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麼是陰謀論

陰謀論的確切含義是什麼？為什麼目前社會對那些相信陰謀論的人嗤之以鼻？事實上，反對歸反對，相信陰謀論的人卻越來越多。難道這些陰謀論者，真的如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腦子出了問題？對那些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異常現象，雖然官方已做出定論，但那些人還是問一些似乎合理的問題：事情真的就那麼簡單嗎？有人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則完全不相信有陰謀存在。除此之外，在這兩種極端的觀點間還存在中間地帶嗎？

第一節 陰謀論的定義

精確定義

問：新聞事件在什麼情況下不是新聞？答：在變成陰謀的時候不叫新聞。

近年來，主流媒體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各類媒體都充斥著對劣質產品的曝光以及個人濫用職權的報道，而且津津樂道、樂此不疲。有人推測這類事件的背後也許有某些團夥在操縱，但這類觀點幾乎都被冠以“陰謀論”而不被理睬。所謂的陰謀論者總會認為，腐敗陰謀論

可能是製度造成的，或來自於更大的授權，而不僅僅是個體誤入歧途的結果。但是，對於這樣的觀點，官方輿論總是嗤之以鼻。

可如此排斥陰謀論的做法真的公道嗎？陰謀論者如此的遭遇是不是因為他們的想法存在根本性錯誤？習慣性地排斥陰謀論的人通常沒弄明白陰謀論究竟是什麼，因而輕易放過那些需要探究的重要內容。這難道僅僅是新聞業的疏忽造成的？還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故意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確立事物的核心原則往往是衡量一件事情真實價值的重要開端。在此，筆者從三部權威詞典中摘錄了對陰謀論的不同定義：政府或某個地下組織對未公開說明的神秘事件負有責任，而當局往往會否認這樣的聯係。（《柯林斯英語大詞典》）將一件備受爭議的事件解釋為有組織的密謀行動而非個人行為的理論。（《美國傳統英語詞典》）

一群人為了阻止某件特定的事而聚集在一起工作。（《麥克米倫詞典》）基於以上定義，我們實在難以理解媒體和權威究竟為什麼那麼反感“陰謀論”。把上述闡述放到曆史事件中，我們會發現，陰謀論不僅存在於各個時代，而且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誰對地下組織的存在進行過嚴肅認真的討論？無論這個地下組織是犯罪團夥還是活躍於權力機構的腐敗分子。

為何討論這類現象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就成了頭號禁忌？學術界既然相信，發生在羅馬城內的種種事端（詳見第二章）是陰謀得逞之後的結果，又為何難以接受當今世界同樣的事情仍在繼續上演的現實？與科技飛速發展相比，就社會結構而言，人類文明其實並沒有比老祖宗所處的時代進步多少。

對陰謀論有失公平的描述中，或許可以看出為什麼人們通常忽略現今世界正在發生的陰謀：

陰謀論存在於虛構的領域。在那個領域裏，人們的想象力任意馳騁，恐懼戰勝事實，證據顯得多餘，而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則常常被編造成這些假想戲劇中的反麵角色。①這是美國官方網站上顯眼處的一則要聞，目的就是駁斥陰謀論。頁麵設在顯眼處，似乎在暗示，先前許多對美國（被認作為“新世界秩序”計劃的倡導者）的指責，開始讓政府感到不自在。2009年，就在奧巴馬誤把公共法令中“忠誠地”一詞的位置錯放的第二天，他重新進行了總統就職宣誓（閉路），為的就是避免外界產生陰謀論的猜想。由此可以看出，當局對不斷增加的懷疑有多麼敏感。

如果說西方政府因為人民對其誠信的質疑，於是就發動一場心理和宣傳攻勢來抹黑持異見者的話，難道這種做法可以接受嗎？媒體界一方麵自命清高，另一方麵又和各方政要保持緊密聯係，成為他人喉舌。一觸及敏感事件，就對可能揭開黑幕的線索加以譏諷，但這無異於推波助瀾。這樣一來，主流社會中禁止談論陰謀論的行為本身也成了另一種陰謀的表現。

誰是陰謀論者

根據詞典定義，那些公然認為某些事件背後有秘密集團主謀的人，便是陰謀論者。麵對人們根深蒂固的看法和嘲笑，這些人的言辭似乎顯得過於敏感。但是他們還是常常會極力避開“陰謀論者”這一稱呼，以免自己的話被習慣性地忽略。如此一來，便苦了一些探索者，他們因為顧忌自身的學術地位，所以極力擺脫這個形影不離的標簽，而這個標簽又往往是那些他們渴望加入的群體所賜予的。盡管人們也常常用“真相探索者”“說真話的人”等說法來代替“陰謀論者”，但也沒能讓他們擺脫所處的尷尬境地。事實上，主流社會已經成功地把陰謀論者邊緣化陰謀論

了，以至於一個人一旦對特定的問題提出質疑，他就不會有其他的稱號，也別想期待更高的社會地位了。

探討這個話題，我們似乎要換一種更有深度的方法。除了社會變革，人們對陰謀論者的看法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那些被稱作是陰謀論者的人，與其挖空心思贏得尊重，不如下功夫專注於自己的研究，讓它變得越來越可信。隻有這樣，公眾才會對他們的探索感興趣，他們的社會公信力才會提升。起初，正是那些缺乏洞察力的陰謀論者將自己陷於難堪的境地的。他們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一看到潛在的威脅就一驚一乍地妄下結論，這種推斷更多源於想象，而非事實。最好的方式必然是觀察與潛心研究相結合，避免高調妄言。這樣一來，便沒有要反對陰謀論者的理由了。這就像17世紀在喬治·福克斯的倡導下成立的“貴格會”。在當時，“貴格”是一種蔑稱（人們認為他們是誤入歧途的狂熱分子，是在上帝的注視下瑟瑟發抖的人），但是“貴格”們把這個蔑稱卻作為自己的頭銜，最後成了名正言順的貴格。這樣一來，貶義一下子變成了尊稱，盡管剛開始時受人輕視，但最終還是贏得了公眾的尊重。

除了普通的陰謀論者，還有少數人是學術造詣頗高、有獨立思想、受人尊敬的人士，他們也認為某些特殊事件可能受到秘密組織的影響。即便是這些人，他們的研究作品還是無人問津。2007年，國會議員諾曼·貝克出版了《戴維·凱利的離奇之死》，他曾做了大量調查，認為這個爭議不斷的聯合國武器核查員死於謀殺而非自殺。此話一出，這位備受讚譽的政治人物瞬間被貼上了“異類”的標簽，還把當初任命他的傑裏米·帕克斯曼推上了《新聞之夜》的辯論台。之後，帕克斯曼在解雇貝克時說：“看著吧，你這輩子都逃脫不了陰謀了。”

大衛·雷·格裏芬是另一個例子。格裏芬是美國的一位教授，也是一位研究基督教的神學家。他憑著良知，一絲不苟地調查九一一事件中的離奇現象，他是受大家信賴的質疑者之一。他行事嚴謹低調，調查不離主題，事無巨細。格裏芬從未表示自己是陰謀論者，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從未顯示出這一傾向。盡管如此，他還是被主流社會稱為“陰謀論領袖”而受到排擠。由此可見，涉足這個領域，被貼標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格裏芬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2011年的民意測驗（據說是史上媒體報道篇幅最少的一次）顯示，相當大比重的民眾開始懷疑九一一事件中的官方說法。

事實上，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如果稍有偏離，無論得出多麼有價值的結論，都會被社會主流當作陰謀論者。很明顯，新聞報道的世界與我們所接觸的現實並不吻合，這一點，從民眾對九一一事件的看法和對戴維·凱利、戴安娜之死以及鬼魂、外星人、占星術等事件的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現出來，它們表明了公眾一貫的立場，盡管這些看法不斷遭到媒體權威人士的抨擊。如此看來，陰謀論者目前隻能依賴互聯網，繞開主流慢慢摸索事實真相了。

找到中間地帶

而真相又是什麼呢？支持陰謀領域的研究並不代表認同陰謀論者的觀點。本書旨在通過研究多數人所持有的觀點，從而構建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框架。本書試圖通過一些實例，為觀點對立的雙方找到中間地帶，在這些實例中，有些本身主題就非常吸引人，也有一些由於缺乏證據和必要的邏輯而遭到質疑。但本書不對任何一方的個人觀點做結論性評判。為陰謀論建立評價機製存在一個問題，那便是對雙方的看法妄下判斷，這樣不僅幫不了任何一方，反而有利於那些主張對事件不做細致調查的第三方。

當我們試圖解釋某些重要事件時，這種評價機製的缺點就暴露出來了。盡管有些陰謀研究已遠離了初衷，但全盤否定陰謀論的做法也是不公正、不可取的。

陰謀論

一種特殊的陰謀論

詞典對陰謀論的定義似乎暗指社會上的確存在許多秘密組織，暗地裏從事不正當行為。現實當中已經有現成的例子。本書將另辟蹊徑，從更為廣泛具體的角度來詮釋媒體眼中典型的“陰謀論”。例如：世上大多數事件都是勢力龐大的精英團體秘密操縱的結果，其目的就是統治全人類，而尋常百姓隻是他們宏偉計劃中的一顆棋子。

選取這個角度的核心是基於地緣政治的權力遊戲中已經出現了監控機製這一現實，通過控製民眾的恐懼心理，發動戰爭，操縱經濟。在某些人眼裏，他們用超自然理論以及秘密社會的影響力來達成他們統治世界的願望。這個願望一旦實現，權力最終隻會落入少數人手中，尋常百姓隻能像傀儡一樣受人擺布，生活在奧威爾式的噩夢中。這個統治計劃統稱為“新世界秩序”。各國政要已經公開表示對該計劃具體實施的企盼，但是要實現該計劃確實冒一係列的險，這正是真相探索者所擔心的。“新世界秩序”成了目前極為流行的陰謀論的總稱。

盡管在本書裏討論了陰謀論很多不同的觀點，從國家恐怖主義到政治謀殺，從滅絕理論到超自然力量背後的官方解釋，一開始看似互無關聯的推斷到最後都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揭示出背後掩藏著更大的陰謀。如果這些陰謀論者的研究確實有現實價值，那麼我們自應嚴肅對待。

第二節 人們為什麼相信陰謀論

陰謀的心態

以下僅對人們曆來對陰謀論的極端心態做一簡要概括，而不做詳細的心理分析。

學術界認為陰謀論者的特點可以大致概括如下：1.他們表現出一副精神不穩定、怨恨權勢的模樣，這往往起源於其兒時不幸的經曆和家庭不睦。他們將個人挫折歸咎於他人，甚至對全世界的當權政要都始終抱有懷疑。

2.他們通常缺乏洞察力，對自身所認定的有力證據“接受閾值”低。比如：他們易輕信（卡斯·桑斯坦和阿德裏安·沃繆勒教授稱之為“蹩腳認識論”，此種認識都基於有限的信息），易幻想，事情雖未發生，他們卻如親眼目睹；或反之，從孤立的異常事件中斷章取義地得出定論。

3.由於缺乏洞察力致使他們傾向於接受“社會流瀑效應”

（指所認識的人大多數都相信某個謠言時，則當事人就很容易相信那則謠言，接受他人的影響。），很有可能采納群體觀點而不顧基本證據是否站得住腳。

4.他們傾向於對官方立場提出質疑，以至於病態地不信任任何機構的說法。他們熱衷於狂熱偏執的觀點，在極端情況下，會受到誤導，做出反社會的行為，甚至參與恐怖行動。

5.即使他們因“與眾不同”的觀點為社會所孤立，可是一旦在現實中或網上看到與自己相似的觀點時，他們就會異常滿足並更加執著。這樣的心態限製了他們接觸到與自己觀點不同的看法和證據，從而加深了他們的極端主義傾向。

諸如此類的條目還可以列舉很多，但以上提煉出了最主要的幾點，也是多數心理學論著在提到陰謀論的思維方式時常出現的觀點，可以歸結為真相探索者的補償心理。然而，若認為是因其具有質疑一切的特質從而引發陰謀論，這樣的觀點是把事情簡單化了，因而會忽略更多發生在我們周圍的真實事件和實際情況。

其實，關於學者和心理學家人格特征的列表中，他們具有的、引起大家質疑的特質也不少，比如，他們將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研究他人的弱陰謀論

點上，就是其中之一。的確，細細一想便能發現，對陰謀論者評頭論足的人同樣是有問題的，他們不僅局限在思維狹隘的圈子裏，而且還成了“社會流瀑效應”的犧牲品，成為許多娛樂節目的談資，比如，懷疑論者理查德·道金斯無法像旁觀者一樣，看清自己摧毀宗教、占星術和神秘主義信念的行為，其實正如同他要摧毀的對象對人們的控製一樣瘋狂。

而自身沒有學術地位的陰謀論者，無論心理學對其如何評價，他們都堅持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有實際證據支持的，而這些證據是批評者根本不屑一顧的。

陰謀論者對自己的基本評價可總結如下：1.他們能夠看到主流所忽視或躲避開的明顯的異常現象，並且隻有他們有勇氣挑明。

2.他們不僅能為事實存在的陰謀提供證據，還可以用古今的例證向大家揭露陰謀集團在謀劃世界各地慘案時窮凶極惡的一麵。

3.當代社會體製中的腐敗現象在各個階層都十分泛濫，甚至主流媒體都承認，“高層無腐敗”這一說法狹隘而不切實際。

4.官方不斷攻擊陰謀論者的行為本身就暴露了政府分散民眾注意力和將陰謀論者邊緣化的意圖，這樣一來就越發讓人確定，政府在某些事情上確實對公眾有所隱瞞。

5.把所有陰謀論者一股腦兒地概括成右翼分子或者是不入流的文盲，是多疑造成的妖魔化心理。事實上，陰謀論者來自各行各業，其中很多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

6.批評真相探索者將各種事件割裂開來，然後從孤立的事件中引出陰謀推斷，這樣的指責也是不公平的。相反，真相探索者是從更大範圍的相關事件中，而不是從自身的模式中，推論出極有可能存在一個更大的操控計劃的。

和前一個列表一樣，以上幾條論述缺一不可。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習慣於否認真相的世界，各個階層都存在腐敗和困惑。要不斷地反駁對方，靠的不僅僅是智慧。

其間便存在問題：雙方可以坐下來聊些無關痛癢的趣事，而一旦學術上對立的雙方所討論的證據使其自身的正確性受到懷疑時，雙方都不會考慮對方的觀點。

多年來批評者一直認為，陰謀論者的地位總是被自我保護的。換言之，批評者相信，將陰謀論者邊緣化，是秘密機構的有意安排，這樣，陰謀論者在麵對外界的挑戰或官方的否認時，隻要用萬金油式的回答“好的，你可以這麼說，不是嗎”來進行反駁，就將自己保護了起來。然而，學術界應該對此感到慚愧，因為陰謀論者采用了與學術界同樣的自我防衛機製。一旦打破目前的僵局，我們一定能找到中間地帶。

幫派中的幫派

即使在同一個團隊中，同級之間也很難達成共識。困難之一便是同僚間的敵對意識。和其他領域相比，這一現象在陰謀研究領域更為突出，那些對全球陰謀論持極端觀點的人會批評比他們表現溫和的同僚為“托兒”或者“反麵派”。他們無法容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觀點，並報以敵對態度。這樣的做法限製了他們接觸更合邏輯的觀點，因為這些論點往往會挑戰他們固有的觀念。這也會使他們把原來認為的同盟者塑造成另一個“敵人”，創造一個沒有寬容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除了兩極分化，再多的洞察力都是多餘的。心理學家通過觀察他們這種自斷退路的做法，對其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正是少數人大張旗鼓地宣揚，讓探尋真相的行為背上了惡名。

盲信導致派係間的內鬥，常催生出極右的陰謀思維。比如，那些相信“新世界秩序”的陰謀來自於猶太複國主義的人，不久便會對那些陰謀論

對“新世界秩序”的持開明態度的人失去耐心。他們對可能提出質疑的同伴殘忍地進行攻擊，公開指責不完全靠向反猶太複國主義陣營一邊的人，稱他們生活在“猶太人反誹謗聯盟”的恐懼之中；或者他們走得更遠，組織摩薩德（以色列情報機構）等類似的機構。狹隘地拒絕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信仰，反而為戴維·阿羅諾維奇這樣的媒體人添加了幾分悲劇色彩。戴維常常因為對陰謀論者的報道失實（尤其在他的《巫毒教史：現代曆史進程中的陰謀論》一書中）並錯誤地指控說大多數真相探求者天生都是反猶分子而官司纏身。

內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源於超自然與地緣政治間的爭論。有些真相追求者樂於接受外星人入侵理論（見第七章），把它看成是掩蓋事實和全球政治戰略的可能動機之一；而另一些人則堅信存在強大的秘密組織，它們神秘地支撐著“新世界秩序”計劃（見第八章）。但是，無論是那些希望通過揭露諸如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真相從而獲取公信力的人，還是那些希望在維護政治的基礎上徹底調查的人，都害怕神秘的貓頭鷹儀式，或擔心外族血統將漸漸滲透到精英統治階級的血液中。

同時，九一一事件的真相研究者——提供了似乎是真實的陰謀推測——反過來會發現自己和一小部分陰謀論者爭論得不可開交，陰謀論者堅持認為撞向大廈的飛機實際是全息圖，又或者此次的恐怖襲擊中運用了秘密的能量技術，才使得發射塔得以摧毀，等等。這種說法造成了內部意見分裂和摩擦，尤其是對傳統科學家來說，這樣的言論已經危及他們的社會公信力，隻有他們才能讓民眾重新產生信心。有人反駁道，在真相缺失的情況下，所有的可能性，不論多麼離奇，都會被認為是真相。但那些希望得到主流社會哪怕一點點認同的人，使他們披露陰謀的努力蒙受了惡名，由此造成了公眾的混亂，這便使局外人對真相活動家產生了懷疑。

即使在地緣政治思想家的眼中，敵人也分幾等。在倫敦舉行的“2011年國家和企業反民主罪行會議”上，開放式座談小組中出現的情況，就明確說明了這一點。當一位堅定的政治活動家蔑視另一位冒險激進的“光明會”（“新世界秩序”的重要的陰謀產物）的座談小組成員時，內部瞬間就產生了矛盾。那些敢於提到外星人計劃的人都無疑已經偏離了前提。

這些存在於尋求真相群體內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陰謀論的大框架內存在著許多不同的人，當發現有些言論偏激得讓人難以忍受時，有人就會進行拚命反擊。遺憾的是，現在任何對現狀提出的質疑，在外界眼中都混為一談。直到有一天，任何結論在陰謀論者內部得到尊重認可時，才會產生一個快速解決的方案，但是發展到那個程度似乎還很遙遠。

學術摩擦

如果有小派別出現在真相追求者中，那麼，他們之間就肯定會出現相互排斥，衝突也會出現在這個爭議頗多的領域的學者中。

比如，已故的哈佛大學精神病學教授約翰·麥克，隻要他完全進入純粹的人格分析領域，沉浸在傾聽一些人講訴被外星人綁架的經過時，他的學術活動是安全的；但是，每當他用催眠術來喚醒被試者模糊的記憶時，雖然他解釋說，許多被測試對象隻是單純地轉達對他們來說完全真實的經曆（麥克自己都覺得很驚奇），無論這些事情是真實還是幻覺，馬上就會遭到反對的聲音，有人甚至要求他“下課”。1944年，哈佛醫學院院長設立了委員會，專門調查他的研究方法，他總算勉強保住了工作。但這件事讓那些想鑽研其他案例的學者得到了教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04年，邁克在倫敦街頭被一位酒駕司機撞死——製造了一個全新的“諜網迷魂”②（思想被控製者）式的陰謀論，這似乎暗示著麥克已經接近事實真相，而當權者因為害怕真相陰謀論

被披露，而事先將其謀殺。

另一位教授，美國的物理學家史蒂芬·瓊斯，決定用自己的方法調查九一一襲擊事件（見第六章），他質疑世貿中心居然離奇地完全摧毀，2005年，他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題為《美國世貿中心大廈怎麼就坍塌了》，之後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會上他認為內部的易燃易爆物品一定在事先搬運到了樓底。此言一出，瓊斯很快就受到楊百翰大學的停職處理。之後，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和個人權利教育基金會兩家機構開始對他進行調查，他們對這位堪稱權威的專家所運用的技術手段以及信仰產生了懷疑。盡管瓊斯再也沒能回到他的工作崗位，而且2007年被迫提前退休，但是他拒絕承認錯誤，並且堅定地認為自己能夠找到一些學者，組成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機構，還九一一事件一個真相。他短暫的職業生涯也給那些決意將自己與眾不同的想法——盡管這些想法有堅實的實證依據——公之於眾的學術界人士，帶來沉痛的警示意義（受到牽連，瓊斯為自己的能量技術理論也因此被世人否定而備感沮喪）。

不言而喻，學術界達成了一種共識，即特定的界限是永遠不可逾越的，內部必須要保持一致。這樣，學術界就可以像極端主義陰謀論者那樣，確保任何事都威脅不到自己領域內的任何地方。選擇挑戰規則的人，必須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那便是，任何想要背離內部的人，都會受到排擠，並且會像瓊斯、麥克等人一樣，被貼上“異類”的標簽。

而那些對圈內瘋狂批評無動於衷的陰謀研究者，和那些看透了根本不可能得到主流尊重的陰謀論者，由於他們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持不同意見者，所以，在強大外界壓力麵前，他們至少會感覺輕鬆一些，因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失去什麼。另一方麵，學術界永遠活在擔心自毀名聲的恐懼中，同時，也在是否將挑戰同行偏見的真相公之於眾的猶豫中備受煎熬。而根據曆史記載，往往是那些“異類”把人類文明推向曆史的前方。

證據，而非信念

真相探索者常常會反駁那些提及陰謀論的人，說“這不是陰謀推論，而是事實存在的陰謀”。這句話在技術層麵上來說是成立的（例如九一一，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陰謀，無論它是基地組織的罪行，還是秘密的“內部計劃”），但這種防禦性的聲明僅來自觀念上的推斷，並非一定正確。這隻能說明真相探索者高度的熱情和堅定的信念，對那些認定他們有妄想症的人來說，這種信念並沒有多少說服力。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種縮小差距的辦法。以備受讚譽的“科學方法”為例，我們可以看出，在對一個陰謀進行論證時，靠的隻有證據，而不是信念。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理論就必須受到主流人士的一致肯定，沒有質疑聲，但是理論會因為主流的認同而逐漸滲透到公眾意識中（正如九一一、戴維·凱利、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等事件一樣）。確實，這個慢慢滲透的過程，或許是某個陰謀論觀點得到更廣泛支持的關鍵。

有人會反駁道，過去大多數人曾一致認為太陽圍繞地球轉，但這種“一致的觀點”並不是事實。盡管這樣的公眾認知背後有宗教勢力和政治權威在撐腰，但事實上，仍然有許多人一直在挑戰地心說。盡管有很多人樂意遵從於官方法令，因為這麼做既方便又安全，但這並不意味法令本身就是正確的。一旦出現更具說服力的觀點時，人們不等官方解釋，便會立刻轉變觀點。也許未來的曆史中會記載，許多我們當初認為“不入流”的觀點，在未來會是有價值的。

正如伽利略等人在麵對教會的非議時所表現的那樣，後代們會看到，隻有勤勤懇懇地搜集證據才能讓真相最終不言自明。隻有證據而不是偏見，才能帶領真相浮出水麵，走向勝利的彼岸。如果陰謀論正在逐步變成陰謀事實，那麼我們就應該用更有效的方法去尋找細微並且更有說服力的證據，需要用洞察力與理性分析相結合。在沒有運用以上方法，也沒有獲得有力證據之前，任何下意識的批評或是盲目地支持任何陰謀論

一種假設都是無用的。

第三節 陰謀論該走多遠

陰謀案例分析：保羅·麥卡特尼

基於上文的介紹，我們明白了證據的作用。尋求表麵證據和深刻分析之間平衡的過程，反過來，又會使人將潛在的陰謀事件和豐富的想象混為一談。在此方麵引人注目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前甲殼蟲樂隊成員保羅·麥卡特尼死亡之說，這一傳說原本無足輕重，但是被大肆渲染。根據一種說法（占星家約翰·格林曾提到過），保羅·麥卡特尼實際死於1966年至1967年間的一場車禍，但死亡一事被掩蓋起來，隨後他的位子由另一位才華橫溢且相當服眾、與他長相相似的音樂人所代替。有人推測，甲殼蟲樂隊其他成員不希望他們的事業因為這場悲劇而過早夭折，所以才出此下策。此後，他們便不自覺地將此事撲朔迷離的線索寫進歌詞，記錄在藝術作品當中。1969年，關於保羅的流言在美國大學校園和廣播電台中流傳，當人們搜集到越來越多的可靠“線索”後，保羅的死訊便立即傳遍了全球。

表麵上看來，麥卡特尼死亡這一說法似乎很荒謬，而且很滑稽，因此該事件並沒有引來陰謀論者多少關注。但是，在一項更複雜的附加調查中，發現了一些對該說法提供支持的理由。在去除了一些最站不住腳、最引起爭議的聯想之後，令人不安卻可能有說服力的觀點就顯現了出來。

據記載，1965年麥卡特尼確實經曆了一場機動車事故，致使他牙損嘴裂；1967年他的迷你庫珀車在一次高速公路車禍中徹底報廢。有證據顯示，後一件事故的細節確實被混淆過，盡管這有可能隻是為了掩蓋可能涉及的嗑藥問題，或者是為了掩蓋麥卡特尼當晚把車借給了朋友，而他本人不在現場這一事實，或者真的如所公布的結果一樣。

諸多保羅已死的“線索”中，有一些明顯是編造的，隻是用來引發人們的好奇心罷了。比如，1969年《艾比路》唱片封套中斑馬線後的大眾甲殼蟲車車牌的副牌是“281F”，有人指出，“如果”保羅活著，他應該是28歲（把1F讀成IF），但事實上他當時27歲。同樣，1968年的尾曲《我疲憊了》經常被當作“保羅已死，思念他，思念他，思念他”。但實際上，母帶顯示的歌詞是“先生，先生，再來一個如何”。同時還有一個說法（更加莫名其妙），1967年《永遠的草莓園》中有一句“我埋葬了保羅”，但據約翰·列儂所說，那句歌詞隻是“小紅莓果醬”。

但是，在事件的時間前後，甚至是最近，專業圖片對比有力地表明，麥卡特尼的麵部和頭部結構與1966年末的截然不同。除此之外，身高和語氣也出現了一些異常③。另外，從甲殼蟲樂隊獲得的大量充分的“線索”也頗顯端倪。1968年的《革命之9》中重複的副歌若反過來演奏，就成了“讓我快樂，故人”；或者在1967年的甲殼蟲樂隊的專輯《佩珀中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封套中間的大鼓前放一麵鏡子，就會看見“他死了”這樣的短語，而且還點綴了羅馬數字（有人說這正是麥卡特尼死亡的日期，1966年11月），莫非這隻是巧合？在眾多的知名人物中，主要的黑魔術師阿萊斯特·克勞利的魔術與之如出一轍，他曾經有個很有名的建議：學會正話反說或者用代碼表達。

麥卡特尼常常在後期的專輯封套中特立獨行：他是其中唯一一個在專輯《佩珀中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封底中背對鏡頭的；在1967年《神秘之旅》的舞台，其他三名隊員佩戴紅色康乃馨，他卻戴著一枚黑色的；最著名的是，在《艾比路》封麵的斑馬線上隻有他赤腳（據說是有寓意的“送葬過程”）。還有不勝枚舉的例子被甲殼蟲樂隊的粉絲們不斷關注著，一些奇怪且帶有病態情緒的摘錄也引起他們的聯想。1967陰謀論

年在《生命中的一天》中“他在車裏神誌不清了”就是一個例子，或是1968年《革命之9》中直接公開的句子“他撞到電線杆了，我們最好去看外科醫生”，同年的另外一首《別漠視我》中有“你發生了一場車禍，失去了你的頭發”的句子。有人說車禍的暗示多半與富豪名流、也是甲殼蟲樂隊的朋友塔拉·布朗尼的死亡有關，塔拉·布朗尼確實在1966年撞上燈柱而亡——但蓄意重複的車禍主題確實看似誇張至極。對此，通過無數的網站和書籍可以了解更多④。將這些線索綜合到一起，至少就能看到有一堆有趣而異常的巧合，當試圖將它們與陰謀論聯係起來時，很難對其完全否認。

這意味著什麼？真的可以成功地掩飾像麥卡特尼這麼著名的公眾人物的死亡嗎？最不可能的是，像他一樣有才華的替身竟然絲毫不露異常痕跡，不隻公眾，甚至連最親密的親朋好友都未察覺，這可能嗎？陰謀論甚至極端地認為，2000年初保羅·麥卡特尼的前妻希瑟·米爾斯對麥卡特尼生活的帶有詆毀的介紹，是為了故意掩蓋替身的真實身份，並且那股黑暗勢力用她作為浪漫的陷阱，控製假麥卡特尼的思想，確保他沉默不語，就如同陰謀論者所製造的那些黑暗的娛樂小段所說的那樣。那麼由全部線索和未解之謎引起的惹人注目的事，正如約翰·格林建議的那樣隻是一例瘋狂的“妄想觀念”（根據網上的《懷疑論者詞典》，意思是對無關的現象產生自發的有意義聯想）嗎？或者有沒有一套中庸的辦法⑤？

那些喜歡把神秘事件的相關證據摻和到一起的人猜測：整個事件就像是失控的炒作，在混雜的線索中應該有些是事實。甲殼蟲樂隊一直以一種厭煩而個性的諷刺方式予以否認，但同時他們的蘋果企業於1967年構思並於1968年正式成立，作為樂隊的唱片公司和宣傳渠道，經常雇用怪人或用特殊手段增強效果的投機分子，這是證據確鑿的。至少即使在蘋果企業正式成立之前，《佩珀中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已提前出版了（因為正如陰謀論者提供的證據，他們的參與並不能解釋那些歌詞），有沒有其他人已經掌控了插圖的決策權呢？如果什麼都不做，隻是保持沉默，就完全可能利用謠言幫助增加銷量：當保羅已死的傳言沸沸揚揚之時，甲殼蟲樂隊專輯的銷量明顯激增。不難想象，像約翰·列儂那樣憤世嫉俗的人會進一步激化這種瘋狂的行為（比如，像1968年他自導自演的惡作劇“玻璃洋蔥”中證明：“海象就是保羅”，等等）。

但是真的有人會僅僅為了發行更多一些的密紋唱片而這樣大費周折（包括明顯重組了麥卡特尼的整個顱骨）嗎？在迎來第二次銷售高潮之後，其他人也對整個事件提出了一個更嚴肅的質疑。甚至至今都有人認為整個甲殼蟲現象實際是政府讚助的社會實驗，是為了測試年輕人跟隨著（或模仿著）娛樂圈新人，怎樣從天真的追星族到集體歇斯底裏，從由藥物引起的瘋狂到在全世界聲名狼藉（列儂的甲殼蟲樂隊比基督更轟動），最後變成相互指責和幻滅（甲殼蟲樂隊解體）的發展過程。通過此事，整整一代人具有的危險的、挑戰權威的創造力和活力可能已經被成功地閹割，他們經曆了從滿懷希望到無助的變化。在鬱悶的陰謀論者看來，整個20世紀60年代充滿藝術氣息的音樂和振奮人心的旅程都是肮臟的惡作劇。從甲殼蟲樂隊的奧德賽（奇幻之旅）的角度看，這是一場野心勃勃的心理戰實驗，這樣就更容易理解，為什麼把麥卡特尼化身成宗教傳統中死而複生的救世主形象的努力，可以被認作是更黑暗、更周全的陰謀計劃的一部分。

瘋了嗎？極有可能。此次討論的目的不在於支持保羅之死的任何一個觀點，而是要將這個討論作為一個重要的證明：有時當尋求驗證某些假設時，異常現象和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會出現。根本不存在的佐證常常比個人的奇思妙想還多，有些佐證也有可能會輕易影響到支持者。還有一些情況，強有力的數據會出乎意料地暴露出來，這時他們要解決的便是這些數據的含義。這隻是幻想出的無關把戲嗎？還是一樁樁同時陰謀論

發生的巧合事件？或者這是昭然若揭的真實情況？事實上，隻有不斷積累客觀證據，同時擁有可靠的內在邏輯才能扭轉局勢。想鑒別真實陰謀和秘密，上述條件缺一不可。因此麥卡特尼陰謀案例雖然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沒有充足的使之成為陰謀的可能性證據，我們隻能將它留在奇異的灰色地帶。然而，其他例子，即使缺乏可靠的結論，也可以作為確定的重要例子，將在下文闡述。

麥卡特尼本人，在最初的歇斯底裏之後，幾個月內都對此事保持緘默，最終，在1969年末，被前來他農舍的記者逼入絕境，最終隻能訕訕地承認“自己”沒死。奇怪的是，盡管如此，他卻從來沒說過“保羅·麥卡特尼”沒有死。當然，如果1969年的版本是麥卡特尼的替身，那麼他已經成功地冒充其身份，獲得其財產，模仿其才能，這樣他就不太可能承認麥卡特尼已死。這個難題依然未解。麥卡特尼——如果他依舊是麥卡特尼——除了自己的經曆，應該已經知道，如果公眾相信你死了，那麼在公眾心目中你就是死了，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與你無關。但為什麼人們選擇去相信世界的醜惡呢？也許隻是因為這樣更有趣，但也許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懷疑的根源

1967年，拉爾夫·L.羅思諾和加裏·艾倫在其文章《關於保羅·麥卡特尼的謠言》中，對保羅已死案吸引了如此之多的關注，給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對當局缺乏信任。他們同時指出，約翰·肯尼迪暗殺事件和華倫委員會（1963年為調查肯尼迪被刺而設立）給出的明顯漏洞百出的肯尼迪死亡報告（該報告更加擴散了陰謀論的猜測），再加上隨後的羅伯特·肯尼迪、馬丁·路德·金那樣的傑出人物被謀殺，使整整一代人都暗懷憤世嫉俗的情結，他們認為願意挺身而出的人都注定了同樣的悲慘的結局。像麥卡特尼這樣優秀人物的死似乎帶給他更多的社會認同感。雖然粉絲們為他的離世灑下真誠的淚水，同時他們也把這位藝術家抬高至無法企及的聖人高度，成為神話人物，即他永遠不會像其他人不可避免地那樣變老，變平庸；但同時，在心理層麵上，這也意味著，公眾人物在本質上是可以被替代的——一個人物可能倒下了，但另一個總是會出來取而代之。

因此，看似荒謬的麥卡特尼陰謀案無疑給大眾帶來了娛樂（尋找線索成為一些人無法擺脫的愛好，其他的人隻是樂於發現原來如此精心製作的情節，也可能完全是策劃好的陰謀）。這種新的犬儒主義意味著，他們開始相信如此著名的一個人可能已死，而且被長相酷似之人所替代，並用了各種必要的欺騙手段支持這個假象，這種觀點已經不像十年前那麼荒謬了。如果成千上萬的目擊者都可以被忽略，並且對於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周圍的異常現象和神秘殺手傑克·魯比都視而不見，那麼，很多人都會相信（特別是在美國無數人相信麥卡特尼謠言），無論多麼陰暗的事都可能發生。1968年對哥倫比亞大學生和平抗議的暴力鎮壓進一步激化了尤其是在年輕人中存在的不信任感，也進一步加速了越南衝突，再加上理查德·尼克鬆水門事件（詳見第四章）是證據確鑿的陰謀。特別是這事件迅速影響到所有人，使他們對政治人物產生了懷疑，並使他們重新認識了其他領域的謊言。

其中存在著為陰謀論興盛的外在條件：明顯的謊言和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肆暴露在公眾麵前的未解之謎，兩者似乎無休止地結合在了一起，導致公眾失去信心，漸漸地不再相信政府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媒體努力讓我們相信那些已經泄露出秘密的案件，極力製造公信（比如，英國2009年的國會議員開支醜聞，或美國的水門事件），導致整個社會表麵上似乎是不再說什麼，但在人們的內心深處，顯然是不信任的，並且這種不信任開始根深蒂固。這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民意調查顯示，現在很多人甚至懷疑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真實性，如登陸月球（詳見第四陰謀論

章），也能解釋為什麼世界上大約一半人開始相信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上撒了謊。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所謂掌握秘密的精英希望限製市民的自由甚至想要將他們全部消滅這種觀念為何會越來越為大眾所接受了。

因此，正如學術界已嘗試去做的那樣，試圖對所有陰謀論進行心理分析，但分析之後得出的結論表明，對某些領域的質疑，確實是有真實證據。如果對陰謀論在普通人心目中日益建立起的突出地位避而不談或視而不見則是很不明智的。如果當局對公眾的不信任感到不快，則隻能歸咎於自己。隻有對爭議頗多的事件進行揭露或恰當地調查，才能摘除這個不良的社會定時炸彈，無論多麼令人不安也要揭露真相。

關於麥卡特尼現象還得說一句，應該注意到，他的情況是個很奇特的例外。那些與名人有關的陰謀論通常都認為，某些人物，比如說貓王、歌手吉姆·莫裏森，甚至還有阿道夫·希特勒，其實沒有死，這一看法可能會讓麥卡特尼本人（現在不管他是誰了）感到很惱火。當自己珍愛的人，或者是痛恨的人過世了，人們在情感上自然不願接受（尤其是在他們死亡的情形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情況下），這種情感經常會促使一些謠言產生，說他們仍然存活於世間，隻不過是避開了人們的視野，過著隱秘的生活。陰謀論為人們提供了一張安全的網，提供了一種在來世過上更安全生活的希望。但是，可憐的麥卡特尼卻必須忍受讓人惱火的事實：一些人因相信他的確死了而感到更加高興。不過那樣，他依然是個落魄的天才人物，而不是唱著《青蛙大合唱》的邪惡之徒了。約翰·列儂1980年死於一個精神病槍手之下，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催生了許多說法。許多人認為，殺手馬克·查普曼受到了另外一個心靈控製計劃的影響，該計劃是由當局發起的，當局不希望看到這個歌手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之上，因為他給和平政治帶來了威脅。這再一次說明，幾乎每一個可以想象得到的陰謀論版本，都會有其存在的土壤。但問題是，它會終止於何方？如果有證據存在，這一過程會就此而終止嗎？

逃避殘酷的現實？

讚同陰謀理論還有附帶的好處，那就是，它們能夠使信徒將自身置於更為舒適的位置，而無須為更加嚴酷的日常生活憂慮。有的人之所以被壓製性的欺詐觀念所吸引，可能是因為（正如先前所述）與他們本身的童年經曆相比，他們對這一境況已十分熟悉；也可能是因為這使他們有了反抗的動力，當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缺少這一刺激物時，這動力就能夠引導他們向新的方向發展。然而，這一“正與邪”心理糾結的引力，並非一無是處，會導致人們無須關注手邊那些棘手的實際問題。

例如，坊間對神秘的2012年12月21日討論得很多，但是隨著瑪雅日曆周期的結束，世界末日的謠言早已經被傳得沸沸揚揚，人們預測種種災難即將發生。在所有的解密嘗試中，毫無疑問，5125年一個周期的算法已經嵌入世界上數個曆法係統當中，並且昭示，還可能存在著更廣的宇宙或太陽係的循環周期。盡管仍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揭開這些事件的秘密，但確實有很多人有種進入一個新紀元的新生之感。然而，在2012年初，那些宣揚在12月前將兌現的更為悲觀的天啟預言仍未得到證實。也許不足為奇，因為這些預言大多數都以迅速傳播的網絡謠言為基礎，而且謠言來源多數都未經過確定——這並不是什麼讓人鼓舞的跡象。

另一個關於神秘星球回歸的更加聳人聽聞的可怕消息是：尼比魯星球每隔數千年就從一個巨大的橢圓形軌道重新進入我們的太陽係係統，而且它的回歸將會使引力受到嚴重破壞，因此造成動蕩。已經去世（備受爭議）的曆史學家撒迦利亞·西琴的研究顯示，這一說法的基礎是與諸神失落星球相關的蘇美神話。2010年11月，人們普遍認為，另一顆稱作葉列寧的不起眼的彗星——實際上是尼比魯——正向地球襲來，於陰謀論

是就采取了一些具體動作。隨後，網絡上充斥著關於葉列寧彗星可能帶來負麵影響的可怕信息，數以百萬計的網友紛紛在視頻網站的剪輯片段下留言，發表攻擊性評論。但是這些視頻片段解釋說，天空中出現的葉列寧彗星，或叫尼比魯彗星，其實就是木星、金星甚至月球散射的光而已。雖然有人認為這一現象是專業和業餘的宇航員所製造的一個巨大陰謀（普通大眾保持沉默，這很讓人感到奇怪，但很顯然，他們都沒有觀察過天空），但是對彗星撞擊地球深信不疑的人對此並不買賬。來自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消息（說實話，並非總是準確可靠）稱，這一微小的彗星並沒有降低人們對其研究的興趣，也不會產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後果。不過，現在可以確定的是，葉列寧彗星最終變為一團塵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當然，歇斯底裏背後的聲音並沒有停頓，它們依然活躍，就仿佛關於葉列寧彗星的說法從未發生過一樣，隻不過它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了其他的尼比魯彗星上去了——也不管它們是用攝像機能夠看到的偏離軌道的“褐矮星”，還是其他漫遊的天體。也有另一些人宣稱，葉列寧彗星已被世界權威機構用核武器秘密摧毀掉了。

在陰謀世界裏，似乎傾向於將那些給人類帶來威脅的事物擺在主要的位置，雖然這些威脅多基於一些來路不明的爆料者。手邊盡管有更加凶險、更確實可靠的事件要處理，但人們對這些事件卻未置可否。比如，當所有關於尼比魯（葉列寧）彗星的消息在網上備受關注的時候，NASA官方報告稱，太陽很有可能不久即將釋放一團巨大的帶有電子磁場的太陽耀斑，對全球的電網及地球上所有的科技基礎設施都可能帶來毀滅性後果。可是，這一報告在相關領域卻鮮有提及。2010年，在美國舉行了世界各國國防部長和政府科學家會議，這次會議得到廣泛宣傳，它討論了NASA對諸如此類事件最壞後果的憂慮。然而，太陽黑子和耀斑活動已經打破近10年來的紀錄這一事實，在眾多讓人眼花繚亂的神秘彗星以及可疑的網絡圖片中，似乎顯得有些微不足道⑥。之前提到的對權威部門的懷疑已經根深蒂固，這使得人們對權威部門發布的消息自發地產生了懷疑，或者興趣索然。然而，太陽不穩定的活動可確認為是人類文明最大的潛在威脅之一。

由此可以看到一種傾向，即一些捕風捉影的怪異想法，比存在於人類身邊的現實威脅更引起關注。這一趨勢的根源是什麼呢？或許隻要我們的思維能夠停留在童話般的境界，而非麵對嚴酷的現實，我們就能進入奇怪的安全地帶，充實想象，並為平凡的生活增添光彩。在一些冀求或者宣稱需要的天啟事情（在福音基督教派中等待“狂喜”的時間終結者和尋找“耶穌升天”以進入第五度空間的新世紀思考者中均明顯出現）中似乎也存在著有些相似的內在性。這樣，對於驚天動地而又無法控製的事情抱有希望，他們就同時得到救贖，而不必對自己的生活，或對這個世界做出改變。既然可能很快發生的事或將生活完全顛倒過來，或打破原本平靜的生活，為什麼還要做些什麼去改善生存的質量？這種自我責任的摒棄可從眾多陰謀論背後的思維邏輯上看到。所有即將發生的災難都能做出預測，到那一天，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實真相就不必予以承認了。當一種預測未能如期實現時，另一種潛在的預測很快又冒了出來。

當這些驚天動地的事件表現出些許真實發生的跡象時，令人奇怪的是，很多人卻出人意料地從他們的立場上逃跑了。比如，早就預言在2012年要發生的社會動蕩，諸如阿拉伯暴動、經濟危機、動亂、示威遊行、越來越肆虐的天氣狀況以及其他種種不正常的事件在世界範圍內爆發時，一些成年累月樂於對此類問題做出假設的人，突然發現了其他可供談論的其他事情；還有一些人，則幹脆逃避這一總是對他們的生活提出挑戰的黑暗現實，且相反地在“愛與光”的王國或日常習慣中找到了消遣之物。

陰謀理論家應留心這一麵臨不可預料的事情就臨陣退縮的癖好。比如，如果揭秘者突然毋庸置疑地證明九一一事件實際上是一場由“新世陰謀論

界秩序”策劃的內部案件，這不僅會引發一大群人的社會心理危機——盡管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過去對此並不相信——而且同樣會造成災難性的政治衰退。有的人甚至會想象，在各“新世界秩序”的不同派係和反抗大眾之間會爆發公開戰爭，在此過程中，世界將被摧毀得四分五裂。如果真相探索者要證實其持有的信念，推動事情發展，他們就得準備在可能遭受懲罰的鬥爭中堅持自己的立場。

有些時候，陰謀理論家出於自身的正當考量，會因陰謀理論所表現的極端推測而產生保護性心理轉移，對此，陰謀理論家必須保持更充分的警覺。應避免退得太遠，以致進入封閉受困的精神狀態，而這一狀態與其說是尋求實證確認，倒不如說是躲避現實。更糟糕的是，拒絕任何既定事實提供的信息，有將自身置於邊緣位置的危險，而與正常的社會距離太遠，不利於他們過上所憧憬的合理生活。

問題是，所有的信念是否都是相關的，並且是可接受的？或者說，是否應該對人們應該怎樣去追求真相，以及他們如何在公眾場合表達這種追求設定一些限製？

劃分界限

從某種程度來說，人們劃分界限、表達對世界事件不一樣的看法，一直是個敏感的話題。有些人很高興去探索更為可能的地緣政治陰謀，而不必考慮太多其他的事情，他們心地坦蕩，認為證據足夠多就會不言自明，可以使那些甚至公眾靠直覺就能感到其有內幕的重大案件（如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遇刺、戴維·凱利之死等等事件）自動顯現出其背後的陰謀；還有一些觀點，不管它們是否公正，在大眾的心裏卻理所當然地被認定為基本無害的怪談（保羅之死、麥田怪圈等等）。因此，它們都可以被容忍，就好比輕鬆的娛樂活動一樣。但是挑戰特定具體事件或核心信條的觀點，就會遭遇突如其來的強烈反抗，並全部被不容置疑地貼上令人厭惡的標簽，正是在這些地方，陰謀論踏入了危險的、煽動人心的領域。

當然，“煽動”對不同的人可造成不同的後果。比如所謂的登月陰謀論——取決於個人對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有人認為NASA將人類送入月球的成就是人類進化的最終高峰，這一成就足以抵消他們在那一時代所犯下的錯誤（越戰、水門事件），他們對持異見者的人義憤填膺（見第四章）；而從未真正關心過月球任務的人，一想到這或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就不禁暗自高興，他們甚至很樂意聽到別人說現代曆史都存在著讓人懷疑之處，同時，虛無主義的奇怪念頭不由得湧上心頭。至於麥卡特尼案件，對調查人員來說，追蹤線索和新消息就成為相當有趣的癖好；但是那些悲觀厭世者卻感覺到這個精心設計的巨大騙局令人震驚，他們竟然被如此算計，於是他們希望揭露這一騙局，讓文明能更好地存續下去。

然而，對於已經確定的危險範疇而言，對有些事件的關注，可能引發激烈的衝突，其中，有一個事件甚為重要。在近20年裏，極端民族主義有所抬頭，他們認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迫害猶太民族的曆史是被誇大甚至是捏造的，目的在於支持猶太複國主義陰謀，實現對世界的統治。當然，仇恨猶太主義的曆史由來已久，並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許多令人震驚的殘忍暴行。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了替罪羊，俄國在1903年頒布的一部名為《耶路撒冷老年人草案》，人們一般認為，該草案是個徹頭徹尾的偽造，它的內容是記錄猶太民族老年人的集會，草案中涵蓋了他們為實現世界霸權而做出的一係列惡毒的陰謀計劃。盡管人們對這一文件非議頗多，且其出處十分可疑。這一文件無疑為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及其不可計數的種族主義擴張的仇恨運動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雖然人們基本上都認為這部草案是偽造的，但一些陰謀理論家卻宣稱，草案體現了“新世界秩序”計劃的許多真實之處。不過，也有少數陰謀論

人認為這部草案是真實的，尤其是在種族主義集團內部有人認為，有些或者說很多大屠殺事件可能是經過了渲染的，在證據麵前，不管這些事件是多麼令人震驚，但要製造出這樣的說法並不是什麼難事。

然而，在那些並不讚同這一觀點的人看來，對這個領域表現出的憤怒又引發了很多問題，但它同時也表明，曆史上幾乎所有的事件都帶有些許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色彩。憑借這種並不正確的暗示，這一信念極大地助長了某個虛假的主流協會的傳播，而該協會暗示，大多數陰謀理論家從本質上來說是默認反閃米特族的。該觀點反過來又用來去詆毀理性的調查，結果是，甚至對以色列政府及其政治主張的正當批評，也被抨擊為種族主義。

根據物極必反的原理，對那些懷疑一切，甚至對與猶太主義並沒有密切聯係的人也反應過度，實際上刺激了一部分為數不多且狂熱的教派，這些人也是過度敏感的反猶太複國主義者。其所引起的矛盾的精神狀態反過來又使得所有的投機都得到許可，因為雙方都沒有遵守任何所列條款，走向極端以及尋找任何可能使對手不安的證據都不會有什麼損失。故此，一方麵這對於大屠殺否認者（或懷疑者）的健康發展不利（最終目的是要使任何事件都難以發揮作用，而自1948年以來，這一事件成為影響猶太人立國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麵，使得人們認為任何挑戰以色列的舉動都是反猶太人的。

反猶太複國主義者宣稱，他們隻是在表達他們的個人信仰，和要求知道為什麼人們不允許他們這麼做。這一問題引起了西方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論，因為如果公民真正像他們的領導人所吹噓的那樣享有自由，那麼不論他們的言論多麼該受譴責，難道就應該禁止他們自由表達思想嗎？當著名的大屠殺懷疑者（比如作家大衛·歐文）因公開傳播其信念而被囚禁時，這一爭論就更加熱烈了。甚至那些憎惡“大屠殺懷疑者”的人，也對這一指控的後果表示擔憂，這些人中包括了知名的語言學教授、美國人權運動活動家諾曼·喬姆斯基（他本人是猶太人）。他們感到，這樣的立法有“思想犯罪”之嫌，就如同喬治·奧威爾在《1984年》中絕對的極權主義統治下的夢魘一般。⑦相反，有的人非常讚同這些觀點，他們認為這些法則都是公正的。即使不斷增加的事實證據如大屠殺本身一樣令人不可忽視，但對很少一部分人而言，仍很難說服他們。那些經曆過這些事件幸存下來的人的眼神和語調已足夠表明，探尋事實的細節不僅無此必要，且令人痛苦萬分。關鍵在於怎樣劃定問題的邊界，刑法審查製度應該停留在何處。例如，很多美國新保守派已提出了許多相似的法令，禁止人們質疑九一一事件，這些法令會在網絡禁止區域上注上標記，這些標記雖微小，卻如影隨形，正如近期頒布的反盜版法案，對言論自由劃定了不可碰觸的界限。或許我們這樣試想一下，一個即將執政的法西斯政體會禁止幾乎任何它不喜歡的言論，它會對在某一領域實施的限製言論的現行法案予以采用，並擴大實施的範圍。

這些憂慮說明了在陰謀論世界出現的難題，表明極端主義發生的真實性，強調了對極端主義的指控如何有失公允，侵蝕了——有時是合法的——每條質疑的渠道。在構成真正言論自由的周圍，存在許多敏感的話題。正是這些暗流允許特別是美國右翼政客盡力去摧毀其他的政治思維。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直接控告陰謀理論家，指控他們不僅本質上反閃米特族，而且十分積極地在學術上支持“恐怖主義”。這一言論是特地針對那些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由美國內部人員共同策劃的人：因為如果認為隻是中東地區的恐怖分子為這些暴行負全責的話，就暗中破壞了近10年來美國極力推崇的全球政策的基石。

或許不可避免的是，投票和調查表明，伊斯蘭教國家的大部分人相信九一一事件另一個版本的說法，而且所有教派的狂熱分子支持這些陰謀觀點，這也是事實。然而，假如潛在的新保守主義從中得出結論說，陰謀論

一大部分穆斯林本質上都可能是恐怖分子，那麼，這些數據則被愚蠢地誤用，用以證明對陰謀論的興趣就等同於暗地裏支持基地組織的觀點，那麼所有堅信此類理論的人都有可能做出危險的行為——這些行為無疑是要加以控製的。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因表達對陰謀論的狂熱信仰而被錯誤地拘留，其依據就是《精神健康法案》。將真相追求者視為恐怖主義的同情者、未來暴行的作惡者，這幅令人憂心忡忡的漫畫背後的心態或許用喬治·布什總統2001年那句不當的發言來總結最合適不過了，“要麼你和我們在一起，要麼你和恐怖分子在一起”。當然，“我們絕不能容忍無恥的陰謀論”這句名言，也出自布什。⑧證據和識別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容忍陰謀論呢？是因為布什先生告訴我們不能容忍嗎？是因為媒體拒絕理性地看待陰謀論嗎？是因為像學術界的學者們認為的那樣，陰謀論者是腦子壞掉了嗎？是因為人們聽到這些論調而表現出恐懼的情緒嗎？所有這些說法都與常識不相符合。那些相信陰謀論的人，背後動機是微妙且複雜的，所以每個理論都可能千差萬別。大眾心理學試圖在心理學的框架內來說明陰謀現象。可是這樣做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傷害了太多人的感受和想法，盡管這些感受和想法並不一定總是正確的，但至少應該得到更多的尊重。

如果對引起爭論的觀點存在支持性證據的話，無論是哪一種證據，明智的做法是對那些證據進行實事求是的檢驗，以便還原事實真相，就如同缺少強製性審查製度的情況下所必然要做的那樣。而主流社會拒絕對本書中所提及的諸多領域進行嚴格調查，這隻能引起怨恨，使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些所謂的製度既不代表他們的呼聲，也不理解他們的想法。這些製度似乎隻關心紙上談兵式的保護主義，而不是呈現真實的世界。在最終評價裏，隻有有力的證據、敏銳的觀察，並與大眾坦誠相待的態度，而不是一味否認和回避，才能解決問題。

因此，以下章節所要實現的目的是：選擇已經得到廣泛討論的陰謀事例，按照不同的主題範疇呈現給大家；試圖超越長期以來已經根深蒂固的二極化傾向，堅持以證據來說話。要想涵蓋之前提及的所有陰謀理論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書討論的範圍僅限於那些存在有基本證據或已被人們關注多年的曆史事件。所進行的分析調查也是在尊重廣為接受的觀點的前提下，探尋諸多觀念中的精髓，並對觀點進行邏輯分析，以便找到各種觀點之間的平衡點。

之所以很多人認為當今世界陰謀無處不在，大概是因為曆史上有關密謀、醜聞的前車之鑒數不勝數。因此我們把眼光放遠到近代之前，反思一下過去是十分有價值的。

概 要

反對者的聲音

——實際上，陰謀論者大多受到主流媒體和當局排擠。學術界認為是社會背景、心態性格這些不言自明的因素導致人們相信陰謀，而這些相信陰謀的人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性格特征。

——真相探索者的分析可能片麵，可能缺乏必要的調查。

——廣為人知的證據可能僅僅是“自無序中尋找有序”做法的結果。

——對每件事情都保持質疑的態度最終可能發展成極端主義，提出的意見也自然會被邊緣化。

支持者的聲音

——目前，對陰謀論一說尚未有統一的解釋，而媒體有失偏頗的評陰謀論

論正是建立在這種不確定的基礎之上的。

——社會體製中出現的官員腐敗、犯罪都與詞典中“陰謀論”的解釋恰好契合。這就讓人相信，某處必然存在有權有勢的秘密機構。

——學術界極少搬出事實證據來為陰謀論觀點說話，也許正是某些心理預設讓他們看到了事件背後的真相。

——每一個虛假的例子都可以自我證明，不可避免的是，其他奇怪的現象也會同時發生。

——持有極端思想的人隻占少數人。隻有證據，而不是信念，才能帶我們找回事實真相。

結 論

從所運用的技巧來看，陰謀論確實是值得深究的領域。由於它為社會主流所摒棄，在一片質疑聲中成長起來，研究進展難免不順。如果我們的社會一直抱以寬容的態度，那麼隨著文明的進步，不久後我們就會發現支持某些推論的證據。誠然，陰謀論的思維過程確實存在很多缺點，這些缺點滋生了由於極端的雙方的自我防衛而造成的兩極化現象。同時，學術研究確實也發現探尋真相過程中存在心理預設的情況。但是，人們為什麼那麼相信陰謀論，似乎與鐵一般的事實證據關聯並不大。由於個人的經曆，每個人對一些事物都會產生直覺上的判斷。如果這些直覺可以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幫助他們做出判斷，那麼這種直覺便是上天賜予人們的禮物，而不是個人病態的表現。有意識地使用邏輯和細致判斷的習慣需要慢慢培養，但是把所有陰謀論者都歸為腦子壞掉或者心理有問題的狂熱分子是危險的，而且還會妨礙我們合理地對潛在的重要事件提出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