，林則徐又帶有欽差大臣的關防，得以便宜行事，則勒令具結，有什麼不合法呢？圍禁商館，不許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們負連帶責任，把那種犯罪的違禁品掃除（所以林氏的奏語，對於此事說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義律是英國的“夷目”，對於販賣鴉片的英夷，尤應該負連帶責任，中國商人，拖欠外人的債務，曾由中國當局由官庫撥銀代還，是中國當局對於中國商人的行為，尚且負責，為什麼英國夷目，對於英夷的行為不應負責呢；所以連義律也圍禁於商館之內，非待英商將鴉片全繳，不許離開商館。林維喜既是英夷船上的人打死的，英夷不肯將凶犯指明交出，便是庇護罪犯，自然也應該負連帶責任，義律尤應負責，“依嘉慶十三年之先例，禁絕柴米食物”又有什麼不合法呢？這是當時中國人士的法律觀念。

由上述種種觀念不同的衝突，構成連續不斷的衝突事實，遂終至於以炮火相見，造成《南京條約》，中國蒙受莫大的恥辱。但是這種衝突的根本問題，依然還是存在，不曾解決。因為當時的中國人，還是認中國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認西洋夷人也有什麼可稱為文化的，不承認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隻認此次的屈辱為“蠻夷猾夏”，如舊曆史上偶然間發的事象。而在西方人士，則把所謂遠東古文明國的實力看穿，以為遠東人士的知識、能力，也和非洲的黑人、南洋群島的土人相去不遠，所謂遠東的文化，隻有空空洞洞的虛名，一無足取，於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的進展，中國沒有“高枕而臥”的時候了。接著在洪楊戰役期中，便有英法聯軍入京更大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