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鴉片問題的發生與林則徐的嚴切手段

中國在唐時便有所謂罌粟，即鴉片之別名，但是專用為藥品。把它製成煙膏來吸食的習慣，大約在明末清初的時代（即17世紀前期）。此時東方的海上商業勢力，還操在葡萄牙人手中，鴉片也是由他們從印度輸入；但是每年輸入不甚多（明萬曆十七年關稅表中有鴉片十斤，稅銀二錢，見《東西洋考》）。到1729年（雍正七年）因為東南沿海各省的人民傳染吸食的習慣漸廣，始由雍正帝第一次發布禁止吸食的上諭。此時每年輸入不過200箱上下。但是禁令是禁令，吸食的依然吸食，並且漸次增加，輸入的數量也每年增加（因為雍正七年的禁令，止禁吸食，未禁輸入，輸入仍列為藥品，報關納稅，乾隆十八年，廣東稅關的記錄中，鴉片一擔，稅三兩，是認為正當的輸入品）。大約每年增加20箱，到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輸入已達1000箱。到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東方商業的專利權，對中國的鴉片貿易權，也漸次落入其手。至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鴉片的輸入超過4000箱了（關於鴉片輸入的增加數量，各人記載不同，有謂此時已超過5000箱者，有謂僅4000餘箱者，大約在四五千箱之間）。此時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商業，英國已居第一位，即以鴉片輸入增加之故；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起初鴉片僅占輸入品六分之一，到18世紀末（即乾隆晚年）則已占輸入品二分之一以上（其次之重要輸入品，為印度棉花，約占輸入品四分之一，英本國產物輸入者為毛織物，僅占總數八分之一。輸出品中，茶占五分之三，生絲及絲織物占五分之一，尚有少數棉織物亦為輸出品之一種，此時英國對華通商，與印度略成三角形勢；即以英國製造品輸入印度，以印度產品輸送中國，以中國產品送回英本國，其餘銀或送回英國，或送回印度不定）。至1796年（嘉慶元年），因為吸食鴉片的惡習彌漫全國，輸入有加無已，北京朝廷依廣東總督的建議，始發布禁止輸入的上諭；四年後，又重申禁令，此後鴉片已成絕對的禁止輸入品了。但是未禁止輸人以前，輸入尚不過四五千箱；禁止輸入以後，輸入反更加多（此後關於輸入數目字的記載，各人更不相同了，因為自禁止輸入以後，輸入不經海關，故其真確數目字，比前尤難查考）。據外人記載，到1810年以後（嘉慶末年）輸入已近10000箱，及由1820年至1830年（由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平均每年約有16000箱。到1836年，每年已有20000多箱了。鴉片貿易的受授，1800年（嘉慶五年）以前，由廣州各公行與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處理；自此年重申禁諭以後，受授的地點由廣州移至澳門與黃埔去了。到1821年（道光元年）道光帝又下了一道禁令。是年因為廣州各大小官吏間，關於分配鴉片私稅賄賂品不均勻的緣故，發生爭論，大起糾紛，故又重申禁令（時兩廣總督為阮元，元因此奏請重申禁令）。是年以前，處理受授的地點，雖由廣州移至澳門與黃埔，仍為半公開的秘密行為；自此禁令頒布後，更把處理受授的地點移到伶仃島、金星門、急水門及香港等處去了。自此輸入的數量更多。為什麼越禁越多呢？其原因就是在未禁止輸入以前，輸入必報關納稅，雖然稅吏也免不了額外苛索與賄賂，正當的稅款還是國家的；自成為禁品以後，大小官吏，通同結合（僅有皇帝不知道，總督或者間有不知道的），一手拿禁渝，一手拿錢袋，和商人聯為一氣，不惟暗中保護，借分餘潤。甚至於作合股的買賣，把經營的命脈都操在官吏的手中。貨物受授的地點，雖然再三向廣州以外移轉，貨物的銷暢，比前更無阻滯，甚至於用公家的船，替商人分運；如此。安得不越禁越發達呢！這種情形，除了皇帝及特別清廉的總督以外，大概都知道的。但是有一個問題發生了，就是：以前貨物的輸出輸入差足相抵（起初且為輸出超過輸入）。自鴉片神秘輸入增加，皆用現銀交易，事實上成為輸入超過輸出，現銀流出，發生銀價騰貴的問題。於是在1835至1836年間（道光十五六年間）因為銀價騰貴的緣故，對於鴉片買賣，發生兩派的議論：一派主張弛禁，公認鴉片為合法的商品，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代表；一派主張絕對的禁止，加重科罰，以鴻臚寺卿黃爵滋為代表。是為鴉片輸入成為嚴重問題之始。許乃濟曾經作過廣東按察使，對於廣東鴉片貿易的內幕情形，比較明白，因於道光十六年夏，奏請將鴉片認為合法商品。奏章的大意說：鴉片本屬一種藥品，曆來準其納稅輸入；因人民濫行吸食，成為癖習，貽害社會，才禁吸禁賣；但禁令愈嚴，稅吏奸商互相勾結之弊竇愈深，秘密輸入之量愈增；因有巨利可圖，故彌不畏死；無論何種法令，皆難實施有效；前此公開納稅輸入，尚屬以物易物，現銀不至漏出；自由奸商秘密輸入以來，買賣皆用現銀，現銀流出之量日增，銀價日騰，國日益貧；不如弛禁，仍準納稅輸入；但隻準用茶葉大黃絲絹等現物交易，不許用現銀；一麵準國內自種罌粟以圖抵製；對於人民吸食，除官吏勇兵士人，須嚴禁外，餘可放任不理。道光帝對於許氏這種建議，猶豫未決，諭交粵督與在粵各大吏熟議奏聞。此時粵督為鄧廷楨，鄧氏得旨後，令在粵各吏及公行員各抒所見，以便具奏；結果皆讚成弛禁，並擬定種種弛禁的條件（如交易不許全用現銀之類）。鄧氏及粵撫據以奏聞。英商得到鴉片將要弛禁的消息，更形踴躍，於是在這兩年之內輸入更多（約達50000箱）。但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黃爵滋複上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道光帝諭令各省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奏複，大都皆趨重嚴禁。此時林則徐方為湖廣總督，條奏禁止方法，道光帝大為感動，於是決意雷厲風行的嚴禁，並降許乃濟之職，令其去官。是年11月便任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委以軍事上行政上的全權，想把這種多年遺下來的禍毒，立即拔去，於是中英的戰機將要成熟了。

林則徐於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初到廣東。在前一年冬間，林氏未到廣東以前，廣東已經發生紛擾。原來粵督鄧廷楨，聞知皇帝已下決心，非嚴厲執行所定的禁令不可。而在內外商人及下級吏員的心理，以為這不過如天變一時的暴風雨；暴風雨過了，仍舊無事。因為中國官場向來的習慣如此。尤其是英國商人，絕對不相信中國政府，真有將鴉片禁絕的決心和能力。因為習知中國的大小官吏，無不是假國家法令以為營私之具的。於是在粵督嚴切執行禁令之中，秘販秘運的活動依舊不息，並且仍有許多官艇，代替商人輸送（相傳此時官艇每艘一星期可得數千元之利益）。粵督聞知將有欽差大臣來粵，更不能不督飭所屬嚴切執行禁令。適有在商館前上岸的鴉片被查出，立命該船退出廣東，並以停止通商壓迫外商。未幾又將所捕獲的鴉片犯人，在商館前施行絞刑，群眾麕集，外人相率下旗表示抗議；粵督不顧。英政府此時所注重的，尚在關於交涉上之對等權利，關於鴉片問題，尚無袒庇英商的意思，觀其致義律通告英商的文中，說英國政府，不願英國國民蹂躪通商國的法律；苟因犯法行為而受損害，則損害皆其自取，政府無保護之義務。蓋英國此時，雖早蓄有打開新局麵的意思，似不欲以不名譽之鴉片販賣問題與中國開釁。倘若此時中國人士稍有近世國際知識，不以野蠻視外人，決不至因禁止鴉片的緣故，惹出大禍來。但是曆史事實的進展，往往要走曲線，東西兩方人士的觀念，不易如是直切的接近。不應惹起戰爭的問題，畢竟要惹起戰爭來。

林則徐在道光時代的大吏當中，是一個實心任事超出流輩的卓卓者。他那懇切至誠的精神，我們至今還是應該敬仰佩服。但他對外的思想知識，為時代所拘，因之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也不能不錯誤，我們不能為他諱飾。他的注意點，專在鴉片一件毒物上麵：第一要消滅已經到了廣東的鴉片，第二要斷絕以後鴉片的米源。凡他所認為可以達此目標的一切手段，盡量采用。他到廣東後第八天（3月18日）偕同粵督撫傳集公行員當堂發給諭帖兩道，一諭中國商人，一諭外國商人，懇切曉以販賣鴉片之非法與不道德。其諭帖的要點：一是須將現存在華各船內的鴉片，一律繳出，不許有絲毫隱匿；二是出具夷漢合同文的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夾帶，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諭帖發出後的第二天，即令在廣州所有的外商，當鴉片未繳清以前，暫時一概不許離開廣州；未幾，外人商館周圍的要口，布置兵衛，稽查出入，凡商館與黃埔澳門間的船舶往來，一並截斷，不能私通信息；未幾，並將外人所雇用的中國買辦仆役，一並撤退，不許再入商館；於是所有外人皆被圍禁於商館之內，有若獄囚。（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謂：“林則徐將領事教師與密賣事件無關係者，盡捕之下獄，且禁給商館食物，又悉奪其船舶，以絕歸路。”雲雲，皆非事實，蓋據外人記載，謂外人皆被拘禁於商館之內，商館成為囚獄，劉氏因誤為悉捕之下獄也；又以禁止廣州與黃埔澳門之交通，誤為悉奪其船舶也；至於禁給商館食物一事，亦不如外人所記之甚，不過取得食物比前較難，據林則徐之奏稱“距撤退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館食物，漸形窘乏，臣等當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數十件”，則何嘗有禁給商館食物之事。故謂禁給食物者，外人因惡林之故，而故甚其詞，劉氏不察，據為史實。）林為什麼采用這種強迫手段？因為英商聞知林欽差將到。恐怕他將派兵來搜索他們的船舶，因將所有貯藏鴉片之躉船，開往伶仃島以外。林欲將各躉船所存之鴉片銷除淨盡，又無法使各躉船回受檢查。“因思船之存貯雖在外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見林氏奏語），他以為把他們圍禁於商館之內，他們沒有方法，不能不自己將鴉片繳出來了。這就是他消滅已到廣東的鴉片的手段。圍禁後數日，英商呈繳鴉片1037箱，林氏查知貯存鴉片之躉船20餘艘，每艘所貯約千箱，共約20000餘箱，區區千餘箱，僅得實數二十分之一，拒不收受。當下令圍禁商館時，英商務監督義律方在澳門；他於下令後來廣州（3月24日）。林氏正欲得一英商之主腦者，使之負責，故義律於圍禁後得入商館無阻；但他一入商館時，見商館所有中國仆傭買辦，無一人留者，而一人之後，即不能複出，於是以函向林欽差要求英人全體通行券；林答以鴉片未繳清時，不能照準。義律始通令英商將所存鴉片繳出，並通知林欽差承認英商所有鴉片，共得20283箱，願悉繳出，請指定地點交割（3月27日）。因貯存鴉片之躉船散在各處，且數量如此之多，一一調集點交，很費時日，約經兩個月工夫，至5月21日始完全繳清（繳清後奉旨就地銷毀）。在陸續繳呈期內，商館的圍禁，雖未完全撤消，實際上買辦仆役，皆已陸續回館，稽查亦不如前此之嚴，不過外商尚不能離去廣州罷了。義律所以甘願令英商將鴉片繳出，一則迫於無可如何，二則欲以坐實中國當局剝奪英人財產生命自由的強暴責任，以促起英政府的憤怒，向中國開始武力行動。鴉片繳出，林則徐消滅現存毒物的目的算是達到了，但還有一個斷絕毒物來源的問題，未能解決，因為他所要求外商出具甘結的一點，義律堅不承認。義律以為查出帶有鴉片，不經審判證確，貨即沒官，人即正法，是一種非常的強暴行為，與英人法律觀念萬不相容，故絕對不肯出具這種甘結。義律於鴉片繳清，商館解圍後，即令英商企體退去廣州，移居澳門；自此留居廣州商館的僅有美國商人數十名。

林則徐於諭令繳出鴉片時曾再三聲明，隻要將鴉片繳出，出具不再帶鴉片入口的甘結，便可如舊通商。英商頗有一部分願意具結的；但其主務監督義律不許。義律早已想打開新局麵，不過此時尚未得到英政府的明白訓令，已經派來的軍艦也尚不過三兩艘，兵力極單弱，而他所受於政府的權限也尚極微薄，不便立即決裂。故他退去廣州移住澳門時，想暫時假澳門為維持英商目前的地位，曾請林欽差派員赴澳會議善後辦法，旋在澳又函達林欽差，謂在未奉到英政府訓令以前，請準在澳門起卸貨物。林氏對於派員赴澳會議一層，即委佛山同知劉開城往澳，惟對於在澳門起卸貨物一層，則絕對不允；因為他恐怕陸續新來的英國商船，假澳門為囤積鴉片的處所，他的辦法，凡船舶苟非攜帶鴉片者，必進口至黃埔報驗，裝卸貨物，既不進口報驗，即須離粵回國；若不進口報驗，又逗留海口不去，顯係裝載鴉片，私圖秘賣；若準在澳門裝卸貨物，則適墮其計中；不知義律的計劃尚不在此。及劉開城到澳門，義律便不理會，詰其前請派員赴澳會議的理由，答以既不許在澳門裝卸貨物便無可會議；此後林氏有公文與義律，他也不接受了。（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謂：“義律請則徐派員至澳會議，則徐斥不許。”與事實全然不符。）到7月7日又發生林維喜被英國水夫驅斃的事件，遂成為戰爭的直接導火線。

林維喜是香港附近尖沙村的居民，英國水夫多人，因為買酒不得，對於該地的人民，加以暴行，林維喜無故被驅致死。義律也知道是由英國水夫驅斃，因在海上組織海軍裁判，義律為裁判官；起訴殺害者為英國水夫長，水夫5人與有關係，審判時對於殺害最初之起訴，付之不問，由水夫5人自承有罪；於是判決3人處20鎊罰金，監禁6個月，2人處50鎊罰金，監禁3個月，並聲明此監禁須在英國監獄執行。當義律組織裁判時，曾通告中國當局，謂如中國派遣高級官吏出席觀審時，當以相當之敬禮待遇之。但中國當局以犯罪之地點在中國領土內，不承認英國有裁判權。要求將凶犯交出，由中國審判。義律對於此要求，概以未得主要凶犯延抗之。遷延一個多月，不得結果，林則徐因沿照嘉慶時抵製英人先例，禁止供給英人柴米食物，放逐英人於澳門之外。此事據林奏語，在農曆七月初八九開始施行。（林氏奏稱：諭令義律交出凶夷，照例辦理，將及兩月，延不肯交。臣等給與諭函，亦竟始終不接。恭查嘉慶十三年英國兵頭都路厘等在澳門違犯禁令，欽奉諭旨，即實行禁絕柴米，不準買辦食物等因，欽此。此時義律與各奸夷均住澳門……自應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禁絕英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查例載夷商消貨後不得在澳逗留，今該夷既不進口貿易，又不銷貨，即不當住澳，應與奉逐奸夷均照例不準羈留。臣等渝飭之後，澳內西洋夷目即葡萄牙人亦應遵諭一同驅逐。自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九日，一旬之內，義律率其家眷，並澳內英夷共57家，悉行遷避出澳，悉住尖沙嘴。）繼命香山縣發出布告，其要點：一是未帶鴉片之船準入口報關驗貨，開艙營商，不入口之船須即退出，不得在口外逗留；二是殺害林維喜之犯人，即與斷絕關係，庇護犯人者同之。自此所有英人，悉拘促於船中，漂泊於香港附近各處。義律曾向九龍中國官吏提出抗議，並以武裝船數艘向中國水師船開炮示威，且欲封鎖珠江；但終以兵力微弱，封港之舉未實行。此時英商中有因逼迫難受，請向中國出具甘結，入口通商者，義律心中不願，但不能阻止，因在公曆10月中旬，有英國商船兩艘，具結入口。林則徐以為英人可以漸就屈服，但以多數英國商船，仍不肯具結入口，必由義律把持，或攜帶鴉片，圖謀秘賣的緣故，一麵令水師及珠江各處炮台嚴密防範，一麵嚴催義律交出殺人犯，及各船入口報驗，否則實行驅逐。到11月初（農曆九月底）義律與新到軍艦艦長斯密斯協議，率艦數艘進至穿鼻，向中國當局要求解除壓迫英人的行動。水師提督關天培，見英國軍艦漸次逼近，嚴陣以待；英艦首先開炮，關天培應戰，彼此交換炮火，結果中國炮船被擊沉3艘。林則徐以數月來辦理的經過及穿鼻海戰情形，陸續上奏；未幾（農曆十一月，公曆次年1月初），由上諭正式宣告停止英國通商，兩國的戰端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