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戰爭的經過及其結果

穿鼻海戰及此次海戰以前的行動，皆為義律臨機應變的行動。英國方麵得到義律陸續的報告及穿鼻海戰的消息後，朝野議論，漸趨喧囂；政府黨謂中國侵害英人生命財產自由，侮辱英國民族，主張向中國開戰；反對黨則責備政府對於鴉片貿易，不早取締，使中國不知英政府真正意向之所在，此次事變，政府宜負責任，反對開戰。但是倫敦各工商業團體，都想擴張新商場，和在中國的英商表同情，力促政府采用強硬敏活的手段，主戰的空氣漸濃厚。巴馬斯頓遂承認義律的行動，到1840年春初，在國會中經過一番論戰之後，便得多數讚助出兵。中國方麵，道光帝對於林則徐的處置行動也十分激勵他，叫他不要畏葸。道光帝對於林則徐上奏的殊批，有“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又諭言“該夷目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張撻伐，何難再示兵威”等語，林於是大治戰備，不過他所治的戰備，隻是防製夷船闖入的戰備，並且實際上沒有真能防製的效能。從開戰到最後南京和約簽訂，前後約三年（1840年至1842年）。經過的事實，可分為三個段落。

一、由開戰至琦善任欽差大臣，在廣東與義律簽訂議和草約 1840年春初，英政府特任佐治·義律為全權（George Elliot，中國官文書譯為加至·義律或懿律，即甲必丹·義律之從兄弟）。派遣多數軍艦陸續東來，伯麥大佐（Sir. J. G. Rremer）為陸戰隊司令官，佐治·義律任海陸兩軍總司令官，6月抵廣東口外（計軍艦16艘有大炮540門，武裝輪船4艘，軍隊輸送及各種軍需運送船28艘，武裝完整之陸軍4000人）。即下令宣告封鎖珠江及廣東海口。又由甲必丹·義律署名發布一道譯成漢文的布告，大略說：中國大使林、鄧等違玩詔旨，壓迫英國商務監督及商人，以欺騙之詞蒙蔽中國皇帝，故大英國主，特命大員來中國海疆各境，畀將各項實情，上達中國朝廷，以求和平及商務之發達……各地居民對於英國軍民苟不抵抗，英軍一律保護，其有攜帶貨物接濟英軍者，尤必從優給價。且自林、鄧捏詞請停止英國貿易後，中外商人皆受虧累；現英國將帥遵國主諭旨，不許內地船隻出入廣東各海口，必候英國通商恢複後，始準各船出入，惟各處商船來英國船隻停泊之所貿易者，一概無阻。這種布告，是想把中國商民和政府分開，即所謂勾誘漢奸的術策；以違玩詔旨欺騙皇帝的罪名加諸林、鄧，使中國朝廷不信任林、鄧，又是一種反間的術策（這兩種術策都發生了效力）。中國的記載，往往說則徐設防甚嚴，英軍無隙可乘，故舍廣東而北進；其實英軍最初不向廣東進兵，而以封鎖廣東向北方進行交涉，為英軍預定的計劃。當佐治·義律由英出發時，巴馬斯頓於訓令外，附以外務部致中國大吏公函三件，並譯成漢文：其一，使相機送交廣東當局，如廣東不能達目的，則北上，以第二函送交揚子江口附近的大吏；再不能達，則再北上以第三函送交天津白河口附近的大吏。佐治·義律等至廣東，知林則徐方在意氣盛旺的頭上，故即采封鎖廣東，向北方進行的政策。（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謂：“義律遣使至廣東議和，則徐不應。”似非事實，查林則徐奏牘中絕無此事，林氏在粵所辦各事，即極細微者，亦據實奏聞，如有義律遣使議和之事。林必奏明，查外人記載，亦未有義律遣使至廣州議和事。）佐治·義律及甲必丹·義律於6月30日，率艦隊由廣東海麵北進，7月2日過廈門，命一快走艦樹白旗，謀將第一函送達福建當局，廈門守吏開炮拒之（此時中國方麵尚不知白旗為停止攻戰的記號）。英艦還炮應戰，第一函不能達。7月4日英艦隊達舟山列島之定海，該地全無戰備，英軍於次日占領。10日，進至寧波，複用小艇樹白旗，謀將第二函送達浙江大吏；此次送函之船雖未遭抵抗，但當局得函後，照錄一份，仍將原函拒卻（浙省當局亦未將函中內容奏明，但言“英夷勒令民船夫送書求奏朝廷許可通商，奸計叵測，故拒未收受，現已加倍防範”雲雲）。義律等於是又將寧波及揚子江口一帶支配兵艦封鎖。於7月28日向天津白河口進發。8月15日第三函始得由直隸總督琦善接受。琦善接受該函後，曾與甲必丹·義律會晤，經過一番談判，並將英外務部原函的內容大略奏明朝廷，謂英吉利“遞字訴屈”。他想用柔軟手段，把義律兄弟及英國艦隊弄回廣東方麵去了事。原來自義律發出前記的布告，說林、鄧捏詞蒙蔽朝廷後，接著沿海各省，皆受英艦的侵擾，各省大吏，對於林則徐的行動都不滿意，以為他徼功惹禍，蜚語四起；此時當權的軍機大臣為穆彰阿，也不以林氏的主動為然，從中鼓煽，漸至道光帝對於林氏的信任也動搖起來，以為英人別有委屈，林氏或真有捏詞蒙奏的處所（其實林氏在粵的行動，無一不據實奏明）。英艦隊在白河口外示威，北京朝廷極感不安，琦善既居直隸總督地位，對於畿輔的安全負有重責，萬一英艦闖入白河口，驚擾畿輔，他必受嚴重處分，故以使英艦隊離去白河口南下為唯一要圖。因此另簡大員赴粵查辦，成為當時的廟謨；對於義律，也便以事端真相，須往粵查明後方能定奪為詞，請其率艦南旋，以廣東為談判地點。義律以為有談判可能，於9月15日離去白河，返舟山列島之定海。前此定海失守後，伊裏布被任為欽差大臣，馳往浙省查辦，相機收回定海；至此複命琦善為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查辦（未幾兼任粵督），林則徐、鄧廷楨皆革職交部議處（林免職在是年9月，初命來京聽候部議，旋命留粵備查問差委，旋又命赴浙效力，明年5月命從重發往伊犁效力，旋命赴東河效力，未幾，卒發往伊犁效力）。義律在舟山與伊裏布關於舟山方麵休戰事情，略事接洽後，便南下澳門。琦善於12月16日到廣東，旋與義律從事談判。琦善以為英人的目的，不過在通商，隻要許他們恢複通商，便可和平了事。在天津時，百方敷衍義律，使他離開北方。及至他自己到了廣東，仍想用敷衍手段了事，對於義律，表示十分和平的態度，盡反林則徐的強硬抵抗政策。惟對於義律要求割讓香港一事，則以割讓領土，不能得皇帝的許可拒絕他。義律見他不肯讓步，便準備進攻，於1841年1月7日（農曆十二月十五日）攻陷虎門外的沙角大角兩炮台，並有進攻虎門之勢。琦善大驚，遣使再向義律繼續和議，旋於1月20日與義律簽訂草約，其要點如下。

（一）以香港全島割讓於英國，惟商業上正當諸稅，仍須納稅中國政府，如在黃埔時。

（二）償金600萬元於英政府，即交100萬元，其餘分年於1846年止交清。

（三）兩國公事上交際，用對等形式。

（四）廣東通商於陰曆新年十日後即行恢複。（琦善所奏呈之草約，與英人所發表者不同。第一條“為準令英人仍來廣東通商，並準就新安縣屬之香港地方一處寄居，應永遠遵照，不得再有滋擾並不得再赴他省貿易”；第二條無；第三條“所有一切貿易事宜，亦應仍舊，與例設洋商妥為議辦，不必與天朝在粵官吏通達公文”。）

此草約簽訂，同時義律允即交還大角沙角兩炮台及舟山列島之定海。琦善希望以收回此等地方，緩和皇帝的怒氣，於是於簽訂草約後，一麵英人即撤退舟山列島艦隊，以定海交還伊裏布，大角沙角之兵亦撤退；一麵即由琦善布告香港由英人管轄（1月13日），義律便宣布組織香港行政廳，建屋開埠，視為己有了。是為此次戰爭經過的第一段。

二、由琦善簽訂草約至奕山任欽差大臣，第二次與義律簽訂休戰條約 琦善與義律所定的草約，兩方麵的政府都不承認。英政府謂義律未能遵守政府訓令的意思，償金既太少，而香港的割讓，尚須交納諸稅，則不能完全算為英國所有。故於接到報告後，即召還義律，另派璞鼎查（Sir.Honry Pottinegr）為全權（璞氏未到以前仍由義律主持一切）。中國政府方麵，琦善雖為代表皇帝的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但他的主要任務是查辦。“查”就是查探林則徐對於英人的處理是否失當，如有失當，即糾正之；所“辦”的，隻能辦到糾正林氏的失當而止；即要增開商埠，亦所不許，何況割地償金呢！（見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曆次批答琦善的諭旨可知）琦善一麵迫於皇帝的威壓，一麵迫於英人的要挾，起初以為英人可以敷衍搪塞，及到無可敷衍，始奏稱：“英吉利……向共知其僅長水戰。今詎料其並有陸兵，戰船則大小悉備，火器則遠近兼施，占奪炮台後，勢將直擊虎門，進攻省垣，拒守實難，不得已允其代為奏懇於外洋寄寓一所……”其實此時已將香港讓給英人了。皇帝接到他的奏折，大發雷霆，立刻任命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領欽差大臣，尚書隆文，提督楊芳為參讚大臣，調遣大軍馳赴廣東剿辦；以為大軍一到，可以立刻把英軍掃盡。琦善得到派兵來粵的消息，十分狼狽，又奏稱：“英吉利現已遣人前赴浙江交還定海，並將沙角大角炮台及原奪師船鹽船逐一獻出，均經驗收，兵船全數退出外洋，奴才查勘各情形，地勢則無險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皇帝批諭說：“朕斷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膽敢背諭朕旨，仍然接受夷書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未幾即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所有家產查抄入官。

義律知道大兵將到，便以先發製人的策略，進兵虎門，於2月26日占領虎門諸炮台，關天培戰死，珠江以內的防禦工事為前此林則徐所設施的，悉被破毀。此時提督楊芳所領的大軍萬人雖已到了廣州，然珠江要害，已盡為英軍所占，楊芳束手無策，由各國商人介紹請求休戰，義律雖允許，戰備未撤。到了4月30日奕山隆文及他們所率領的大軍，到了廣東，又經營戰備，義律來文詰問，不得要領，戰事複起。到5月25日廣州城周圍的炮台及各要害，悉被英軍占領，廣州城全被包圍，大軍數萬人，都閉處城內，絲毫不能有為。奕山決計請和，英軍初不聽，後命公行商人某及廣州知府餘寶蓴臨英人陣地哀請，始允休戰，成立休戰條約如下。

（一）於一星期內，交納英軍費600萬元，簽約日即交100萬（27日）。

（二）官軍退去城外60英裏以外之地。

（三）英軍退出虎門。

（四）香港割讓事，俟異日協定。

（五）交換俘虜。

這不過是將600萬元的巨款，延救廣州城的生命，但是奕山奏上皇帝則說是英軍請和。道光帝起初天天盼望捷報，當楊芳奏請休戰時，尚嚴旨切責，說他遷延觀望，有意阻撓；及接到奕山的奏請，雖知道奕山已迫於無可如何，但仍以為請和休戰，真是出於英人的意思，批答奕山的諭旨謂：“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準令通商，惟當嚴諭該目，立即將各兵船退出外洋，交還炮台，仍須懍遵前定條例，隻準照常通商，不準夾帶違禁煙土。”不知道還有割地的大問題留待解決。休戰後一個多月，奕山對於割地的嚴重問題，還是遷延敷衍，不敢向皇帝道及一字，皇帝始終如在夢裏，還要他“飭令英夷出具切實甘結，遵守約束”（到是年公曆九十月間，皇帝屢下諭旨責問奕山何不收複香港，奕山奏報還說：“香港地方，洋人並不久居。”）。英人對於香港的割讓，雖知道中國皇帝尚未裁可，但已經組織了香港行政廳，頒布各種港務規則，作為大活動的根據地了。是為此次戰爭經過的第二段。到8月10日，英國新任全權璞鼎查抵澳門，開始最後一段的大活動。

三、戰事再起至《南京條約》 璞鼎查由倫敦出發時，巴馬斯頓授與他的訓令，叫他對於廣東方麵，除保持香港作根據地外，不要在廣東和中國大吏進行談判，宜即向北方進展，將已交還之定海，再行占領，進據揚子江要地，或北達白河口時，方可開始談判；談判時要求賠償，務須詳細調查細目，獲得滿足的結果，對於將來英商安全的保障，商埠的擴張，香港的割讓，務必達到目的而後罷手。故自璞鼎查到澳門後，廣東方麵反歸無事。璞氏留兵艦數艘守香港，率領其餘各艦，於8月26日攻陷廈門，留兵據守鼓浪嶼，再北進，9月5日達定海，定海自前次英兵退去後，已增設防禦工事，並駐重兵，但終無抵抗的力量，到10月1日卒為英軍所占領；10日英軍又陷鎮海，13日又陷寧波，欽差大臣裕謙投水死；於是浙東全被英軍勢力所宰製。

道光帝聞廈門及浙東各地失陷，異常憤怒，任奕經為揚威將軍。征調川陝各省軍隊，並許招集江淮沿海義勇兵數萬人，謀規複已失各地。英政府也於9月下旬，就印度方麵增發海陸援軍。璞鼎查於攻陷浙東各地後，援軍未到前，乘機休養兵力，自回香港，處理香港及廣東方麵商務關係（廣東自奕山與義律訂立《休戰條約》後，即開始通商，此後廣東以北沿海各省雖在戰爭狀態中，廣東與英人通商，並未停止。奕山惟填河築堡以防英軍再攻，其實英軍已不理廣東了）。英國增發的援軍到後（計有軍艦20艘，載炮668門，武裝輪船14艘，載炮56門，病院船9艘，以外尚有測量船，運送船多艘，陸軍除炮兵外，步隊達1萬人以上），再開始由寧波進軍活動，奕經規複浙東的計劃，完全失敗。英軍於1842年5月18日攻陷乍浦，6月16日攻陷吳淞，19日陷上海，自此沿江西進，7月21日便攻陷鎮江。鎮江是當日南北運道的要衝，被陷後，公私皆大受創痛。英軍占領鎮江後，進行還不曾停止；於鎮江配置相當的守兵，便向南京進兵。8月10日，南京已在英軍炮火威脅之下，和議的機會，至此始十分成熟。

此時江浙方麵的重要大員為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耆英、伊裏布（前任欽差大臣，因定海失陷奪職，旋複授七品頂戴，令赴浙效力）、浙江巡撫劉韻阿、兩江總督牛鑒等。自規複浙東失敗後，這一班人都失了抵抗的勇氣，極力運動講和；但是他們求和的苦衷，一方麵不易得英軍的信任諒解，一方麵不易得皇帝的許可。他們向英軍求和的信使，由乍浦尾隨至吳淞上海，英軍並力西進，全然不為所動。他們向皇帝上奏請和，尤難措詞，因為皇帝在盛怒之下，極難表示和意；牛鑒於吳淞上海失守後，奏請仿照乾隆年間征緬罷兵仍許朝貢事，準予英人通商，皇帝批答他說：“朕之用兵實出於萬不得已，若將征緬之事比擬，事不相類，擬甚不倫，想卿必為伊裏布簧惑矣；朕愈加憂憤；倘將士有所窺伺，稍有解體，將成瓦解，可設想耶，總因朕無知人之明，自恨自愧。”牛鑒豈不自知以征緬相比，為擬甚不倫，因恐觸犯皇帝的盛怒，故有此擬甚不倫的請求；但皇帝還是不肯表示和意。及到鎮江失守後，皇帝才知道他自己的兵威是靠不住的了，對於牛鑒、伊裏布、耆英等各人的奏請，才有允許的表示。（但是那種允許和議的表示，還帶有假裝硬漢的聲口，如說“萬一仍不受撫，不得不大張撻伐，奮力攻剿”；又如說“如果就我範圍，即可籌定大局……如情詞恭順再遣職分較大之員，速行定議，倘竟桀驁不馴，難以理喻，現在兵力已集，地險可守，全在該大臣等激勵將士，或竟出奇製勝懋建殊勳，該大臣之功甚偉也”。）耆英等得到允許講和的表示，再三向英人乞求，璞鼎查起初以他們沒有講和的全權，拒絕他們的請求；後經提出全權的證據（8月14日），璞鼎查開出講和最低限度的條件，限立即承認，否則即行炮擊南京；耆英等無法，隻得將各項條件全部承認，8月26日，議定條文，29日由耆英、牛鑒、伊裏布往英國軍艦孔回利斯號（Cornwallis）與璞鼎查簽字。條約全文共13條，其主要之點如下。

（一）中國政府納賠償銀2100萬元與英國政府——內軍費賠償1200萬元，公行積欠債務300萬元（公行專利製度從此永遠廢止），鴉片償還600萬元——分年交清。英軍於第一年收到600萬元時，即退去揚子江各要隘駐軍；舟山、鼓浪嶼兩處，須俟償金全納，通商五口岸開放後，方行退去。

（二）中國政府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於英國。

（三）中國政府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開為通商口岸，許英國設立商館，英商及其家族得自由居住往來。

（四）英商貨物進出口稅，應秉公議定則例；英商貨物照例納進口稅後，準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不得再加稅課。

（五）以後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

此次的條約真是所謂“城下之盟”；事先並未訂有什麼休戰條約；英軍開出條款時，隻許有翻譯文字及條文細目的商酌，不許有內容的修改變更；這就是不平等條約的“嚆矢”。後來英國人批評說：在歐洲的外交家，對於一種條約的字句命意，遲回審慎，不知如何的敏銳警惕；但當時的《南京條約》，定議於俄頃之間，不曾費中國當局片刻的注意審慎；因為他們全被那種惶恐不安的心理所宰製；他們的視線所集中的唯一重要點，就是如何使英軍立即退去，這是很實在的情形。因為他們以免去英軍的炮擊及其退去為唯一的目的，故對中國所視為戰爭原因的鴉片問題，訂約時除賠償被銷毀的鴉片價值外，關於以後販賣應該禁止與否，竟不涉及；而英國方麵向來所不滿足的皆一一滿足，並且超過滿足點以外，如香港的取得及關稅協定權便是。割地償金，是戰敗國所應該忍受的，故香港的喪失，猶有可說，關稅自主權被束縛的一點，實為中國的致命傷；但當時政府中一般的當局者，無一人夢想及此。他們所最傷心的，除割地償金外，就是以後兩國交際來往公文，須用平等款式的一點；以堂堂的天朝，須與夷人用平等款式，真是“冠履倒置”、“天翻地覆”了；但一時敵不住夷人的炮火，隻好暫時忍受，再等機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