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洪楊革命時代

洪楊革命軍起於鴉片戰爭結束後八年，即1850年（道光三十年）；1851年建國號曰太平天國，1853年占領南京為首都；1864年南京被清軍攻陷，太平天國覆滅。前後共十五年。這十五年間的戰爭，可稱為滿漢兩民族鬥爭的試驗時期。在此試驗的鬥爭期內，革命軍雖然失敗，但是失敗於漢民族自身，漢民族的勢力卻已伸張起來了。不過西方勢力的侵入也更深了一層，從此漢民族的政治負擔，比以前更為艱巨。茲就此時代經過的重要情事，分節敘述如次。

一 洪楊崛起以前的社會背景

洪楊革命軍起，雖在1850年，若就它的背景分析，當溯之於鴉片戰爭以前，而鴉片戰爭則為其近的導線。茲列述其大概。

一、經濟上的背景 中國曆史上有一種所謂“一治一亂”的周期律，每次統一約二三百年之間，必要經過一二次的小屠殺，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經過一次大屠殺。自秦漢以來，這種周期律的表現，是曆曆不爽的。對於這種周期律的解釋，雖有多方麵，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國從秦漢以來，生產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國民的經濟生活，全憑著土地的自然生產力；人口增加到了超過耕地麵積和生產力所能容納的供給時，就產生多數的失業群眾；結果就隻有假手幾個梟雄，率領一班生活無靠的群眾來實行屠殺；屠殺到了減少與耕地麵積相當時，於是又歸於平靜。清代人口的增加數字，約如下。

順治十八年（1661年） 21068609口

康熙五十年（1717年） 24621334口

乾隆六年（1741年） 143411559口

乾隆十四年（1749年） 177495039口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200473275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307467279口

嘉慶六年（1801年） 297501508口

道光元年（1821年） 355540258口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413457311口

其中順治、康熙兩朝的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當時有丁稅，戶口的報告隱瞞者多。雍正朝定“丁隨地起”之製，以丁稅攤人田賦中，無田的人不要納丁稅，戶口調查的方法也變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數字一躍而達1.4億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軍暴發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約及3倍（中間因白蓮教亂，經過一次小屠殺，故嘉慶六年的人口數字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於墾田麵積的增加則如何呢？約如下。

順治八年（1661年） 5493576頃有奇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6078430頃有奇

雍正二年（1721年） 6837914頃有奇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7414495頃有奇

嘉慶十七年（1812年） 7915251頃有奇

道光十三年（1823年） 7375129頃有奇

其中墾地的麵積仿佛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數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數字來，實在小得可憐。並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較前十一年還減少了54萬餘頃。在此種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夠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與人口同時增加，若無別種生活方法則日貧；貧則由借債而至於賣田以濟饑，於是助成商賈富豪的兼並；漸至土地集中於少數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貧富懸隔多數群眾失業的現象。若在工業生產發達的國中，沒有土地的人，有多數都會被大工廠所容納。我國在道、鹹以前，既然沒有大工廠可以容納多數貧困失業的群眾，屠殺的周期律自然要隨機表現了。加以對外貿易的鴉片輸入，逐年增加，現銀流出日多，銅錢的價格低落，物價日趨騰貴，田賦的負擔，因銀價騰貴而加重，農民的生活益困。並且在道光晚年，連歲皆有水旱的天災；災區之廣，幾遍於黃河及長江流域的各省。這都是促起屠殺的周期律表現的因子。此為經濟上的背景。

二、政治上的背景 關於乾嘉時代的政治實質，在導論中已摘要說及，此處不必多說。不過導論中所說及僅在官吏貪汙的一方麵，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貪汙以外，還別有一種作風，曾國藩名曰“掩飾彌縫，苟且偷安”。廣西的龍啟瑞上梅伯言書，描寫“掩飾彌縫，苟且偷安”的現象及原因如下。

……抑某竊有進者，奸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奸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待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為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不敢為。然督撫亦非真以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發細故，輒請動用……為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借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複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指梁章钜）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為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指鄭祖琛）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也。

蓋在道光朝，繼續用兩個庸相。一個為曹振鏞，他嘗向皇帝說：“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惟有抉其細故之舛謬者交部嚴議，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縱。”這是造成臣僚緘口的第一個人。一個為穆彰阿，庸暗無能，尤過於曹氏。龍啟瑞書中所指的時相就是他。這時候相繼作廣西巡撫的，梁章钜日以文酒征逐為務，若有談整飭吏治的，便說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後，也沒有什麼振作。鄭祖琛承周之後更放任無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災為事。這是政治的背景。

三、民族思想的背景 自清入主中國以後，明代遺民播散在民間的“反清複明”的種子，雖經康、雍、乾三朝用摧殘和馴柔的手段，盡力芟除，但終未能消滅。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會的林爽文，首起革命軍於台灣，與清軍相抗經一年之久。林爽文雖然失敗了，到1793年又有白蓮教的劉之協，擁小童王發生，假托朱明後裔謀起事。劉之協等雖然被捕失敗（劉旋即脫逃），但是白蓮的黨徒已遍布長江上遊及西北各省，隨即到處暴發，成為嘉慶初年的白蓮教亂。經過幾年騷動，白蓮教雖然被戡定了，他們所用“反清複明”的口號思想，依然潛藏在群眾的腦識中，一遇緣會，即行複現。自道光紀元（1821年）鴉片戰爭爆發前，此處彼處，時有不斷的小亂事發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台灣粵民黃文潤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會瑤民滋事，遂有趙金龍之亂；十五年山西趙城縣教民曹順滋事，知縣楊延亮全家被殺。這些構亂的分子，在北省的大約稱為“教黨”，在南省的大約稱為“會黨”。教黨以白蓮教為首，其流有“白陽”、“八卦”、“紅陽”等名目；會黨以天地會為首，其流有“三合”、“三點”等名目。多依托舊的宗教儀範，以“反清複明”口號相結合。北京朝廷屢次諭令各省大吏“嚴拿會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嚴例。但是事實上，不唯舊的種子不能消滅，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國以後，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種子，又要依托它發芽了。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鴉片戰爭發生，又有幾方麵的直接影響。一是腐敗軍隊對於地方的擾害。當命奕山為靖逆將軍馳往廣東時，由河南、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各省調往廣東的軍隊，共計在三萬以上。這些軍隊，用以對外作戰雖無用，而擾害經過及駐屯的地方則有餘。王均《金壺浪墨》引《羊城日報》說，此種軍隊“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屍”。又說“楚兵盡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群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這是當時軍隊貽害地方的事實。二是團練義勇隊的集散。廣東方麵，自發生林維喜被英兵殺害的事件後，林則徐便布告沿岸各地方，令他們購備軍械，團練自衛。及戰端既開，慮經常官軍不足抵禦，更添募義勇隊至二三萬。其後團練義勇隊以次解散，武器亦隨而散播於民間。這也是助成民亂的誘因。三是社會心理方麵的刺激。在鴉片戰爭前，潛伏於民間的種族思想，本為“反清複明”。及鴉片戰爭爆發，共注集於“驅逐洋鬼”的一點，如廣東三元裏的“平英團”，一呼而聚集萬人。及見清軍的禦侮不足，殘民有餘，於是痛恨“洋鬼”的心理，又漸回到“反清”兩字上麵去了。當英軍圍攻廣州城時，英兵總數不過二千，而閉居城內的清軍超過二萬。以十倍於敵的兵數，不敢出與敵抗，甘受城下之盟，向民間搜索巨額的賠償金，以求免死。清軍如此的無用，尚安得不為人民所藐視。《羊城日報》說：“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指三元裏平英團）截殺，自是鹹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後來往說洪秀全攻取南京的浙江監生錢江，便是曾在廣州倡導反抗英軍的人。鴉片戰爭及於社會心理上的影響，於此可見。

概括說，自有鴉片戰爭，社會的受病更深，清政府的威力全墮，亂機更形迫切。從1841年到1850年的十年間，無一年不有民亂，僅就見於《東華錄》的諭旨所涉及的如下。

1841年，湖北崇陽縣人鐘人傑聚眾三千人，設立都督大元帥府，自稱鐘王，攻占崇陽、通城兩縣，到次年始平定。

1843年，湖南武岡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眾戕官，據守洪崖洞，謀起事，旋被捕。

1844年，台灣嘉義縣人洪協，與武生員郭崇高聚眾二千餘人謀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陽縣段、陽二姓因抗糧起釁聚眾千餘人，由陽大鵬統率進攻縣城，經月始平。

1845年，山東撚軍滋事，聚眾拒捕，與官兵接仗。又廣東各屬土軍四起，諭軍機謂：“……有人奏稱廣州府一帶土匪，劫掠為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曆曆可數；上年查拿之臥龍三合等會匪，搜捕未靜，嗣後複有新安、新寧各縣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鄉，引人，千百為群，肆行無忌；又香山下沙地麵，近來匪類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拿，以致農民不安耕作……又香山縣城內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報劫者不下數幹案……並有香山巡檢魯鳳林，被盜劫去，剃須勒贖等語。”

1846年，山東嶧縣蘭山等處，盜劫頻行，並有擄人勒贖之案，諭令剿捕；又因廣東盜劫頻行諭令認真清查保甲。

1847年，湖南新寧縣與廣西全州交界之黃坡崗瑤人雷再浩，與人民李輝、陳名機結黨糾眾，諭湘桂兩省合力剿辦，經年未平。

1848年，諭軍機謂：“有人奏廣西盜劫各案……北流縣境有陳、李二姓，於道光二十六年為盜匪擄掠，橫州所屬南鄉墟地界，本年五月內有商船二十餘號，並遭劫搶，計贓一萬餘金……”著桂撫鄭祖琛認真查辦。

1849年，廣東陽山英德等縣盜徒滋事，命徐廣縉等剿辦。又廣西盜徒在廣東毗連一帶地方，聚眾滋事，都司鄧宗珩督兵追捕，負傷斃命；該徒並有鐵炮甚多，被官兵奪獲十二尊。又湖南新寧縣城被盜徒攻陷，戕殺知縣全家，經月始收複。

1850年，因湘撫馮德磬剿亂不力，諭令兩湖總督裕泰督兵會同廣西員弁進剿由湘竄桂之匪。

這是見於諭旨官書的。但當時一班大小官吏，仍皆以文飾隱蔽為務，實際上北京朝廷所知道的，不過其一部分。此時各省的民亂，幾於無省不有，而尤以兩廣及湖南的南部為甚；這三省毗連各境，真是群盜如毛；在廣西各境的，如慶遠的鐘亞春，柳州的陳亞癸、山豬羊，武宜的劉官方、梁亞九，象州的區振組，潯州的謝江殿，都是當時著名的會黨頭目，擁眾各千百，在廣東的如陸和、李和、李善法、黎東狗、大鯉魚、大頭羊等各頭目，號稱擁有八千子弟，和廣西各股通聲氣。湖南方麵的頭目，雖不若是著名，但人數也不少。洪楊崛起後，曾國藩奏稱：“湖南會匪自粵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猶有‘串子’、‘紅黑’、‘邊錢’、‘香會’等，成群嘯聚，如東南衡永郴桂、西南寶慶靖州、萬山崇薄，為卵育之區；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苟且偷一日之安……”廣西巡撫鄭祖琛，就是第一個“苟且偷一日之安”的人，洪水的爆發，也就以廣西為第一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