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時的陰謀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陰謀論在大行其道，他們從曆史中找到很多案例予以佐證。這些案例清楚地表明，在曆史上，某些人設計或者操控了一些事件，或出於摧毀某些體製的目的，或出於瓦解某些政治或宗教勢力的目的。有時計謀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本身就需要詭計。古羅馬時期和16、17世紀的曆史表明，人類雖經曆幾千年，但人類的本性卻沒有多大的變化。

第一節 古代的陰謀論

遠古代文明中的陰謀論

在陰謀論的殿堂中，有關陰謀的說法不勝枚舉，值得注意的是，傳說在遠古時期，阿努那奇人或某些神秘生物曾光臨地球外層空間。有些人認為，這些到訪者創造了外星人（混血人種），有關這些人的神秘傳說代代相傳，並試圖對現在當今世界的各種現象做出解釋。我們將在第七章探討這些問題。本章中我們將會了解到，陰謀論在這個地球上本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

可以這麼說，陰謀，或者說有關陰謀的理論在各文化中都可能存陰謀論

在。遠古時期，一個部落的人會指責另一個部落的人幹涉了其內部事務，從而對其大開殺戮，所用的借口很多，可以是偷竊了其食物和水源，或者明明是本族人幹的事卻指責為外族人所為，因此也就有了陰謀。從亞述帝國到古埃及帝國，似乎都流傳著一些傳說，有些是關於權貴為了蓄謀已久的目的使用一些讓人不齒的詭計。希臘神話中有很多陰謀論的案例，其中特洛伊木馬的例子最為著名，它講述的就是使用詭計侵入特洛伊城的故事。在一些經典的作品如《伊裏亞特》或《奧德賽》中，諸神為了影響輿論或者影響戰爭的結果，也常常會使用陰謀與人類或戰或和（就連諸神之間也常常陰謀不斷）。《舊約》中有關詭計、騙局的傳說更多，而這些傳說中的結果都與神靈報應有關係。

然而，在這些不勝枚舉的例子中，要數羅馬帝國的例子最為著名，它與當今所說的陰謀論或許更為相似。在大眾文化中，人們喜歡將我們這個時代與古羅馬帝國的沒落做比較，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有“麵包與雜耍”的政策（小恩小惠政策），有在外國領土上實施的軍事行動，還有墮落的、花天酒地的社會現狀。看來，用古羅馬帝國作為古代陰謀論的典型案例比較合適。

羅馬的危險時期

古羅馬的曆史多半是由那些才華出眾的傳播者寫就的，他們各持己見，或詆毀，或褒揚。不過依據古代史料來看，有件事情卻是清楚明了的：顯赫的地位背後往往暗藏危機。從一開始，羅馬人就對其建國者之一——羅慕路斯的突然失蹤眾說紛紜。事情是這樣的：公元前717年的某一天，羅慕路斯在練兵場閱兵，當時突起風暴，飛沙走石，天昏地暗，風暴過後，羅慕路斯就失蹤了。有些人指控元老院欺騙了人民，說他們謀害了國王。從那以後，被稱為民主文明的羅馬帝國雖以共和製開始，最終卻淪為無休無止的陰謀、政變、家庭爭鬥、離間、惡意中傷和暗殺的犧牲品。這些陰謀的具體細節往往在事情敗露之後（或者是由那些複仇的奴隸或受虐待的情人揭發）才得以披露出來，不過，人們對於某些事情的原委仍持有懷疑的態度。

公元前44年，尤裏烏斯·愷撒在大庭廣眾之下竟遭到一群年逾花甲的陰謀者刺殺，最終死於非命，其荒唐程度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考慮到愷撒自己就是通過叛亂推翻其前任君主龐培這一事實的話，那麼對這個事件最好的解釋應該就是因為當時動蕩不安的局勢。在當時，陰謀不僅僅是說說而已，而是羅馬政治中一個完整的組成部分。品嘗食物和酒的人或者私人保鏢對於任何有地位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們也往往成為陰謀的一部分，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愷撒輕易就遭到了殺戮。

在羅馬帝國的曆史中，大約有35位國王遭到內部陰謀者或叛亂者的刺殺或謀殺。盡管稱王的風險很大，但加冕稱王的誘惑似乎從未消退。各色陰謀雖然盛行而且較易識別，但陰謀更多是由想要成為專製君主的人用來攻擊民主社會的執政者。假如現代的陰謀論主要關注的是政府怎樣愚弄人民，那我們就無法從羅馬時代尋找可供參考的案例了。

公元64年，輝煌一時的羅馬城在“羅馬大火”中毀於一旦。雖然現代的學者們已無法追究當時執政的暴君——尼祿的責任，但他們都認為，是這位暴君自己下令燒毀了這個城市。因此，也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謠傳，說在羅馬城熊熊燃燒的時候，尼祿卻在悠閑地彈著他的豎琴（而非小提琴）；有人說他是讓佯裝醉酒的人縱火的；也有人說是士兵或者打手什麼的公開發起攻擊的。然而，核心的問題卻是，尼祿想要獲取帕拉蒂尼山附近的那塊土地，他要掃清沿途那些貴族村落以及其他障礙，好建造他的尼祿金殿，而且隨後金殿就的確建在了那塊土地上。大火之後，尼祿反過來指責基督教團體，說他們殘暴，然後就對基督教徒拷打、折磨、逼供，最後下令處死了一大批人。這是一個經典的例子。這和九一一事件恐怖襲擊之後抓到的可能被冤枉的穆斯林嫌犯境況有些相陰謀論

似，那些人雖然被關押多年，卻找不到證據證明他們有罪。

這場大火讓當時的羅馬人困惑，可是在後來的公元303年，戴克裏先皇帝的一部分宮殿也被大火夷為平地，又引發了對基督教徒的新一輪迫害——當時基督教已是生機勃勃了。很多人在當時就認為戴克裏先是最有可能下令放火的人，目的是要鏟除宗教信眾，因為那些人的固執狂熱讓皇帝坐臥不安。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那些大火迫害的幸存者在有生之年還是看到了他們信仰的宗教在康斯坦丁皇帝統治時期成為羅馬的官方宗教，康斯坦丁皇帝的策略是將基督教為己所用，而非抵製打壓。

羅馬人普遍認為他們的皇帝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對付他們，這與後來的情況相似，那就是，在統治者和民眾之間一直缺乏信任。每一次改朝換代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民變、政治謀殺以及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大屠殺，那些公開認同前朝體製的人趨於銷聲匿跡，因此政權遭到質疑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現代的陰謀論研究者認為，自那以後，對抗民眾的行為雖然仍時有發生，但不同的是，方式卻更為隱晦。偽裝的恐怖襲擊（如偽裝成敵方的船隻襲擊己方艦隊以煽動更深仇恨的做法）、社會製約、輿論邊緣化以及使用化學物品鎮壓叛亂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取代了明目張膽地對民眾進行攻擊的做法。不過，據說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暗殺仍被使用，隻不過方式更為隱蔽而已。戴安娜的車禍死亡，還有針對一些政治名人揭露隱私的案例，等等，都是迷霧重重，而且告密者或者證人離奇自殺的事件也比較常見，比如在第五章我們要探討的關於戴維·凱利博士有爭議的死亡案例就屬於此類。

所以，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在古代社會中，陰謀——在如今的社會中較為隱晦——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也不具有什麼高深的理論。但是，這並不是說陰謀是飛越了2000年才又出現的，這樣將弱化我們關於這種行為仍然存在於當今社會中這一觀點，事實上，在最近幾百年中存在有大量陰謀實案。可以選擇的案例確實很多，但是有一個案例尤為特別，還是和羅馬有關。

第二節 16世紀和17世紀的政治宗教陰謀英國都鐸王朝時期的宗教動蕩

1525年，亨利八世對王後凱薩琳很不滿，因為她沒有給他生一個王子做繼承人，同時他又對年輕的安娜·波蓮有了想法。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擺脫國內的困境，同時也為了擺脫羅馬天主教會的束縛，亨利八世便謀劃了一係列的行動，製造陰謀，意在挑起戰爭。當然，這些持續幾個世紀的事情，有些是事實，有些隻是道聽途說而已。在後來的衝突中，亨利推翻了教皇的統治，加強了政治影響力，最終成功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鬥爭，並且隨著英格蘭聖公會的發展壯大，成為上帝的使者，位於眾人之上。羅馬天主教修道院被解散毀壞，其信眾也被驅散，或被處死，後來的教皇也被冠以殘暴的統治者之名，被普遍認為他要圖謀破壞英國政權，幾十年來一直如此。這些人雖然也招募過一些西班牙天主教信眾，並且發起了反擊，不過均以失敗告終，而且敗得很快很徹底。

隱藏在曆史的重要時刻背後的故事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較容易看到。

它見證了這個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如何衝破統治了西方世界近千年束縛的過程。在這裏我們關注的是博弈，伴隨各種各樣陰謀的博弈。

那些認為羅馬天主教無可置疑地應處於上帝權威之寶座的支持者，一定會對亨利的挑釁驚詫不已，但同時，到16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人對羅馬宗教給國家帶來的政治動蕩表現出不滿。這也使得人們對於英格蘭聖公會的敵意慢慢減少，這一轉變最終使英格蘭教會成為國教。就在同時，由德國人馬丁·路德發起的新教運動開始控製了歐洲的許多國家。

許多人對於新的宗教信仰有著強烈的興趣，同時天主教也遭到官方有效的禁止。但不幸的是，亨利的長女瑪麗一世公主在1553年繼承王陰謀論

位後，遂決定英格蘭人重新信奉羅馬教規。如果不是亨利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早逝的話——九歲即位、十五歲去世——這種情況或許不會發生，因為愛德華六世本人是新教徒。愛德華去世之後，有人企圖將他鐘愛的表妹簡·格雷扶上王位，不過沒有成功，她被處死時才十幾歲，天主教影響遂卷土重來，天主教徒們義憤填膺，狂熱地支持瑪麗公主。根據法令，任何拒絕放棄新教信仰的異教徒都會遭到火刑懲罰，在公眾場合被活活燒死。

這一轉變來得太突然，讓那些從亨利的各種活動中感受到神的力量的信徒進退維穀。在1555年到1557年兩年間，有記載的就有284名信徒被燒死，還有很多人在監獄裏被折磨至死。人們對瑪麗公主恨之入骨，稱其為“血腥的瑪麗一世”。舉國上下掀起了反對天主教的運動，並且對天主教徒進行迫害。1558年，瑪麗一世突然死亡，英格蘭人在其同父異母的妹妹伊麗莎白一世的領導下又皈依英格蘭國教。事實上，伊麗莎白在位時處死的天主教徒可能比瑪麗一世處死的新教徒還要多。但是，不管公正不公正，一提到宗教衝突，刻在大部分英格蘭人記憶深處的卻是“瑪麗一世的迫害”，這種記憶在隨後的200年時間裏引發了一係列陰險的衝突，這已經成為英格蘭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伊麗莎白時代的陰謀

歐洲大部分人都反對伊麗莎白統治下的英格蘭，因為英格蘭當時正在堅決地推行新教。於是人們暗地裏謀劃了一些方案，企圖反其道而行之。這些方案都有共同之處，那就是企圖扶持伊麗莎白的表妹，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一個天主教徒——登上王位。結果出現了許多圍繞瑪麗·斯圖亞特的陰謀和反陰謀活動，有些活動計劃瑪麗·斯圖亞特知道，還有些她並不知道。不過，瑪麗·斯圖亞特本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不是被軟禁在英格蘭，就是被關押在監獄裏。

1570年，一個叫羅伯特·帝·利多爾菲的國際銀行家被卷入到“北部叛亂”的事件中，這是由英格蘭北部的那些伯爵發起的旨在煽動天主教起義的一次叛亂，不過很快就失敗了。羅伯特策劃了針對伊麗莎白的暗殺行動。雖然有荷蘭和西班牙的大力支持，但因參與者在陰謀實施中的彼此串聯而泄露了計劃，行動最終夭折。1584年由弗朗西斯·斯洛克莫頓爵士策劃、法國人支持的謀劃也同樣遭到失敗。

1586年的“巴賓頓密謀”值得一提。幾個雙重間諜彼時已經與被囚禁的瑪麗·斯圖亞特一道設下了一個圈套，竭力煽動天主教徒發動叛亂。瑪麗將暗號秘密傳給其支持者——不過誰也沒有預料到她所傳遞出的每一條信息實際上都被伊麗莎白的國務大臣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讀到。為了處決這位可能成為英格蘭女王的危險人物，國務大臣一直努力伺機尋找鐵證，挖出有牽連的密謀者。陰謀論研究揭示，陰謀常見特征有，設置敵手，積極刺激迫使敵手采取行動，促其揭露陰謀或煽動敵對情緒等。陰謀論研究者認為，即使在今天，這些方法仍在使用，基地組織支持策劃的一些活動尤其如此。不過仔細想想，這是不是也與西方情報人員的多疑有關？

信奉天主教的一位貴族領軍人物——安東尼·巴賓頓，積極參與到推翻伊麗莎白政權的陰謀之中。正是巴賓頓與瑪麗那些該死的往來信件，還有些密謀周詳的事件，以及來自海外的入侵舉動（這次是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這些均由瑪麗親筆授意——終於讓沃爾辛厄姆逮到了機會。為了將罪行坐實，沃爾辛厄姆還在信件副本中添加了一些詞句——或許是為了堵住其可減輕罪行的所有退路——這就使得密謀者的罪行鐵證如山，接踵而至的是讓人不寒而栗的處決、折磨和迫害，最終迫使瑪麗讓位，並宣判其犯有叛國罪，於1587年被斬首。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天主教來說，再也沒有反叛，一切歸於平靜。

1601年又發生了一次密謀事件，不過規模要小。那一年，埃塞克陰謀論

斯郡的伯爵羅伯特·德弗羅失寵於已經年邁的伊麗莎白，於是他發起了一次叛亂，在倫敦街頭甚至看到有軍事行動。這次叛亂的目的與其說是想徹底地改朝換代，不如說是伯爵想要恢複他在朝堂上的顯赫地位。支持者一度多達300人，他們全副武裝地開進倫敦城，不過百姓不買賬，沒有響應，所以這些人輕易地就被鎮壓掉了，羅伯特·德弗羅難逃劫難，終被處死。盡管羅伯特·德弗洛的叛亂多出於私心，但是其支持者將叛亂看作是天主教崛起的一次良機。其支持者中有一個叫作羅伯特·卡特斯比的人，此人在衝突中受傷，後從監獄中逃脫，且免於罰款。四年之後，卡特斯比在一次著名的密謀中始終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們將在下麵看到。

莎士比亞時期的陰謀

埃塞克斯叛亂中所使用的讓人稱奇的一個策略在莎翁的劇作《理查德二世》可以看到原型。密謀發生的前一夜，該劇就在倫敦的環球大劇院裏上演（注意：正如2011年好萊塢電影所聲稱的那樣，不是《理查德三世》，羅蘭·艾默瑞奇曾導演過《匿名者》，該電影就取材於莎翁有爭議的陰謀類劇作）。劇本主要講的是一位自以為是的君主為一些多疑的謀士所陷害，成為偏執狂，後來又被叛亂廢黜，直至最後被謀殺的故事。該劇的主題很明顯是想要以這位君主被人利用，以煽動暴民製造動蕩，期待埃塞克斯第二天的叛亂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盡管這次企圖以失敗告終，但這卻是在大眾輿論外衣掩飾下進行政治宣傳和發動民眾的最好案例。

莎士比亞雖然被認為是寫陰謀論劇的高手，但近年來，還是有人認為，要反映如此複雜的人性，表現如此廣博的規矩禮節，如果沒有一些起碼的素材來源的話，他也無能為力。眾所周知，曆史上還有很多巨匠都對戲劇的發展貢獻不菲，如弗朗西斯·培根、克裏斯托弗·馬洛、愛德華·德·維爾、第十七代牛津伯爵，他們或光明正大直書其名，或假以筆名隱藏身份，因為當時寫劇本可不是什麼光彩的職業。關於莎士比亞有記載的信息有很多缺失，這也增加了人們對其的猜測。但多年以來，包括著名演員和學者在內的人公開對那個叫莎士比亞的人的身份持懷疑態度，而且懷疑論者人數一直在上升。他們認為這個莎士比亞可能是另外一個作家，或者是一群作家，莎士比亞在不在內都很難說。

對於這種說法經常有人站出來反對，這本身也能很好說明，倘若有人改變現狀，將會遇到根深蒂固的阻力。前文提到的2011年電影《匿名者》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點，為了突出其戲劇性的效果，這部電影選擇了德·維爾這個角色，而且將其置於埃塞克斯叛亂的背景之中。它與其說是對曆史的描述，倒不如說是一種娛樂消遣。然而，這種做法曾經一度被看作是主流電影的最刻薄的攻擊，認為這是對大英帝國體製權威性的公然挑戰。然而，很多演莎翁作品出名的演員（包括德裏克·雅各比和馬克·裏朗斯）顯然是樂於將自己的名字與一些有爭議的想法連在一起的，因為這樣可以讓人們對陰謀論進行公開的討論，哪怕是些簡單的討論。這至少可以讓人們進一步意識到，即使某些觀點遭到譴責批判，但主流觀點之外的確還是存在一些其他的看法。

火藥陰謀

伊麗莎白一世死於1603年，她終身未婚，沒有孩子，也沒有指定繼承人，結果瑪麗·斯圖亞特的長子被從蘇格蘭召回，並加冕成為英格蘭的君主，這就是詹姆士一世。雖然人們可以想見，詹姆士一世對於他母親被處死這件事一定耿耿於懷，但是他還是忠實地奉行英格蘭國教。伊麗莎白統治時期，朝廷上也允許一些有名望的天主教支持者，前提是他們不能公然地宣揚自己的信仰，因為這仍然被看作是一種冒犯，要受到懲罰。有些人幻想，詹姆士上台後能夠讓他們擺脫枷鎖，但是沒有跡陰謀論

象表明詹姆士一世會大赦他們。

天主教徒羅伯特·卡特斯比是1601年埃塞克斯叛亂的幸存者，不過他一直心懷憤懣，此時他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失望之情。於是，在幾個其他密謀者的協助下——其中最有名的有吉多（蓋伊）·福克斯——醞釀了一個刺殺詹姆士一世、顛覆政府的計劃。計劃核心是將貯藏在上議院地下室的幾桶火藥點燃。如果該計劃成功的話，那可能會造成當時最嚴重的爆炸，它可能將方圓1/8英裏（1英裏=1609.344米）的地區徹底摧毀（2005年有人做過實驗）①。爆炸計劃定在1605年11月5日進行——這一天議會開幕，而且由英格蘭中部勢力領導的國家天主教起義也有望與此同時進行，意圖安排詹姆士的9歲大的女兒——也叫伊麗莎白——成為傀儡女王，繼續效忠於羅馬的天主教。

在曆史上，這些計劃被稱為“火藥陰謀”，它可能是最有名的陰謀之一，現在的英國人還以大篝火之夜（焰火之夜或蓋伊·福克斯之夜）來慶祝陰謀遭到粉碎。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於這個傳統真正的意義已經不是很了解，但是有些小鎮仍然在舉行這種慶祝活動，比如德文郡的奧特裏聖瑪麗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東薩克西斯的劉易斯。即使在今天，在劉易斯城的街道上仍能夠看到教皇保羅五世和蓋伊·福克斯的雕像，每年都會引發論戰，似乎和1605年的情景一樣；還會上演大型的曆史劇，來紀念瑪麗時期被迫害的信徒，向人們展示宗教衝突對這個國家的深遠影響。

“火藥陰謀”的具體細節在這兒已不重要，但重要的是，這個陰謀案例在這個國家的曆史紀元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承襲了前幾次陰謀）。因此英格蘭曆史被公認為是陰謀頻發的曆史。那麼，為什麼現在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呢？單從證據看，那種認為陰謀僅僅會在很久以前發生，而今天的人們已經從中吸取了很多教訓的觀點難以立足。

有些真理探索者可能會說，“火藥陰謀”僅僅是一次暗殺企圖，它代表著少數受迫害人一次失敗的蠱惑人心的陰謀，與今天的陰謀論意義不同，不能算作欺騙民眾的計謀。不過，由於1605年事件有多種因素纏繞一起，使得“火藥陰謀”有了另一種解釋。

卡特斯比和他的那幫合謀者最終沒有實現這樁陰謀案，因為男爵蒙蒂格爾議員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警告他想活命的話就不要參加國會會議。蒙蒂格爾於是發出警報，隨後，在國會開會之前幾個小時，福克斯在看守火藥桶的時候被逮捕。同以往一樣，隨之而來的是拷問、折磨、撤退、槍戰，最後處死的人數之多，讓人震驚。“火藥陰謀”隨之結束，但真相或許並未大白。

是誰將那封重要的書信送給了男爵？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讓人滿意的答案。人們都認為，這個匿名的送信人很可能是弗朗西斯·特瑞山姆，他也是密謀者之一，不過他是蒙蒂格爾的表哥，他這樣做可能出於對自己前途的考慮。但特瑞山姆在倫敦塔監獄服刑時死於一種奇怪的疾病，直到臨死前，他還是拒絕承認自己是信使，因此他的嫌疑也就無從證明，這也是為什麼有人稱之為“偽裝的行動”。

甚至在當時，就有人提出，正如瑪麗·斯圖亞特與合謀者交往的事被告密而遭到監控一樣，“火藥陰謀”很可能也有人從中積極慫恿，甚至是由詹姆士的謀士一手策劃安排，不管有沒有他的直接許可。當時，主張建立嚴厲立法限製天主教的人為數不少，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這個可怕而具有毀滅性的陰謀被揭露的話，羅馬教會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采取最嚴厲的打擊。盡管隨後沒有像強硬派所希望的那樣，進行瘋狂大屠殺，但大部分民眾還是欣然接受了政府所頒發的法令：每年的11月5日，用鐘聲和炮聲提醒人們，天主教曾經給這個國家帶來過可怕的危險——這就是如今已經為人所熟知的篝火和焰火狂歡節。

如果“火藥陰謀”確實是個陰謀，哪怕不具有虛假的成分，它的結果也是成功的——這同西方國家趁九一一事件製造借口出兵中東地區的陰謀論

做法如出一轍。但是，人們對於索爾茲伯裏第一代伯爵羅伯特·塞西爾一直持有懷疑，他身份複雜，既是國務大臣，又是國王的耳目，同時又誘騙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還受到瑪麗·斯圖亞特的保護。他謀求建立對天主教更嚴厲的立法，同時還積極尋找借口對西班牙和葡萄牙開戰，以提升英格蘭的影響力——隨著大英帝國的崛起，100年之後，這成為了事實。也有人說卡特斯比密謀者之一的托馬斯·珀西是個雙重間諜，此人積極為塞西爾幹活；還有人說特瑞山姆在倫敦塔監獄裏實際上是被人毒死的，為的是消除可以證明其清白的證據——如果不是他給蒙蒂格爾寫了那封該死的告密信，那又得調查其他人了，這真的很麻煩。約翰·傑勒德是一位基督教牧師，他也被牽扯到這起密謀中，雖然他堅決否認，不過沒用，因為他和卡特斯比的圈子有往來，傑勒德一直認為這是官方發起的一起恐怖行為。隨後，傑勒德被驅逐出境，之後的1606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火藥陰謀的記述》的小冊子，在書中他寫道：出於國家政治的考慮，當時的政府要麼尋找辦法，慫恿陰謀者為信念而采取行動，要麼至少可以在陰謀策劃的初期有目的地、不遺餘力地煽動瘋狂的計劃，從中獲益。雖然不可否認，密謀者們，或者說大部分密謀者確實想對現政權予以重擊，但又談何容易。他們的罪行根本就沒有像所說的那樣得到減輕，反而都被判成重罪，他們不知不覺地就被卷入了密謀者——那些更加狡猾的密謀者——的遊戲中。

現在的一些陰謀論研究者對基督教徒疑心很重，但是在1605年陰謀的官方描述中確實很蹊蹺。36個巨大的火藥桶是怎麼被輕易地運送到了上議院的附近卻沒有引起懷疑？大部分的密謀參與者可能是——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知情的都很容易上當受騙，他們認為自己很安全，可事實上，直到被捕前一刻，他們雖然有自由，但是實際上他們的行動都受到了監控。（情況並非一直能控製得這麼好：在聯邦調查局雙重間諜伊馬德·塞勒姆的案例中，據說1993年，要他為一群伊斯蘭極端分子提供啞彈藥，這樣就可以指揮他們陷入到用汽車炸彈炸毀世貿大廈的陰謀。然而，在那起案件中，塞勒姆說那幫人莫名其妙地獲得了真正的炸藥，而且炸彈爆炸了，導致六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還有人指出，需注意士兵約翰·斯裏特，他先是在圍攻霍爾貝克宅邸時開槍打死了卡特斯比和托馬斯·珀西（據說是用同樣的子彈）；後來逮捕了福克斯，就為此他獲得了特殊獎金，這也很反常。活捉他們，讓他們受審恐怕應該是當時希望得到的結果吧。難道是對他除掉這兩個人的獎賞？因為假如兩人受審，可能會供出一些讓人尷尬的情節？——在審判中，沒有被捕者提及是官方策劃的。假如狡猾的珀西是個雙重間諜，卻又被塞西爾出賣以防止供出事實，或者他的死亡僅僅是個不幸的巧合，那又會怎樣呢？

毫無疑問，這些說法中還是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假如珀西是為政府秘密工作的話，那陰謀敗露後他為什麼不馬上逃離現場，而是冒險留下來繼續戰鬥（除非他察覺到塞西爾已經背叛，而自己需要苦撐大局）？如果陰謀已經真正暴露的話，這樣的事情難道不是很奇怪嗎？發生在1605年的諸多陰謀事件雖然越來越為現代的陰謀理論學家所熟知，但是仍然有很多問題有待澄清。其實在當時就有很多指責，但專業的學者卻並不重視這些，這也不足為奇。

如同羅馬大火一樣，事件的最終真相如何，在這兒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此多的人寧願相信那些最簡單的或最讓人心安的說法。當時的天主教支持者們很快就轉而讚成傑勒德關於此事為國家責任的看法，而新教大部分人對這個陰謀事件的評價趨於表麵化，他們充分利用這個事件，將天主教貶為下等宗教，有些地方為此確立法律禁止天主教。這種情況一直到陰謀論

20世紀早期才有所改觀。

這一切的曲解讓人稱奇，但有趣的是，近年來福克斯卻逐漸演化成積極反叛的領軍人物，成為追求自由的象征，再也不是以前那個陰暗的叛國者的角色。——這主要歸功於2005年依據艾倫摩爾和大衛·勞埃德的漫畫小說所拍攝的電影《V字仇殺隊》。不管是反對資本家的人，還是人權積極分子，都將電影中福克斯的塑料麵具當作社會持不同政見者的統一道具。當年福克斯和他的合謀者代表的是少數受迫害的人，他們追求正義和自由，這些戴上麵具的人說他們也會這樣做。然而，毫無疑問，福克斯也具有恐怖主義的心態，他為了信仰可以肆意濫殺，這不免讓現代人不快，而“V”字符號意味著既可以為複仇而殺戮，同時也扼殺了人們的思想。這種悖論讓人很難接受，雖然修改後的福克斯，其象征意義在上揚，但這個問題仍未得到滿意解決。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火藥陰謀”（如果有這個陰謀）成功了的話，那些陰謀者也不大可能獲得多少真正的同情，因為這一巨變毫無疑問充滿著陰險欺詐和受到道義譴責的大規模屠殺。如果沒有來自他國入侵力量的鼎力支持，可能遭到徹底屠殺的將是英格蘭的天主教，而不是新教，因為陰謀會產生與最初願望相反的效果。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個案例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陰謀，這一點毋庸置疑。這個案例在很長時間裏都將會被人提及，而且會由此產生出很多其他的陰謀——或者至少說是關於陰謀的理論。

“稻草人”理論

陰謀思維存在一個公認的難題，那就是，陰謀思維有時會完全不顧證據，出現一種極端的傾向。一些固定的思考方式，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對產生的懷疑提供合理的依據，而在某一種情況下，也可能為嚴重缺乏證據的事件大開綠燈。

舉例來說，一個誠實可靠的目擊者說看到UFO，對於那些易激動卻又缺乏辨別力的人來說，他們為了急於證實該事件的真實性，往往高聲附和，而且為數頗多。一些研究者也會欣然添油加醋，引發轟動效應。然而，一旦有人揭露這些說法隻是些惡作劇或不實報道，其實那隻是很平常的現象時，公眾立刻就會對起初那個人的說法產生懷疑，從而使整個事情都失去了真實性。所以，為了追求轟動效應，將真實的現象與虛假的現象摻和在一起其實是個弄巧成拙的方式。

記住這一點，有些荒誕的陰謀論很可能就是“稻草人”理論——也就是說，容易煙消雲散，這些陰謀論經過媒體和官方的蓄意渲染，引得充滿好奇心的民眾進入更加離奇的尋求事實真相的死胡同，通過簡單聯想，使所有的陰謀思維名聲掃地。例如，我們有理由認為，2008年，在關於戴安娜王妃之死的最終結論剛出來時，有些英國小報一直在無休止地報道官方對於戴妃之死的所謂秘聞，就頗有陰謀論的味道。事實上，他們采用的就是這個方式。事實表明，當最終報道與這些觀點格格不入，而且直指現實的時候，所有黑暗的勾當就會曝光。說是發現醜聞，卻突然證明很荒謬、很無聊，這本身就向持有瘋狂想法的民眾傳遞了清晰的信息。這難道不是為了多賣幾份報紙而設計的陰謀？還是什麼更重要的東西在起作用？

還有一些關於其他方麵陰謀論的推測，從九一一陰謀到登陸月球疑惑，幾乎都被指為陰謀策略，很多離奇的因素似乎引人注目，使得本來讓人信服的地方也變得諱莫如深。因此，創造陰謀論自身就會引發陰謀，顯然，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提圖斯·奧茲茨陰謀

從躁動的興奮不安中找點真正讓人關注的東西並非易事。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內戰是由英國國會和國王之間由來已久的摩擦，而發展陰謀論

起來的公開衝突，最終釀成的結果是，查理一世被處死，整個國家都陷於戰戰兢兢、混亂不堪的境地。顯然“火藥陰謀”的結局讓人們對天主教產生了抵觸情緒並持續了很久，有些人對於查理二世也持保留態度，查理二世是在短命的清教徒共和國的創立者奧利弗·克倫威爾死後的1660年才恢複王位的。查理本人堅持信奉新教，但他的弟弟詹姆士·斯圖亞特（他也是王位繼承人）則公開接受天主教，對於原天主教既同情又害怕的心理又一次滲入了民眾飽受創傷的心裏，這在1666年發生的席卷倫敦城的那場大火事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危機發生的時候總需要找些替罪羊，曆史上霍亂或瘟疫的大爆發常常會歸咎於是地方宗教或少數人在水源中投毒或諸如此類的事。“倫敦大火案”也一樣，很快就有人指責暴動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要對大火負責。

在重重迷霧中走進了兩個可疑的人物：以色列·湯奇和提圖斯·奧茨。湯奇是一個教堂的牧師，他的教堂在大火中被燒毀，因此他對天主教深惡痛絕，公開發表觀點說基督徒應該對這起災難負責，而且著手寫一係列帶有煽動性的小冊子，抨擊羅馬教會，指責其策劃了許多陰謀。然而，就是這些小冊子的另一作者奧茨，打算策劃“天主教皇陰謀”案——這是英國曆史上最陰險也是危害最大的陰謀案之一。

提圖斯的背景一直受到爭議，有報道說他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偏執狂，缺乏主見，靠詆毀別人起家。他曾經誣陷他的校長雞奸，而且涉嫌偽證被判入獄。不過他還是在英國國教中謀得了牧師的差事。曾經一段時間，他發現自己對天主教很感興趣，並且到法國聖奧梅爾的一家基督教會學習過。提圖斯後來稱這隻是潛伏窺探基督教秘密的策略，不過後來在1678年他被從聖奧梅爾驅逐，這讓他對這家教會心生怨恨。

湯奇和提圖斯1678年出版的小冊子——《真實確切的記錄：教皇黨為了反對政府和新教而策劃的可怕陰謀》——可以從兩個方麵解讀：一是為充滿個人宗教仇恨的愚蠢行為；二是為當局陰險的方案，利用公眾的無知散布謊言，煽動人們對天主教的恐懼，阻止其影響。這本冊子甚至聲稱，有人正在醞釀一係列針對國王的暗殺陰謀，而且還有效忠於教皇的大批外國武裝在教皇的教唆下將入侵英國。

不過這次與以往那些未揭露的陰謀不同，沒有證據表明湯奇和提圖斯的說法成立。這些說法似乎完全是兩人憑空猜想，或僅僅是基於當時公認的可以製造恐慌的各種謠言——在英格蘭的有些城市，謠言常常使得人心惶惶。即便查理二世本人聽到這些所謂的陰謀的說法，對其真實性也表示懷疑，沒有足夠的證據，他可不願意采取行動去應對。

雖然沒有實質內容，但奧茨的謠言傳播得仍然很快。不久，有關“教皇陰謀”的流言就在民眾中間散布開來，民眾都在責怪這位宿敵，對於天主教又添新恨，於是死亡、折磨和迫害便又接踵而至了。政府對這些惡毒的流言並沒有置之不理，地方法官埃德蒙·貝瑞·戈弗雷爵士1678年9月召見了奧茨，後來他在樞密院說服了那些人需要采取行動了。奧茨散布的流言越來越多，而且還不分青紅皂白地指出81個所謂的陰謀者，想迫使其就範（這有點像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參議員對共產主義者的政治迫害）。政府沒有核實這些流言，而是給了奧茨一小隊人馬，讓他追蹤逮捕所謂的嫌疑人。當勢頭正勁的時刻，戈弗雷法官卻被神秘謀殺，不過沒有人因此獲刑。當時人們都認為是天主教的人所為，但也有人認為，奧茨或其支持者主謀的可能性也有：隻有戈弗雷死了，事情才有個交代。反天主教的狂熱思潮進一步高漲，議會也宣稱“教皇陰謀”完全可信。結果包括天主教議員、貴族和主教在內的15人被審訊處死，天主教信徒受到進一步鎮壓。

然而，在這件事背後，有些情況仍然撲朔迷離，人們對於事件策劃者的武斷、狂熱和臆斷也有些許不滿。哪怕是基於子虛烏有的證據——這些證據常常是懷疑或誤解，或是花錢買來的見證人胡謅出來的——涉案人就要被處死。慢慢地，尤其是1680年奧茨的家搬到白廳之後——這做陰謀論

得有點過火了——有些有主見的人開始提出質疑。於是便有了一些奇怪的說法，比如，那些暗殺計劃是針對國王的，用銀子彈的目的是想造成致命傷，這又說明奧茨已經墮落成一個狂妄之徒了——這些想法和今天的陰謀論的有些看法很相似。懷疑越來越多，有些正義之士便開始反對“教皇陰謀”的說法，慢慢地，那些所謂的陰謀者也就被無罪釋放了。

提圖斯·奧茨最後是在反對國王上犯了錯，他在1681年詹姆斯二世當國王時被判處犯有背信棄義罪和發布煽動性言論罪，要知道，詹姆斯二世是依賴天主教上台的。接下來，提圖斯被判監禁三年，並且每年都要戴上枷鎖，當眾接受鞭笞。1688年“光榮革命”期間被釋放——光榮革命其實是荷蘭人受國會邀請的一次不流血的入侵。這次革命將詹姆斯趕下台，徹底恢複了英格蘭的新教統治地位，但奧茨的聲譽卻沒有得到恢複。整個事件清楚表明，對於帶有偏見的少數人隻言片語的傳言，人們也會努力地去想象其陰暗的一麵。

持久的損害？

提圖斯·奧茨之禍似乎標誌著人們對於陰謀論的看法有了一個轉折，至少在英格蘭是這樣，同時它還影響了那些對陰謀論持篤信不疑態度的一些人的看法。不過，陰謀論從未走遠，在我們的時代反而愈發凸顯起來，但國家不會輕易再讓其興風作浪了。今天的陰謀之說逐漸趨於隱蔽，存在於隱形。因為如此，雖然相信陰謀論的人很多，但明目張膽討論它的人甚少，已為主流所不齒。顯然，這中間平衡需要把握得很好。但不幸的是，1930年納粹采用了與奧茨類似的做法——陰謀偏執——使其統治下的德國成為陰謀的犧牲品。當時，謊言、民族仇恨言論甚囂塵上，鎮壓、嫁禍與人大行其道。諸多做法，即使是今天的陰謀論也望塵莫及。

從“教皇陰謀”案的結果我們還可以看到，人們對於天主教存在偏見，而且對於天主教的指責也遠未結束。支持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在被“光榮革命”驅逐之前，他的兩個女兒已經成人。因這兩位都是在新教環境下長大，所以由她們繼承王位，不會有什麼危害。很多對詹姆士的親羅馬政策不滿的人，希望下一代人能夠恢複正常的政府。可是，詹姆士的瑪麗王後在1688年突然產下一位男孩——他在法律上一躍成為第一王位繼承人——這件事讓人們驚慌失措：這男孩有可能被天主教人撫養，意味著英國將麵臨又一代天主教國王的統治，這會威脅到國家的統一，會導致官員信仰的倒退。這個事實讓人難以接受，於是一個新的陰謀論說法就產生了：這個男孩其實流產掉了，後來有人利用進入瑪麗王後閨房的機會悄悄用暖床器偷換一個男孩進去，喬裝成新的王位繼承人。詹姆士的女兒瑪麗二世和其夫威廉三世進軍英格蘭的時候，詹姆士逃往愛爾蘭，這個故事聽起來似乎很離奇。不過這又與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因而不是合法總統的說法何其相似。民眾對於這類事情的關注由來已久。

很多宗教陰謀或說法即使今天仍能找到很多案例佐證，但這足以說明這樣那樣的陰謀已經是——或者說可能一直是——社會或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會說，經曆了幾百年之後情況會大不相同，如今在我們更加先進的文明中，不會再有人明目張膽地使用這些可恥的伎倆。可哪怕是最近的曆史也表明，情況也並非如此。

概 要

反對者的聲音

曆史的記載並不精確，因此基於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曆史來判定陰謀論的做法並不可靠。

——過去的人要“單純”些，因此可能會采用一些陰謀做法，這些陰謀論

做法在現代社會中是不會有的。

有些人說像提圖斯·奧茨那樣的陰謀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考慮曆史上的災難，很多事件都可作為陰謀論的案例，但過多關注這些難道不是有些失當了嗎？

支持者的聲音

假如曆史可信，孩子們可以將其作為事實來學習的話，那麼曆史中所包含的那些陰謀的跡象也同樣值得相信。

——幾百年前社會結構與現在相比，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因此，催發陰謀的暗流今天仍會出現。

——從古至今，那些欺騙、偽裝的伎倆反複出現，無一不具備相同的特征。

結 論

各種形式的陰謀論由來已久，即便曆史年代久遠，卻仍有證據表明，很多陰謀論是確信無疑的。有些案例並沒有隨時間推移而遠離我們，在一種缺乏良知的環境下，它們還將會出現。

當然，在陰謀論方麵，很多情節並不能自圓其說。但是這些情節卻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那種認為在現代社會，陰謀事件不會再發生的主流看法顯然難以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