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哪裏去呀

去煤礦參加工作之前，我曾先後參加過三個宣傳隊，中學宣傳隊、大隊宣傳隊和公社宣傳隊。回憶起來，除了自己當時喜歡趕風潮，出風頭，對唱歌跳舞比較熱衷，參加宣傳隊的個人條件並不行。我個頭不高，長相一般，嗓子也不好，沒有什麼特殊的宣傳才能。之所以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參加眾多農村青年所向往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很可能是趕巧了，跟俗話說的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差不多。在宣傳隊裏，我連配角都說不上，隻是湊個數而已。舉例來說，在公社宣傳隊時，我們隊以豫劇形式移植過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這個大戲裏，我演不了正麵的主角李玉和，演不了反麵角色鳩山和叛徒王連舉，連吆喝“戧剪子來磨菜刀”的李鐵梅的“表叔”也演不了，隻能扮一個日本憲兵隊的憲兵，到李奶奶家翻箱倒櫃折騰一番，搜索密電碼無果，就算完成了任務。

當然，作為公社級的一支宣傳隊，我們隊裏好演員還是有的。宋耐英就是其中一個。

宋耐英在《紅燈記》裏演李奶奶，在《沙家浜》裏演沙奶奶，擔負的都是重要角色。在裝扮兩位奶奶級革命人物時，別看宋耐英頭上戴了花白的假發套，眼角畫了輻射狀的魚尾紋，但她演得慷慨激昂，大義凜然，頗具感染力。宋耐英每次唱罷大段的唱段，幾乎都會贏得觀眾熱烈的掌聲。

在綜合性的演出中，宋耐英也有單獨的保留節目，她演唱的保留節目是《朝陽溝》中銀環上山的唱段。在那段描繪山溝裏好風光的流水板唱腔中，宋耐英唱了青山唱泉水，唱了梯田唱果園，唱了牛羊唱莊稼，唱了藍天唱空氣，一路美景皆心景，唱得相當抒情。作為剛從城裏中學畢業的一名女高中生，銀環身穿一件大翻領的花格子襯衫，腦後垂著兩根長長的辮子，肩背一隻鑲了花邊的布藝書包，且行且唱，似舞似蹈，姿態很是優美。農村的戲台多是臨時挖土堆起的土台子，演員在台上表演，觀眾在台下欣賞。因土台子差不多有一人高，觀眾對演員隻能是仰視。我們每次抬著盛道具的木箱子下鄉演出，隻要有宋耐英所演唱的銀環上山，台下那些穿著黑粗布衣服的農民，總是看得目不轉睛，如癡如醉。他們不知道宋耐英的名字，還真的以為那個叫銀環的城裏姑娘到他們村裏來了呢！銀環這段唱腔的最後幾句唱詞是：朝陽溝好地方名不虛傳，王銀環我也成了公社社員。在這裏一輩子我也住不煩，我也住不煩哪，呀嗨呀嗨咿呀嗨，哎嗨呀，哎嗨嗨！

每聽到這裏，一些當地的農民往往會走神，會產生錯覺，以為他們這裏就是好地方，就是朝陽溝。這樣的好地方，連天仙一樣的銀環都住不煩，他們有什麼理由要煩呢？

宋耐英每次唱銀環上山，我也願意從後台走到前台，站到台下聽一聽。按說我們都是公社宣傳隊的一員，我可以不聽她演唱，聽她演唱顯得我過於為她捧場，不夠自端。可我就是喜歡聽她唱，喜歡看她在台上表演。她清清亮亮的唱腔，真真誠誠的神情，苗苗條條的身姿，的確能給人以不錯的藝術享受。我為宋耐英感到驕傲，同時也為自己感到驕傲，我在心裏想對別人說，知道嗎？唱銀環上山的那個宋耐英，我們在一個宣傳隊呢！

我和宋耐英同台演出的機會還是有的，那是一個集體舞蹈，舞蹈的名字叫《我們是民兵》，表現的是民兵苦練殺敵本領、時刻準備打仗的內容。在剛開始排練這個節目時，宋耐英大概覺得舞蹈過於簡單化，沒多少藝術含量，不大想參加。宣傳隊的王隊長希望她參加，她見複員軍人吳克軍也參加了，才加入了我們的集體舞行列。我們四男四女，每人一杆木製長槍。我們踏著音樂的節奏，唱著鏗鏘有力的歌，一邊左右切換，前後穿插，不斷變化著隊形；一邊做出諸如刺殺、射擊、行軍等動作，好像真的到了戰場上一樣。能參加這個集體舞，使我得到與宋耐英、吳克軍他們“並肩作戰”的機會，也得到了自我表現的機會，我跳得很認真，很來勁，自我評價還可以，至少跟上了大家的步伐。

我們宣傳隊的駐地，原是地主家的一個院落，堂屋和南房都是青磚細瓦的兩層小樓。地主被掃地出門後，院子收為公有。在我剛記事的時候，我記得那個院子是公社的衛生院，院子裏散發的是衛生消毒水的特殊氣味。“文化大革命”到來後，公社衛生院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在南樓的一樓用稻草和泥巴做了一係列泥塑，辦成了階級教育展覽館。我們宣傳隊進駐時，展覽館還存在著，不時會有一些以大隊為單位所組織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們到展覽館接受階級教育。擔負教育講解任務的是我們宣傳隊的兩個隊員，一個男隊員和一個女隊員。男隊員在《紅燈記》裏演鳩山，女隊員在《紅燈記》裏演李鐵梅。他們的講解聲情並茂，也帶有表演性質，常把那些教育對象感動得流下眼淚。我們宣傳隊的所有隊員都住在二樓，女隊員住北樓的二樓，男隊員住南樓的二樓。樓梯是木樓梯，樓板是木樓板，走到哪裏都噔噔響。宣傳隊沒有食堂，到了吃飯時間，我們隻能穿過街道，到公社大院的食堂，跟公社幹部們一塊兒吃。公社幹部吃麵條，我們也吃麵條。公社幹部吃肉包子，我們也可以跟著吃肉包子。公社給我們每人每月發有十五元生活費，足夠我們吃飯用。我們舍不得把十五元全吃完，每月吃十來塊錢，省下的錢攢下來派作他用。公社大院裏的房子都是平房，公社幹部們住的也都是平房。從住宿條件來講，我們所住的層次比公社幹部還要高一些。有公社幹部跟宋耐英開玩笑說，宋耐英，你們都是高高在上的人哪！

宋耐英是個自信的人，不像我在幹部麵前總有些畏首畏尾。她也會開玩笑，說：住那麼高有什麼好，爬得越高，掉下來摔得越慘。後來我意識到，她這樣說話，流露的是一種悲觀的情緒。

下鄉演出，隻是我們宣傳隊的任務之一，別的任務還有不少。那時隻要從北京下來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公社都會聞風而動，立即組織群眾歡呼、遊行。遊行時在隊伍前麵敲鑼打鼓，帶頭振臂喊口號，那是我們宣傳隊的事。遊行結束，群眾都回家去了，我們的任務還沒完。那時的要求是宣傳最新最高指示不過夜，我們的任務，須連夜把指示的內容譜成戲曲，到公社廣播站對著麥克風演唱，並通過安在公社街道電線杆子上的大喇叭和安在社員家裏的小喇叭，傳達到全公社的千家萬戶。那時公社會經常召開一些大批判之類的會議，會議召開之前，公社領導會安排我們為與會人員演一些對口詞、快板書、三句半等短節目，讓大家先放鬆一下。我們還去縣城參加過縣裏組織的文藝節目彙報演出，有一個由我們宣傳隊自編自演、由宋耐英和吳克軍表演的對口唱，得到了縣裏彙演組織者的好評。彙演之餘，我們逛了縣城的百貨大樓，去電影院看了電影。總的來說，我們這幫男女青年在宣傳隊的優越地位和風光生活，讓全公社的年輕人十分羨慕，甚至有些嫉妒。拿我個人來說，在我所就讀的那所中學裏，一下子畢業了六六屆、六七屆、六八屆三屆三個班級的同學，光男同學就有一百三十多名。在這麼多男同學當中，參加公社宣傳隊的隻有我一個。我後來聽別人對我說，有的同學對我很不服氣，說劉某某在校時各方麵的表現一般般，根本談不上出類拔萃，他怎麼就進了公社的宣傳隊呢！

我們宣傳隊駐地的大門外，是鎮裏的唯一一條南北街道。在雙日子逢集的時候，街上總是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好在大門口原有的兩扇大木門是厚重的，在逢集的日子，在我們不下鄉演出的日子，隻需把木門關上，連門後的木插板都不用插，就把門外嘈雜的聲音給隔開了。有三三兩兩的男青年，大概是出於對宣傳隊駐地的好奇，或許是想把某個女隊員看一看，就推開木門，站在門口探頭探腦往院子裏看。不知他們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或許是感到庭院過於深了，或許看到了某個男隊員嚴肅的背影，還沒等我們趕他們走，他們就退了出去。退出去的時候，他們還關上了門。

忽一日上午，宣傳隊駐地來了一位年輕軍官。我之所以一眼就認出他是軍官，而不是戰士，是因為他穿的軍裝是四個兜，不是兩個兜。在那個時期，部隊軍人的著裝統統取消了肩章和胸牌，區別軍官和戰士的最明顯標誌就是四個兜和兩個兜。我很想參軍，兩次報名參軍不成，我一直心存遺憾。我對每一位能穿上軍裝的人都很羨慕。對當上軍官的人呢，我不隻是羨慕，還羨慕有加了吧。我對年輕的軍官有自己的想象，在我的想象裏，每一位年輕的軍官都挺拔、英俊、威武，個個都是百裏挑一，無可挑剔。到我們宣傳隊駐地去的年輕軍官，與我想象的是一樣的，其形象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他身穿嶄新的草綠色軍裝，身材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他頭戴的軍帽前麵綴著紅色的五星，領口兩邊鑲嵌著兩麵紅旗一樣的領章，綠和紅格外鮮明。他明鼻子亮眼，長相原本就很好，軍官的身份使他顯得更加帥氣。我們移植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裏，有一位唱“朝霞映在陽澄湖上”的指導員郭建光，郭建光是由吳克軍扮演的。我覺得吳克軍已經把郭建光的形象塑造得很不錯了，稱得上光彩照人。但眼前的這個年輕軍官比郭建光毫不遜色。而且郭建光不過是戲中人，是虛構出來的，出現在我們麵前的這個年輕軍官呢，是現實中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是宣傳隊的王隊長把年輕軍官帶到我們駐地來的。王隊長並沒有把軍官介紹給我們，也沒有把我們一一介紹給軍官，隻帶著軍官把我們的排演場看了一下，就讓軍官到他的辦公室去了。

我們很快就知道了，那個軍官姓李，家住本公社的李大莊，他是東北邊防軍某部的一個排長。我們還知道了，李排長是王隊長的外甥，趁李排長回鄉探親期間，李排長的舅舅王隊長為李排長介紹了一個對象，李排長到我們宣傳隊駐地是相看對象來了。那麼，王隊長為李排長介紹的對象是哪一個呢？不用我說，有心的朋友已經猜到了，是宋耐英。

是的，若不是宣傳隊的台柱子宋耐英，還能是誰呢？聽說王隊長為李排長介紹的對象是宋耐英，我一點兒都不感到意外。我們宣傳隊未婚的女隊員是有幾個，但從長相、學曆、才華、家庭條件等各方麵衡量，都不如宋耐英合適，隻有宋耐英才配得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的現役軍官李排長。他們見麵交談後，彼此都點了頭，確定了戀愛關係。在為李排長高興的同時，我也為宋耐英高興。在我看來，農村的男青年並不少，可說成千上萬。可是，能供宋耐英挑選的對象並不多，恐怕連千分之一都不到。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當時，宋耐英能找到一個解放軍的軍官做對象，可說是正當其時，正得其好。

人家談對象，按理說不關我什麼事，可我就是真心實意地為他們高興。宋耐英作為我們宣傳隊的一員，她能找到這麼好的對象，好像我們整個宣傳隊都能跟著沾光似的。宋耐英作為我的同事，她能找到一個軍官，我很樂意向別人報告一下這個好消息。

“春風吹蕩春日暖，一片好風光，原野穿上了綠色的新衣裳。蝴蝶飛舞小鳥在歌唱，枝頭長綠葉，百花齊開放。”這是我上小學時所學的一支歌裏所描繪的春天的情景。每到春天，我都會想起這支歌。歌詞雖說淺顯些，但曲調是明快的，能抒發一下春天到來時人們小孩子般的愉悅心情。

隨著春意漸濃，我們宣傳隊發生了一件事，使隊裏的氣氛有所改變。這件事讓我覺得來得有些突然，因為在事前我一點兒前因都不知道。什麼事呢？是吳克軍被宣傳隊開除了。吳克軍有每天早起外出跑步的習慣，往往是我們還沒起床，他已經跑了一圈回來了。一天看不見他，兩天看不見他，問起來，才知道他被宣傳隊開除了，已經卷鋪蓋走人。他或許是半夜裏走的，或許是一大早走的，反正他走的時候我沒看見他。我們在二樓睡的是地鋪，他每天起床後，都是把他從部隊帶回的軍用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我看見他所睡的那塊地鋪的確空了出來。開除吳克軍時，王隊長沒有召集我們開會，當然也沒有說明開除吳克軍的原因，就那麼不聲不響地把吳克軍攆走了。

事出必有因，吳克軍不會無緣無故被開除。至於開除吳克軍的具體原因是什麼，我沒敢打聽。在整個宣傳隊，我的年齡最小，當年才十八歲多一點兒。我年齡小，不見得我的耐心就小。有些事情不該打聽就不能打聽，知道了不見得就好，不知道不見得就不好。王隊長不讓我們知道原因，一定有他的道理，我還是尊重他的道理為好。同時我也相信，有些事情是瞞不住的，時間是透氣的東西，瞞得了初一，可能瞞不過十五。果然，我很快就從同事們隻言片語的議論中知道了，吳克軍之所以被開除，是因為他對宋耐英有想法。我不知道吳克軍對宋耐英的想法想到了什麼程度，付諸行動沒有，反正我的看法是，這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吳克軍是結過婚的人，不應再對別的女同誌有想法。而宋耐英是有了對象的人，她的對象還是一位我們都見過的現役軍官。吳克軍不能這樣守不住自己，不能這樣不懂事。在《沙家浜》裏，沙奶奶對郭建光照顧得無微不至，郭建光對“革命的老媽媽”沙奶奶也很尊重，但那是在戲裏，表現的是軍民魚水情。到了戲外，再搞什麼“魚水情”就不合適了。我對吳克軍一點兒都不同情，甚至覺得他是咎由自取。

讓我不能理解的，是宋耐英後來的表現。按一般的道理講，既然宣傳隊已經把吳克軍開除了，宋耐英見不著吳克軍的麵了，事情漸漸地就淡了，就過去了。如果她該排練時照常排練，該演出時正常演出，一切很快就煙消雲散，了無痕跡。然而，宋耐英並沒把事情放過去，她情緒低落，神情憂鬱，跟以前相比，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一樣。她的情緒和神情是外露的、掛相的，似乎一點兒都不加掩飾。比如在排練間隙休息的時候，別的女隊員或上樓去了，或幹別的事情去了，隻有她哪兒也不去，也不跟任何人說話，就一個人靠一側的門框站著，低眉瞅著門外的地麵。她的目光直直的，眼皮眨都不眨，像是專注於某項事物。可地上光光的，沒有任何東西值得她關注。她的目光又像是散淡的，飄忽的，不管看什麼都跟沒看見一樣，她的狀態其實是走神的狀態，是魂不守舍的狀態。誰都不知道她的神走到哪裏去了，不知道她的魂是不是已經飛到了天外。在這種狀態下，她的眼睛是失效的，看不到客觀的世界，看到的是自己內心的世界，是想象出來的一切。

這天下了雨，從後半夜開始下，到早上天明時，地上已下得濕漉漉的，窪處有了灰白渾濁的積水。氣溫低了下來，讓人想起生僻費解的“料峭”二字。吃早飯的時間到了，我們有傘的打著傘，沒傘的冒雨一路小跑，去公社的食堂吃早飯。宋耐英沒有去吃早飯，一個人靠一樓排練場門口一側的門框站著，望著門外的雨地發呆。有人招呼她一塊兒去吃早飯，她吃了一驚似的，像是使勁想了一下，才想起人家是在叫她。她勉強笑了一下，說：我不餓，你們去吃吧。

我不趁一把雨傘，也沒有膠鞋，下雨天隻能冒雨穿著布鞋往食堂跑。有位男同事有一把雨傘，他想讓我到他的傘下麵，與他合打一把傘。一把傘為兩個人遮雨，遮了頭，露了肩，總是有些困難。我謝絕了同事的好意，一個人向雨地裏跑去。我腳上原來穿的是一雙尖口布鞋，尖口開到鞋臉子那裏，穿上鞋差不多可見腳指頭縫兒。我當上公社宣傳隊的隊員後，大姐二姐見她們的弟弟在台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概覺得尖口布鞋太土了，跟下地幹活的農民穿的鞋沒啥區別，就聯手給我做了一雙千層底的方口布鞋。當時包括宋耐英在內的那些女隊員，穿的都是方口布鞋，隻不過，她們穿的方口布鞋帶襻帶，兩個姐姐給我做的方口布鞋不帶襻帶。在學校上學時，每到下雨天，我都會把布鞋脫下來，光著腳蹅著泥巴去上學。到公社宣傳隊之後，我覺得自己好歹也算是一個有身份的人了，再光著腳跑來跑去就不大合適。所以，不管大姐二姐給我做鞋做得多麼精心，去食堂吃飯時，我也沒把鞋脫下來，在泥裏水裏蹅得一塌糊塗。

在我們宣傳隊，有兩個被稱為頭把弦的操琴者，一個主要拉板胡，一個主要拉曲胡。為豫劇伴奏時，拉板胡的是頭把弦，演曲劇時，拉曲胡的就坐到了頭把弦的位置。拉板胡的比較年輕，是個明眼人。拉曲胡的比拉板胡的歲數稍大一些，是位盲人。盲人的兩隻眼隻見眼白，不見眼黑，什麼都看不見。不管是下鄉演出，還是集體參加什麼活動，隻要一出行，必定是“板胡”拉著“曲胡”的手，二人一起行動。“曲胡”在喪失視力的同時，也喪失了單獨行走的能力，要行走隻能借助於別人的視力。於是，王隊長就把帶“曲胡”出行的任務交給了“板胡”。“板胡”並不想動不動就拉上“曲胡”的手，可一把弦子伴奏不了一台戲，他不能拒絕隊長交給他的任務。如此一來，“曲胡”就像綁定在他身上一樣，他想擺脫盲目的“曲胡”不太容易。這天早上去吃早飯，當然也是他們二人一塊兒去。他們也沒有雨傘。雨年年有，雨傘不是家家都有，雨傘當時對普通人來說還是奢侈品。雨不大濕衣裳，“板胡”拉著“曲胡”，想在雨地裏走得快一些。如果說“板胡”手裏拉的是一頭牛，那麼“曲胡”的一條胳膊就好比是一條拴牛的韁繩。“板胡”把“韁繩”拉得緊繃繃的，仿佛繃到了最大限度。“板胡”想小跑，並希望“曲胡”跟他一塊兒跑起來。可“曲胡”隻能走得快一點兒，讓他跑起來太難了，他的樣子對跑充滿恐懼，好像每跑一步都如臨深淵。他被“板胡”拖得踉踉蹌蹌，幾次都險些跌倒。他不敢埋怨“板胡”，隻能埋怨自己，說：幹嗎天天都要吃飯呢，不吃飯不行嗎？

“板胡”說：誰讓你天天吃呢，你可以不吃。你看人家宋耐英，她說不餓，今天早上就不吃飯了。你要是也不吃，我現在就把你送回去。

“曲胡”不願半途而返，他說：人家宋耐英是高級人，我哪能跟她比呢？

我吃罷早飯回到宣傳隊駐地，見宋耐英仍在原地站著，久久地看著門外的雨地。她的姿勢沒有任何變化，我外出時她是什麼姿勢，回來看她還保持著那樣的姿勢。我上了南樓的二樓，通過窗口往下看，正好可以看到站在北樓一樓門口的宋耐英。在她看不見我的情況下，我多看了她一會兒。雨還在下著，濺起的雨點落在她的鞋麵上和褲腳上，使雨點變成了泥點。她似乎並沒有察覺，一點兒都沒有往後移動。一陣斜風吹來，她頭發上落了一些水珠。她沒有向天空看，仍低頭看著地麵。天上的雲彩在下雨，她眼裏似乎也有陰雲，好像也會變成雨水流下來。宋耐英這種雕塑般的樣子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什麼時候想起來都如在眼前。我想，她這種樣子如果真的做成一件雕塑的話，作品的題目應該叫《雨天裏的女宣傳隊員》。

宋耐英的情緒感染了我，我很想跟她說幾句話。但我知道我跟她有距離，沒資格跟她說話。她哥哥是縣裏辦公室的主任，她嫂子是縣裏中學的老師，她一直跟著哥嫂在縣城讀書。她是六七屆的高中畢業生，我是六七屆的初中畢業生，她整整比我高三個年級。她的老家在我們公社的宋營村，為了返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隻好從縣城回到了宋營村，並從宋營抽到了公社的宣傳隊。因年齡和學識上的差別，我覺得她有些看不起我，幾乎沒跟我說過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她不願跟我說話，我也犯不著巴結她，上趕著跟她說話。我隱隱感覺到，宣傳隊開除吳克軍，對宋耐英構成了一種沉重打擊，致使她的精神出了問題。

麥子長起來了，宣傳隊完成了它的使命，也到了該解散的時候。我記得宣傳隊的最後一次演出是在公社院子裏的小禮堂，主要是慰問正在公社參加三級（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會議的全體幹部。王隊長給宋耐英安排的是一個獨唱節目，讓她還唱銀環上山。這次宋耐英破例沒有聽從安排，對王隊長說了不。說不之後，她向王隊長要求，這次她要唱銀環下山。王隊長不能不答應宋耐英的要求。吳克軍被開除後，宋耐英一直悶悶不樂，王隊長看出了宋耐英向他表示抗議的意思。眼看宣傳隊就要解散，上山之後總要下山，宋耐英想唱銀環下山就讓她唱吧。

也許因為情感醞釀已久，積累已久，宋耐英上台一開口唱，情感就像是終於找到了出口。她不僅唱得聲情並茂，唱腔裏還微微帶了顫音，帶了哭腔。且行且唱中，她把上山和下山的情景作了對比：走一道嶺來翻一道溝，山水依舊氣爽風柔。東山頭牛羊咩咩亂叫，走一步我心裏頭添一層愁。剛下鄉野花迎麵對我笑，至如今見了我皺眉搖頭……銀環下山的最後幾句唱詞是：走一步退兩步我不如不走，千層山也遮不住我滿麵羞。，我往哪裏走，好難舍好難忘的朝陽溝！唱到這裏，宋耐英的感情似乎再也控製不住，在不知不覺中，兩行熱淚順著鼻窩兩側流了下來，一直流到下巴那裏，在燈光的照耀下亮得像明珠一樣。

觀眾大為感動，反應強烈，他們認為宋耐英唱得太好了，太好了，簡直就是真的銀環靈魂附體啊！他們不僅熱烈鼓掌，不僅女觀眾感動得眼裏淚嘩嘩的，不少男觀眾也有些眼濕，差點兒把自己當成了拴寶。

隻有我們宣傳隊的隊員們明白，按藝術規律來講，演戲不能這樣演法，不管角色內心多麼悲苦，感情的波濤多麼洶湧，唱的時候必須控製住自己，不可真的流淚。藝術界所說的不像不是戲，太像不是藝，就是這個道理。宋耐英演得太像了，就超出了藝術的範疇。同時隻有我們心裏明白，宋耐英壓抑太久了，她是借銀環的軀殼，代入自己的感情，把悲苦的感情徹底釋放一下。也就是說，她表麵上唱的是銀環的戲，實際上找到的是自己，唱的是自己的戲。大家聽到的是銀環下山，內裏是宋耐英自己下山。

就我自己而言，聽了宋耐英唱的銀環下山，我也很感動。我聯想到的也是自己，覺得宋耐英的唱代表了我的心聲。我對宣傳隊有些留戀，宣傳隊即將解散，我也麵臨“我往哪裏去呀，我往哪裏走”的困惑，把“好難舍，好難忘的朝陽溝”，理解成好難舍好難忘的宣傳隊也可以。

宣傳隊好比是一棵樹，樹一倒，棲息在樹上的猢猻們很快各奔東西。有的去了公社廣播站，有的被推薦成了工農兵大學生，有的去商店成了賣油鹽醬醋的營業員，有的嫁人成了農民的老婆。王隊長調到了縣裏的曲劇團，當上了曲劇團的團長。拉板胡的小夥子回家幹了一段農活，耐不住貧窮和寂寞，跑出去到各家各戶門前拉弦子要門頭去了。拉曲胡的盲人自己沒有行動能力，隻能待在家裏自拉自聽。宋耐英回到縣城的哥嫂家去了，我不知道她有了什麼新的營生。她是有靠山的人，自然不會在家裏閑著。

我沒有任何門路可投，宣傳隊解散後，隻能回村繼續當農民。當農民期間，作為備戰團的基幹民兵，我還去縣裏的水利建設工地當了一段拚死拚活的河工，累得脫了一層皮又一層皮，如同經曆了從少年到成年的蛻變過程。就在這年夏天，我得到了一個煤礦去我們公社招工的機會，我抓住機會，到山區煤礦當工人去了。對了，在宣傳隊時，我也收獲了一段讓人難忘的愛情，那是一個傻小子意想不到的欣喜。對於這段愛情，我已寫過一篇題目叫《托媒》的短篇小說，發在《收獲》上，這裏就不多說了。

若幹年後，有一年秋天，我從煤礦休探親假回老家。休假結束需要返回工作崗位時，我去縣城的長途汽車站買票。我到售票窗口一看，看到售票員是宋耐英。多少年過去了，我沒想到竟然在汽車站遇到了宋耐英。一看到宋耐英，我腦子裏迅速閃過她在宣傳隊時的一係列形象，久別重逢，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我很想和她說一會兒話，了解一下宣傳隊解散後她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我最想知道的是她和那個軍官結婚沒有，要是結婚了，她為什麼沒有去部隊隨軍？於是我親切地喊了她一聲耐英姐。

宋耐英大約也沒想到有人會在一個公共場所叫著她的名字喊她姐，她喲了一聲，說：誰喊我姐呀？

我說是我。我報上了我的名字，問她，還記得我嗎？

她在售票窗口內看了我一眼說，是你呀，又問我去哪裏。

我說了要去的目的地。她報了票價，我付錢給她，她把票給我。

宋耐英坐在售票桌後麵的椅子上沒有站起來，更沒有開門讓我到她的售票室裏坐一會兒。她與我對她的態度截然相反，我對她是熱情的，她對我是冷淡的。這與我們當年在宣傳隊時的狀態幾乎是一樣的，她還是有些看不起我，不願意搭理我。既然如此，我們還是各走各的路吧。給我的感覺，她的精神自從在宣傳隊裏受到挫傷之後，一直沒有得到改善，沒有恢複到正常狀態。人活在精神裏，她在精神陰影的籠罩下生活，恐怕談不上幸福。

從那以後，幾十年過去了，我再沒見過宋耐英，也不知道她的任何信息。不光是宋耐英，宣傳隊裏的那些同事，我與他們統統沒什麼聯係，沒什麼信息，好像互相都不存在了一樣。

不承想，後來我認識了宋耐英的一個愛寫作的侄女宋麗。宋麗告訴我，她姑姑是跟那個軍官結了婚，但生了一個兒子後，便與那個軍官離了婚，一個人帶著兒子生活。她姑姑受人蠱惑，迷上了一種功法，天天跟一幫人坐在地上練功。得了重病後，她姑姑不去醫院看病，相信通過練功就能把病練好。結果她姑姑很快就死掉了。

這就是宋耐英的一生。

2022年5月7日—16日於懷柔翰高文創園

原載《鄂爾多斯》2022年第11—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