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兒都不去

有一年初夏，我托朋友的關係，選擇豫西一家個體老板所開辦的小煤窯，去那裏定點深入生活。所謂深入，在別的地方也許隻是一個順嘴接過來的說法，帶有一定的抽象性，深入或不深入都不好判定。而到了煤礦，“深入”二字實打實鑿，不隻是掛在嘴邊說說而已。這是因為，礦工的勞動場所和一部分生活場所是在幾百米深的井下，那是另一層與地麵完全不同的天地，如果不深入黑咕隆咚的井下，就看不到那樣的天地，體會不到煤礦工人特殊的生存狀態，寫作隻能浮在表麵。所以，深入是必須的。

這家私營小煤窯開在一座國有大礦的井田範圍內，據說所開采的隻是一塊雞窩煤。對於雞窩煤的形象化說法，人們一聽就明白，無非是指煤體的存量比較小，雞窩裏隻有不多的雞和有限的蛋。雞窩煤不值得擁有大型采掘機械的大礦大動幹戈，就留給小煤窯小打小鬧吧。若拿吃住條件作比，國營大礦當然要比小煤窯優越許多。可我為什麼放著好的條件不去享受，卻偏要選擇條件差的地方去將就呢？根據我以往的經驗，凡是先進的地方，機械化生產的地方，整齊劃一的地方，都沒有多少故事可言。倒是那些相對落後的地方，還是靠人力手工作業的地方，員工素質參差不齊的地方，反而能得到一些可供寫作的素材。我在蒼蠅亂飛的窯工宿舍裏住了六七天，從井上轉到井下，從澡堂轉到食堂，從窯神廟轉到洗頭房，每天都有不少新的收獲。如果把這些收獲比作煤炭的話，我得到的“煤炭”足夠我燒一陣子的。

出了小煤窯，就是農村的莊稼地。我像一個遊手好閑的人，除了在小煤窯裏轉來轉去，還以散步和鍛煉身體的名義，轉悠到附近的莊稼地裏去了。季節既然已經到了夏天，遍地的莊稼呈現的是豐收在望的景象。金黃的油菜花徹底翻篇，翻到了油菜結角的全新篇章。飽滿的油菜角子綴滿了油菜的枝枝蔓蔓，使大片的油菜綠得白汪汪的。麥子成長的顏色與油菜反了過來，油菜是由黃變綠，麥子是由綠變黃。崗上的麥子在陽光的照耀下，正一天比一天往成熟的方向長。麥子成熟的標誌，是逐漸褪去青澀，從內心出發，一點兒一點兒變成金黃。目前的麥子雖然還是半青半黃，沒有完全成熟，可麥子的香氣已湧現出來。麥田裏湧出的香氣像是波浪式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氣又像是上升的，一直升到天空去了。對夏消息最敏感的布穀鳥定是嗅到了麥香的氣息，它們異常興奮，在麥田上空飛來飛去，不停地發出嘹亮的鳴叫。布穀鳥不是立在某棵樹上叫，也不是停在田間偶爾凸起的某塊石頭上叫，而是邊飛邊叫。它們飛得很快，像一支支射出的羽箭。它們的頭一聲鳴叫在麥田南，下一聲就到了麥田北；這一聲鳴叫在麥田東，那一聲鳴叫就到了麥田西。懂鳥語的人說，這是布穀鳥在催促人們準備收割小麥。人以食為天，鳥也是以食為天，鳥類比人類還要性急許多。

我正在地頭和一位戴草帽的老人聊天，估計當季小麥的收成，忽見一隻野母雞，帶領著一群野雞娃子，從麥壟之間的縫隙裏鑽了出來。以前在老家麥苗初發的墳地裏，我隻遠遠聽見過野雞高亢的鳴叫，看見過野公雞華麗的外衣，卻從未看見過野母雞和野雞娃子，這次近距離地看到了野雞媽媽和它的娃娃們，未免讓人感到驚喜。雞媽媽隻有一個，娃娃們卻有一群。我叫了一聲野雞，剛要數一數野雞娃子有多少隻，雞媽媽大概發現了老人和我，帶著它的子女們迅即打了轉折，又鑽回麥叢中隱藏起來。它們行動迅捷，一眨眼就不見了。老人告訴我，在麥子抽穗期間，正是野母雞在麥棵子深處孵小雞的時候。等麥子熟了，該收割了，小雞們的羽毛就紮全了，翅膀就長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飛到別的地方去生活。我問老人，能不能逮幾隻野雞娃子放到家裏養呢？老人搖頭說不能，野雞娃子氣性大得很，養不活。他曾捉到一隻野雞娃子，用細草莖拴住野雞娃子的腿，拴在一棵麥子的根部，意思是讓野母雞繼續喂養野雞娃子，等野雞娃子長得稍大些，他再把野雞娃子取走。不料第二天他去查看，發現被拴的野雞娃子已經死了，身上爬滿了黃色的螞蟻。

或許有人認為，我去小煤窯定點深入生活，似乎隻盯著礦工的生活就行了，至於小煤窯以外的生活，可以忽略不計。我可不這麼認為，看到什麼事情好玩，讓我產生興趣，我還是願意記到日記本上。再說了，任何生活都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間都是有聯係的，什麼生活不是生活呢？

結束在小煤窯的生活，我就近轉移到豫東平原我的老家去了。回老家當然也是深入生活，而且是深入到“家”了。回老家的一個主要目的，我是想看看收麥的場景，重溫一下收麥的舊夢。還在老家當農民的時候，我每年都參加生產隊的收麥勞動。那時候收麥，都是用鐮刀割，鏟子搶，每年都幹得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像是進行一場一年一度的收割狂歡。而自從我一九七○年夏天參加工作之後，幾十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見過收麥。我聽說，現在收麥都是使用聯合收割機，機器隆隆一過，麥粒與麥秸兩相分離，金黃飽滿的麥粒就傾注到容器裏去了。如此一來，由機器代替人工，就簡單多了，省事多了，鄉親們收麥就不必再付出巨大的辛勞。可是，人工有人工的美，機器有機器的美；複雜有複雜之美，簡單有簡單之美，我很想看看機器收麥的過程，增加一些新時代收麥的細節記憶。

母親去世後，我們家的四間平房就成了空屋，門前的院子裏長滿了荒草。到家後，我放下行李，未及把院子裏的荒草清除一下，就背上我的黃色軍挎包，帶上袖珍傻瓜相機，向村外的麥田走去。比起豫西山區的麥田，我們豫東大平原的麥田更加廣闊，廣闊得無遮無攔，與天際相連，仿佛連天上都種滿了金色的麥子。我心潮澎湃，真想像詩人那樣大聲詠歎，這就是我的家鄉，我的土地，我的麥田，我又回來了！沒有風，從麥田裏湧出的陣陣麥香像五月的熏風一樣讓人陶醉。

我沿著田間的小路正往麥田深處走，見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從對麵騎過來。齊腰深的麥田幾乎把自行車遮住了，騎車人像是騎在麥田上。加之騎車人蹬得比較快，看上去像是一個麥上飛，或麥上漂。眨眼之間，騎車人就到了我跟前，嘩啦一聲從車上跳了下來，叫了一聲我的名字，問我啥時候回來的。

這是我的一個堂哥。在我們村，我一共有五個堂哥，他是其中之一。我說上午剛到家，遂抽出一支香煙遞給他，問他幹啥去了。

他說他到小李莊幫人家蓋房子去了。我遞給他的煙，他沒有馬上點燃，隻把煙看了一下，說這是好煙，把煙卷別到耳朵上去了。煙卷是雪白的，他的耳朵有些黑，黑白形成了鮮明對比。

眼看日到正午，我問他：你去幫人家蓋房子，人家中午不管你們吃飯嗎？

不管。幹一天給四十塊錢，五天兌一回現。另外，每兩天給幹活的人發一盒煙。煙是賴煙，才一塊多錢一盒。

堂哥年過花甲，頭發花白，臉上打了不少褶子。我誇他身體不錯，還能跑來跑去地給人蓋房子。

他說他能吃能睡，身體還湊合。趁著現在還跑得動，能掙兩個就掙兩個，不用靠孩子養活。以前隻知道把糧食看成口糧，保命糧，沒把糧食看成錢。現在才知道，糧食就是錢，錢就是糧食。他幫人家蓋房子，一個月所掙的錢，差不多能買兩畝地所打的小麥呢。現在的年輕人為啥都願意出去打工掙錢，不願在家種地呢？就是因為打工掙得多，種地掙得少，打工掙錢來得快，種地掙錢來得慢。

我承認他說得有道理，問他現在種的有多少地。

就是我和你嫂子兩個人的地，兩畝地多一點兒。說著，他仰臉看了一眼天上的太陽，讓我跟他一塊兒回家吃飯，他用雞湯給我下麵條。

我說不了，我這會兒還不餓，還要在地裏轉一會兒。我知道他吃過午飯還要去小李莊幹活，讓他趕緊回家吧。

我閑了再去跟你說話。他蹬上破舊的自行車，在坑窪不平的土路上，咯咯噔噔向家裏騎去。

這個堂哥比我大兩歲。一九五八年村裏開始辦小學時，堂哥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們一起在村裏的小學上到四年級，從五年級開始，就轉到公社所在地的鎮上小學去上學。堂哥的學習成績不是很好，他連六年級都沒考上，隻讀完小學五年級就結束了學業。堂叔和堂嬸子一輩子生了九個孩子，夭折了七個，隻存活了兩個，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男孩就是堂哥，女孩是比堂哥小十多歲的堂哥的妹妹。堂哥是堂叔家唯一的兒子，當然也是堂叔家的嬌孩子。自從有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之後，堂叔一直在我們村生產隊裏當隊長，村裏就安排堂哥在生產隊裏當記工員。當記工員的堂哥，不必一天到晚或風裏來雨裏去地跟社員們一塊兒幹活，隻拿著記工的冊子，給參加生產隊勞動的男女社員記工分就行了。靠工分分糧食和記工分已變成了曆史，但作為記工員，堂哥應是那段曆史的見證人之一。

我繼續往麥田深處走，走著走著，看見前麵不遠處從麥壟的縫隙間鑽出一隻野兔。我在豫西山區的麥田地頭看到了野雞，又在家鄉平原的麥田地頭看到了野兔。不用說，野雞是在麥棵子裏孵小雞，野兔也是在麥棵子裏生小兔，小雞和小兔都是和麥子一起成長。我不想讓野兔看見我馬上跑掉，就停住了腳步，悄悄拿出了照相機。看樣子，這隻野兔是一隻新生的兔子，也許是初生的兔子不怕人，看到我，它一點兒都不驚慌，在地頭蹦躂了幾下，就停下來蹲坐在地頭的草地上，用前爪在臉上優雅地抹來抹去，像是擦嘴，又像是洗臉。野兔的毛色和已經發黃的麥子的顏色一樣，兩者幾乎融為一體。可是，當我剛把照相機舉起來，想把畫麵拉近一些，野兔還是跑掉了，遁入麥田去了，我隻照了一個空鏡頭。這個小兔崽子，它在逗我玩啊！

回村時，我路過堂哥的家門口，就順便拐到堂哥家看了看。堂哥家老宅的房子就在我們家房子的前麵，我們家堂屋的門口正對著他們家房子的後牆。每年過春節時，我們家所貼的“出門見喜”的字樣，就貼在他們家的後牆上。後來生產隊解散，分田到戶，宅基地重新規劃，堂哥把老宅留給他兒子，並幫助兒子在老宅蓋了兩層樓房，他和堂嫂在村外的地頭另蓋了兩間小屋，就從老宅搬出，住進了小屋。我所說的堂哥的家，是指他目前所住的小屋。小屋門前，是堂哥和堂嫂的責任田。小屋前麵沒有搭院牆，開門一個跨步，就邁進了責任田。責任田裏種了小麥，還開了一小片菜園。麥田是黃的，菜園是綠的。菜園裏種了黃瓜、豆角、茄子、辣椒，還有莧菜、荊芥等，想吃什麼菜，隨時可以到菜園裏采摘。在麥田的正中間，是堂叔和堂嬸子合葬的墳墓。因墳堆上長有一些桑樹、楮樹條子，看上去也是一堆綠。堂哥隻要一開門，就能看到他父母的墳墓。從這個意義上說，堂哥是父母的守墓人也可以。

我剛走到堂哥家小屋的東邊，從狗窩裏躥出一隻小黑狗，衝著我叫起來。小黑狗身量不大，叫聲卻不小，一副拒人的凶惡樣子。

堂哥聞聲從小屋裏走了出來，喝住了小黑狗的狂叫。堂哥手裏還端著小半碗吃剩下的麵條，把麵條倒進了狗窩前麵的一隻粉紅色塑料盆裏。在小黑狗吃麵條時，又從狗窩裏蠕動著爬出四隻狗娃子。狗娃子兩隻黃、兩隻黑，像是剛出生不久，毛團團的，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它們像小鳥一樣嘰嘰地叫著，找它們的媽媽。

我說小狗的生活不錯，主人吃雞湯麵條，小狗也跟著吃。我問堂哥：雞湯是事先熬好的嗎？

堂哥說不是，他買了一隻煺掉毛的肉雞，掛在牆上，想吃的時候，用刀子片下一點兒肉，切成肉絲，下油鍋一炒，兌上水一煮，雞湯就成了，下出的麵條就有了雞湯味。說著，他領我到屋裏，指給我看他掛在牆上的那隻肉雞。我見那隻白裏透紅的肉雞個頭不小，簡直像一頭小豬。我說這隻雞夠大的。堂哥說，現在的肉雞都是用飼料催起來的，長肉期間，一天到晚用日光燈照著，不許亂動，隻許長肉。一隻雞不到四個月就長滿了肉，每隻雞都有七八斤。

我說了不得，現在幹什麼都提速了。

別說養雞了，現在養豬也快得很。過去各家各戶養豬，哪頭豬不得喂上一年兩年。現在可好，養豬場裏養豬，一頭豬四個月就可以出欄賣錢。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小母豬還沒到發情期呢，還不知道跟公豬談戀愛呢，就肥得不行了，就被賣到屠宰場去了。堂哥邊說邊笑，在為自己的說法感到得意。

我問堂哥：嫂子呢，怎麼沒看見嫂子呀？

堂哥說：你嫂子到城裏幫閨女看孩子去了。

閨女在哪個城市？

山西陽泉。

陽泉我去過，那裏有煤礦。

不錯，我女婿就在煤礦打工，閨女後來也去了。

你怎麼不跟嫂子一塊兒去呢？

我才不去呢。在家裏好好的，我哪兒都不去，一輩子都不打算出去。

可以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開開眼界嘛！

外麵再好，那也是人家的。依我看，開不開眼界都是那麼回事，開了多不到哪兒去，不開也少不到哪兒去。堂哥接著說了他不外出的三個原因：一是地總得有人種，不能讓好好的地荒著；二是他兒子一家都到城裏去了，兒子把家裏的鑰匙留給了他，他得幫兒子看著房子；三是他在本地也能幫人家幹活，也能掙到現金，何必非要到外麵去呢！總的來說，一個人有地種，有錢掙，有飯吃，有衣穿，天底下平平和和的，還有什麼不知足呢！

我說他是知足常樂。

他再次說，反正他哪兒都不去，就算全村的人都走光了，他一個人也要留在村裏。

我說那好，我每次回來都能看到你。

他問我啥時候回北京，他準備送給我幾斤黃豆，讓我帶回北京自己生豆芽吃。他說現在街上賣的豆芽不能吃，別看又粗又長，裏麵都是催生素，一點兒豆芽味都沒有。

我說免了，我現在懶得很，路上什麼東西都不願帶。

這次回老家，我看收麥的願望沒能實現。豫西山區土地貧瘠，麥子長得瘦弱，熟得早一些。而我們豫東大平原土地肥沃，麥子茁壯，成熟得要晚一些，大約比豫西的麥子晚收割六七天。我以豫西麥子的成熟度衡量豫東麥子的收割期，是不準確的。

返京前，我和故鄉的朋友們一塊兒喝了酒。登上火車時，我仍醉眼蒙矓。列車在豫東大平原的麥海裏穿行。車窗外金色的、動態的麥田無邊無際，更顯得壯觀無比。我禁不住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說大平原上成熟的麥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觀，你想象不到有多麼好看，多麼震撼……我沒有再說下去，喉嚨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我母親於二○○三年的初春長眠於地下。我每次回老家，母親都不再跟我說話，我到母親墳前跟母親說話，都是單方麵的。不能因母親不再回應我的話，我就不回老家，該回老家時，我還是要回老家。通過回老家我知道，村裏的人口每年都在發生變化。村裏的土地是不變的，固定得像鐵打的一樣。盡管有的土地上麵蓋了房子，但房子下麵還是搬不走的土地。變化的是人口，人口在增加，也在減少。增加的是新出生的小孩子，我都不認識。而減少的多是上歲數的人，我所認識的人。我每次回老家，幾乎都能聽到消息，誰誰不在了，誰誰誰下世了。每每聽到這樣的消息，我都會驚訝一下，心裏沉重一下，但很快就過去了。我意識到，生和死都是正常現象，有生就有死。而生和死之間相距的時間和距離並不是很長，轉眼間就接近了。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在村裏走一走，看一看，看看那些尚在的堂叔、堂嬸子，或堂哥、堂嫂。

有一年秋天回老家，我又去村外地頭的小屋去看望堂哥。近前沒聽到小狗叫，不知堂哥把他家的小黑狗和一窩狗娃子弄到哪裏去了。我看到堂嫂從外地回來了，堂嫂站在門口一輛電動三輪車旁，正催促兩個背著書包的小孩子上車。堂嫂比堂哥大三歲，頭發全白了，已完全是一個老太婆模樣。當年媒人給堂哥介紹堂嫂的時候，村裏不少人估計，堂哥不一定看得上堂嫂。因為堂哥是家裏的獨子，堂叔又當著隊長，家裏各方麵的條件比較好。而堂嫂長相一般，一點兒都不出色。讓人沒想到的是，兩人第一次見麵時，不知堂嫂對堂哥說了什麼話，堂哥一下子就同意了。村裏人說，這都是因為堂哥太年輕，見不得大閨女，一見大閨女就迷了竅子。堂哥跟堂嫂結婚時，堂哥還不到十八歲，當時我還在鎮上的中學讀書。堂哥成婚那天，他們家要舉行婚宴，母親提前跟我說好，那天讓我代表家人去參加婚宴。可那天學校放學晚了，我緊跑慢跑跑到家，堂哥家的婚宴已經開始，母親代替我參加婚宴去了。我嘴饞肚空，準備去大吃一頓。什麼都沒吃上，我竟不知羞恥地在我們家院子裏大哭了一場。為了自我揭醜和懺悔，我把這件事寫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小說的題目叫《赴宴》。堂嫂是個調皮的家夥，她利用自家階級成分好的優勢，拿地主家的少年孩子取樂。她叉著雙腿，做成騎馬蹲襠的架勢，命人家從她胯下鑽過去。她還與別的女人聯手，扒人家少年的褲子，聲稱要看看人家的毛毛紮全沒有。我還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嫂子與處子》，其中的一個嫂子就是以這位堂嫂為原型的。跟堂嫂簡單聊了幾句，我知道兩個背書包的小孩子，一個是她的孫子，另外一個是她的外孫女。因小孩子沒有城市戶口，沒法在外地上學，隻能回到老家來上學。我們本村的小學停辦了，小孩子隻能到鄰村的小學去上。我們村離鄰村有二三裏路，堂嫂就騎著後麵帶鬥子的三輪車，每天往返兩趟，接送兩個小孩子上下學。堂嫂不忘跟我說笑話，問我咋不把美女帶回來。你把美女一個人留在家裏，不怕美女夜裏睡不著嗎？她說的美女，指的是我老婆。我說：嫂子還是這麼調皮搗蛋，小心我把你寫到小說裏去。

堂嫂說：寫唄，誰不寫誰是小狗。

晚上，我正和兩個堂叔和村幹部在家裏喝酒，堂哥手持一盞礦燈樣的充電電燈到我家來了。我起身歡迎他，讓他入座喝兩杯。

堂哥說他在家裏吃過飯了，他是來看看我，跟我說說話。

我說吃過飯了沒關係，不耽誤喝酒。有飯墊底，喝酒才不傷身體。

堂哥喝酒很實在，他大概也知道我家的酒都是上檔次的酒，有不喝白不喝的意思。

一個當村支書的堂弟，用一次性的薄皮塑料茶杯給他倒了上半杯白酒，有二三兩的樣子，他兩口就喝幹了。酒勁迅速攻上來，堂哥的臉很快就紅了。不知怎麼就說到了外出打工的事，堂哥的情緒顯得有些激昂，他說：咋著，非要都出去嗎？允許人出去，還得允許有的人不出去。反正我哪兒都不去，我就看著咱劉樓（我們村的名字）好。我要是出去了，誰會認識我呢，誰會招呼我喝酒呢，是不是？

在燈光下，我見堂哥眼裏像是有了淚光。我說堂哥說得好，為老兄這幾句話，我敬老兄一杯！

堂哥麵前的杯子裏新添了酒，我舉杯跟他碰了一下，他又把杯中的酒喝幹了。這時堂哥說了一句話，我記住了。他把喝酒說成打食，說：別看我來得晚，今天晚上我沒少打食。

來年夏天，當支書的堂弟打電話向我報告了一個不好的消息，說堂嫂出事了。我問怎麼回事？堂弟說，堂嫂騎著電動三輪車，帶著一袋麥子，去外村的打麵機房打麵。騎到村子北麵的小橋上，電動車拐彎太猛了，一頭紮到了小橋下麵小河的泥水裏，電動車和麥子都砸在堂嫂身上。等村裏人趕過去把堂嫂抬上岸，堂嫂已經軟塌塌的，一口氣都沒了。當時堂哥也在車鬥子裏坐著，在電動車往河裏衝時，把堂哥甩了下來，雖說堂哥也落了水，腿上也受了傷，身體總算沒什麼大礙。

人總要離世，人離世的情況多種多樣。我萬萬沒有想到，堂嫂會這樣悲慘地離世。我隻能說：太突然了，太意外了！

堂嫂的突然離世，對堂哥的打擊可想而知。堂哥要是有手機的話，我會打通他的手機，安慰他一下。堂哥一直沒買手機，我無法安慰他。

秋天回老家，我再去看望堂哥，見堂哥的身體垮了下來。他先是精神垮塌了，身體很快也跟著垮塌了。他得的是腦梗，一梗百梗，上梗下也梗，整個身體就僵硬了，不靈活了。所謂腦梗，我認為對堂哥來說有一定的象征性，既有物質性，也有精神性；既有肌體性，也有心理性，這兩者相互作用，就把一個好好的人整垮了。你說我是唯心主義也好，我固執己見，堅持認為堂哥的腦梗先是精神梗，心理梗，精神和心理先梗死了，才導致了血脈的淤塞。試想，要是家裏不出那場變故，要是堂嫂還活著，堂哥不會變成這個樣子。我看見堂哥時，他正站在他的小屋門口啃一個剩饃。剩饃裏夾著一些醬色的鹹菜，他雙腿叉著，一隻胳膊拐著，另一隻手在往嘴裏送饃。看見我，他停止了吃饃，好像不認識我了一樣，把我看了一會兒，似乎才終於認出我是誰，叫了一聲我名字的後兩個字。我答應了一聲，幾乎掉下淚來。回想起堂哥還是一個翩翩少年的時候，我們一塊兒在初春的麥苗地裏瘋跑，放風箏；一塊兒在河裏玩水，打水仗；一塊兒在打麥場裏摔跤，摔得月光滿地都不回家。那是一個何等生龍活虎的堂哥。轉眼之間，堂哥就變成了這種狀態。我對堂哥說：你一個人在家裏不行，還是跟著孩子好一些。

堂哥說他還行，能自己照顧自己，餓不死，也凍不死。他變成現在這樣子，不願去給孩子們添麻煩。他哪兒都不去，死也要死在家裏。說著，他拿饃的手往前麵不遠處堂嫂的墳頭示意了一下，說看見了吧，我將來的位置就在那裏。

我勸堂哥不要太悲觀，趕上了好時候，要好好活著。

世上很多事情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有時要以別人的意誌為轉移。堂哥到底還是離開了自己的家鄉，極不情願地轉移到外地去了。二○二一年初冬，我回老家為母親“送寒衣”之後，再次去看望堂哥，見堂哥家小屋的門被封上了。封門用的東西是一些打成捆的玉米稈子，有個別麻雀在幹枯發黃的玉米稈子上麵臥著，不時叫上一聲。一些幹樹葉子像冬天的雪一樣被風旋到了門口，腳一踩嘩嘩作響。

我問村裏人，堂哥到哪裏去了。村裏人告訴我，堂哥被他兒子接走了，接到外地去了。堂哥不想走，他兒子租了一輛車，硬把堂哥架到車裏拉走了。村裏人悄悄告訴我，堂哥的兒子之所以要把堂哥接走，是不願意讓堂哥死在家裏，原因有三個：一是怕堂哥死在村外的小屋，無人知曉；二是堂哥若死在老家，還得買棺材，辦葬禮，太費錢，太麻煩；三是村裏沒有青壯年人，抬棺材都找不到人。聽到這些說法，我難免有些黯然。我想，我的堂哥，他恐怕再也不能回到生他養他的老家了。而我呢，這一輩子也許再也見不到堂哥了。

那次去小煤窯定點深入生活之後，我寫了《失蹤》《皂之白》等好幾篇短篇小說，分別發在《十月》《北京文學》等雜誌上。可能因為與堂哥太熟了，越熟越燈下黑，我從沒想到要寫一寫堂哥。在再也見不到堂哥的情況下，在離堂哥越來越遠的情況下，我才終於想起來寫一寫堂哥。每個人都是小說的對象，誰能說我的堂哥就不值得寫一寫呢？

2021年12月12日入住湖南大廈，參加第十次作代會

（因疫情閉環管理，每天照樣早起寫小說）

至12月25日寫完於朝陽光熙家園

原載《大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