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盧斯　最後的強力和弦

一個棒球場，或者說棒球場的殘骸。本壘後麵的看台變成了一個冒煙的大坑。

“那裏有人嗎？”我問，好像他們會比我知道得更多。我看了一眼牆上的鐘，下午六點，“應該還沒坐滿。”

“西海岸，”席爾瓦說，“這個賽季第一次日場，第七局。看台上擠滿了人。”

“哦，我的天。”阿普麗爾重複道。

一個數字在滾動顯示著估計的傷亡人數，但我的大腦仿佛無法理解。

“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嗎？”休伊特問道。

“炸彈。”我指著屏幕。

“還不止這些，”席爾瓦說，“今晚另外三個棒球場、兩個機場、一場音樂會、一個會議，以及一大堆購物中心都受到了炸彈威脅。炸彈威脅遍布全國。總統幾分鐘前表態，希望人們今晚盡可能留在家裏，取消公眾集會。”

“他們一般不是會告訴人們各司其職，不要被恐怖分子恐嚇嗎？”我的聲音比平時高了八度。屏幕上的畫麵變成近景：碎石，煙霧，一隻小鞋子。我移開了目光。

“他們認為威脅已經消失的時候，才會這麼說。” JD搖了搖頭，“他們都是馬後炮。”

我幾乎無法思考這件事，“但這個地方還沒受到威脅？我們還要演奏嗎？”

席爾瓦聳聳肩，“事務所的人還沒說什麼。”

我掏出在試音前設為靜音的手機，有十幾條信息和未接電話，大部分來自廠牌。還有一封電子郵件，也來自廠牌，說他們一直在打電話。

手機在我手中嗡嗡振動。人在廠牌的瑪戈發來短信。取消你們今晚的演出。告訴我你搞定了。

席爾瓦的手機也響了。他低頭看了看，然後又看向我，“製作公司想知道你要不要演奏。他們說這取決於你。”

我又看了一眼時鐘，“如果七點鐘開門，人們已經在來這兒的路上了。”

“我們可以退款，或者承諾換成另一場演出的票。如果他們正在聽新聞，他們現在應該已經打道回府了。”

我走向剛才放茶杯的地方。水滴凝結在我蓋上去的碟子下麵，在我拿起碟子時滴了下來。我喝了一口，茶比平常更苦，我忘了加蜂蜜。我加進去一點兒，看著它粘在勺子上磨磨蹭蹭地溶解，仿佛想要保持原本的形狀。

我真希望傑瑪還在，可以跟我們一起做出決定。她為廠牌工作，所以她會聽從他們的指示。除非他們認為有這個必要，否則絕不會讓我們取消演出；他們一直致力於推動演出完成，完全不考慮天氣如何、我們的健康情況如何，或者我們遇到的其他障礙。如果他們讓我們取消演出，情況一定很嚴重。他們有保險。就像席爾瓦說的，劇場可以退票，或者讓我們改時間，或者換成另一場演出的票。我們還有機會再次來這裏演奏，在一個不那麼悲劇的夜晚，在一個觀眾更多的場館裏。還會有別的機會，更安全的機會。如果我們演出的話，可能根本沒人來，或者隻有十個尷尬的人，待在一個巨大的、空蕩蕩的劇場裏。

也許有十個人今晚需要得到鼓舞，希望能靠音樂忘記那些新聞或者理解這個世界。也許有人想反抗“請留在家裏”的命令，表明沒有任何人能讓他們害怕。如果我們有能力為人們帶來音樂，我們怎能拒絕？似乎沒有正確答案。

“別看我，”當我轉向休伊特的方向時，休伊特說，“你是老板。”

阿普麗爾和JD也搖了搖頭，告訴我這應該由我來決定。我的腦子裏毫無頭緒——腦海中唯一的畫麵就是廢墟中的那隻小鞋子。麵對這樣的畫麵我該怎麼辦？我不會為一個數字哭泣，但我會為一隻鞋子哭泣。如果不是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別的事情要思考，一隻鞋子就會使我淚如雨下。

我想演出，但我不想強迫他們，“有人說點兒什麼嗎？你們以前有意見從來不會三緘其口。”

JD看著牆上的海報，“如果這裏的員工想回家和家人在一起，我們有什麼權力讓他們留下來？如果存在嚴重威脅，我們有什麼權力讓他們冒這個風險？我們取消吧。”

“我認為會有足夠的人願意留下來。”席爾瓦說，“我一整天都在這裏。我認為風險不大。”

“我們直接就進來了。”阿普麗爾指出。

“別人不會這樣。”

“如果你付薪水讓員工留在這裏，卻根本沒有觀眾來，沒有人買飲料，你的老板會生氣嗎？”休伊特曾經當過酒保。

席爾瓦撓了撓頭，“我想這沒關係。問題在於，如果我們舉辦演出，我不確定按要求留在家裏的人能拿到退款。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我們可以做點兒什麼。我想人們在這裏和在別處同樣安全。”

“這就是你的意見嗎？你希望我們演出？”我努力想讀懂他的心聲，但還是放棄了，“我不太了解你，不確定你的意思。”

“不算意見。對不起。這完全取決於你。”

我換了個問題，“如果知道很多購票者不會來，你需要多少員工留在這裏才能舉辦演出？你能讓那些害怕留下來的人回家嗎？”

他想了一會兒，“我們不想降低安全性。除此之外，一個票務加一個酒保我們就能應付下來。如果你不介意燈光和監視器保持靜止的話，我可以讓大多數員工都回家。”

“所以你自己願意留下來？”

“我就在這裏。我想留下來。你們聽起來好像很在意這一點，我想說，我更願意舉辦演出，而不是向一群憤怒的人解釋他們不應該來。”

“好。我們會演出。我想演出。”把這句話說出口之後，這件事變得更加真實。我環顧我的樂隊成員，想確定我做了正確的選擇。阿普麗爾對我豎起大拇指。休伊特咧嘴一笑。

席爾瓦拿起腰帶上的對講機，告訴員工們到大廳裏見他。我看了一眼靜音的手機。瑪戈發來一條重複信息，又多了兩個未接電話。我把手機關掉，又喝了一口茶。茶還是很苦，但加了蜂蜜還能忍受。

JD抓住我的手臂，“嘿，盧斯，我們能談談嗎？”

“當然。哦，你是說私下談嗎？”在這個樂隊裏，一般不會考慮隱私問題，我們幾個月前就放棄了。其他人坐在沙發上看起來無動於衷。我走向洗手間，“來我的‘辦公室’。”

這地方幾乎擠不下兩個人。他坐在馬桶蓋上。我靠著洗手池。

“我是想跟你們一塊兒的，”他開門見山地說，“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

“什麼？你剛才怎麼不說？”

“我沒想到其他人都同意這樣做。我不想當壞人。”

“這裏沒有壞人。我征求了意見，而沒有人提出任何意見。”

“我確實有意見。我原以為其他人會同意我的看法。演出不安全，我不想留在這裏。我有家庭。”

“我們都有家人。”

“是啊，但我真的很愛我的家人。我還想再次見到他們。”

我無視他的固執，想方設法地說服他，“不會有人做什麼的。我們又不出名。我們在一個隨機遇到的小鎮裏，在一個沒什麼名氣的劇場裏。”

“說是這麼說，但這裏的旅館昨晚也受到了炸彈威脅。”

“全國都受到了炸彈威脅，但並沒有炸彈。”

“今天出現了真正的炸彈。我以為你剛才是說，即使我們不想演出，也不會有人心裏不痛快。”

“那是十分鐘之前的事了，在大家都表態同意演出之前。”

他聳聳肩，“我做不到。很抱歉。我不能演奏。”

“沒有貝斯我們就無法演出。”

“我很抱歉，盧斯。我要回旅館去，或者睡在麵包車裏，我也可以徹底退出，如果你希望如此。”

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說服他。我走出來時，休伊特和阿普麗爾看著我，我搖了搖頭。他為什麼要私下跟我談？他們一分鐘後還不是一樣會知道。他不可能永遠坐在洗手間裏。如果他那麼害怕的話，他也不會想待在那兒。

我去找席爾瓦，告訴他我們終究還是沒法演出。大廳裏，一位女士正在從包裝中取出我們的周邊商品。我們會自己帶上一些，但自從傑瑪回家後，廠牌會把大部分商品直接運到場館——除了那些無故消失的新T恤之外的所有東西——然後雇用當地粉絲擺攤。

“嗨，我是盧斯。”

“我是阿萊婭·帕克。”她在盒子邊上草草記下一個數字，抬頭看過來，露出笑容。她比我年長，大概三十五歲，又黑又亮的頭發襯托著她的臉。她說話時把一縷頭發攏到耳朵後麵，“我還以為你比我高呢。”

“視頻是仰拍的。我經常聽人這麼說。席爾瓦已經和你們談過了嗎？你今晚留在這裏沒問題嗎？”我問她。我內心已經接受了現實，屈服於JD為我們做出的決定。

“你在開玩笑嗎？我等這場演出已經等了好幾周了。我愛你的音樂。”

“你不害怕嗎？”

她咬著嘴唇，“我有點兒害怕，但我開車回家時也會害怕某個半自動駕駛者因為睡著了而撞穿中央隔離帶，我過馬路時也會害怕有人無視停車標誌，我遛狗時也會害怕踩到蛇，我去公共洗手間也會害怕染上某種可怕的病毒。這一切似乎都比今晚有人襲擊這裏的可能性大。”

我在一張海報上給她簽名：“獻給勇敢的阿萊婭。”我把海報遞回給她時，她的手指碰了我一下。

我找到通往錄音室的那條狹窄的樓梯。

席爾瓦把一張書簽插進他正在讀的平裝書裏，雙臂交疊著壓在上麵。

“更好的未來？”我指著封麵上的火箭飛船問。

“不同的未來，我想。除了一名酒保之外，所有的員工都想留下來。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在，但如果他們願意留下，我也不想讓他們損失一晚上的薪水。”

“然而你隻能讓他們失望了。我的貝斯手跑了。”

“什麼？我以為他們願意演出。”

“我之前也這麼以為，但他一直等到你離開房間後才說出他的疑慮。”

“嗯。”

“我很遺憾。”

“我也一樣。見鬼！”

“我想你需要和員工們再談談。”我轉身打算離開。

“還有另一個選擇。”他說。

“什麼？”

他微微一笑，“我來彈貝斯。”

他肯定看懂了我臉上的懷疑。“我能行的，”他繼續說下去，“我彈貝斯的時間遠比我調音的時間長。你的歌不怎麼複雜——沒有冒犯的意思。我上周一直在家裏播放你的歌，所以我對你錄的東西很熟悉，如果你能再給我個基調和變調的小紙條，我肯定沒問題。”

“那誰來負責音響？”

“燈光師能同時搞定兩方麵。她很厲害的。”

我又看了他一眼。這個提議是認真的。“我想我們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反正也不會有別人出現。那麼，歡迎加入樂隊。”

他咧嘴一笑，“我一直在期待你能答應。”

我們等著看兩千購票者實際能來多少人。本地開場樂隊沒有出現，我們今天早些時候參加的電台節目的主持人也沒有出現，本應由他來介紹我們。

我站在側廳的帷幕後麵，看著人們陸續入場。我試著解讀他們的表情，想搞明白他們出現在這裏的原因。這個劇場的座位是固定的，有些人坐得離我太遠，很難看清他們的表情，但身體語言的波長更長，傳輸距離更遠：嚴肅、疲憊、警惕。前麵有一對夫妻在笑，用誇張的動作開玩笑，有點兒用力過度。其餘人都很安靜，比平時安靜得多。大多數晚上，在觀眾等待時可以播放預先錄製的唱片，但在這樣一個夜晚該放些什麼呢？怎麼選都像是一種表態，會被評判為太樂觀、太悲觀、太沉重、太無禮。想到五千公裏外的廢墟中有一隻小鞋子，沒有哪個選擇是正確的。

觀眾席的燈光已經滅了，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觀眾，不過我能從他們在黑暗中的移動看出，外麵至少還是有幾個人。如果是我處於他們的境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冒險出現在公共場合。

除非我已經這樣做了——我總忘記。我內心中某個部分一直想哄騙其餘部分相信，我別無選擇。對我來說，音樂根本不是什麼備選項，雖然我沒怎麼跟我的樂隊提過這一點。演奏音樂是封鎖怪物的火焰。在一首歌中間，沒有什麼能傷害我。

而觀眾是有選擇的，然後他們來了。他們查看手機，喃喃念出傷亡數字，互相討論最新消息，默默搖頭，但他們還是出現在了這裏。沒準他們也希望我的吉他能讓他們感到安全。

阿普麗爾走到我身後。

“如果他們不喜歡我們怎麼辦？”我低聲說。

“他們喜歡我們，否則他們不會來這裏。”她也低聲回答。

休伊特出現在側廳，表情嚴峻，“所有飛機都停飛了，學校明天放假。”

“見鬼！”我說。

他對我揮了下吉他，“我要出去再給我們倆調一下音。等我們準備好，你就可以出去，開始你的演奏了，我們會讓人們暫時忘記外麵的事情的。”

我又從帷幕後麵往外看了一眼，然後點點頭。我還是沒想出什麼值得說的話。沒有什麼話能比《大寫字母》開頭四小節的吉他音符更恰到好處。

休伊特又給我的吉他調了一次音，然後調了他自己的。其他人各就各位，席爾瓦站在JD的位置上。房間裏安靜得出奇。不像平時會有掌聲和歡呼聲。我感到有點兒恐慌。本來應該有人介紹我們。我應該努力想出點兒話來說，但我不知道他們希望從我這裏聽到什麼。

我的樂隊看向我。他們在等待著，看著我呆呆地站在那裏。新聞中的數字令我倍受打擊，那一串數字也是一串姓名，我不認識的姓名，一些人的姓名。一些出門去棒球場，結果再也沒能回家的人的姓名。在我反複糾結到底要不要演出的時候，我把那幅畫麵隔絕在我的世界之外。這些人也一樣嗎？麻木地坐進汽車，開車來看我們演出，隻因為那是他們今晚原本的安排？還是說他們想從我這裏得到更多？

我邁出一步，踏上舞台。這裏很黑，隻有我要站的位置有一圈聚光燈。

“沒問題的，盧斯。”阿普麗爾低聲說道。我從她身邊走過，我的吉他和我的聚光燈正在那裏等著我。我在眼睛上方手搭涼棚，竭力想看到零零散散坐在一片空座中的人們。他們靜靜坐著，等著。等著我。

我走向麥克風，“到近前來，前麵有很多空座。來吧。”

剛開始沒有人動，隨即後麵有個人站了起來。她的座位嘎吱一聲合上。這裏太安靜了，她走向第三排的每一步都有回聲，她選了一個新的座位。停頓片刻之後，其他人也開始挪動，就好像她給了他們許可。等他們重新坐好時，我背起了吉他。

腳步聲和嘎吱聲停止後，阿普麗爾用鼓點開場。我打開失真效果器開始演奏。四小節音符搭建出A和弦及其同伴堅實的框架，我們所有人用肌肉、骨頭和血液為之加碼。我差點兒忘記開口唱歌，我手中的吉他感覺太棒了。

在這首歌中，我意識到一點。觀眾來這裏不是為了哀悼；他們來這裏是為了聽挽歌的。那是我們力所能及的。

我們仔細挑選過這次的曲目。沒有《定時炸彈》，沒有《末日》。盡量選擇樂觀向上的調子，除了《血與鑽》，它是一首快歌，雖然比較黑暗，但觀眾無論如何都會期待這首歌。說真的，我們演奏什麼並不重要。席爾瓦和阿普麗爾配合得天衣無縫，仿佛JD在團裏的這幾個月他們也一直一起演奏。我們搞砸了《別再去想》，那首新歌，但那是因為休伊特忘了我們在試音時做的改編。不過最後還是努力圓回來了。重要的是我們在這裏，他們也在這裏，共同對抗絕望。

熱烈的掌聲使我驚訝不已。我用毛巾擦了擦脖子，轉向樂隊，“你們介意我獨奏一曲嗎？”

“這是你的演出。”休伊特說。

“謝謝。我能用一下你的原聲吉他嗎？”

他遞了過來。我把自己的吉他放回支架上。

“能不能讓觀眾席的燈光亮起來？”我對著麥克風提出請求。

我們第一次真正看清他們。兩千個座位上大概有五十個人，全都擠在前排。

“如果你們知道歌詞，想跟著一起唱的話，歡迎。”在寂靜的房間裏，我獨唱的聲音聽起來很響亮。我有好幾年沒翻唱過這首歌了，但在這樣一個夜晚，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它。有幾個聲音加入進來一起唱，然後加入了更多聲音。一曲終了，我稍微敬了個禮，從舞台前麵跳了下去。

“就到這裏了。”我說。音樂休止，觀眾席的燈光亮了起來。休伊特到我這裏來拿他的吉他。

“去吧，”他說，“我來收拾打包。”

接下來三十分鐘，我和來看演出的觀眾聊天。我賣掉了一些T恤，給幾張唱片簽了名，但大部分時間在閑逛和聊天。每個人都不願回到外麵那個可怕的世界。

“謝謝你們的演奏。我今晚沒法兒獨自一人坐在家裏。”一位女士說。

“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才到達這裏，”另一個人說，“我很高興我來了。”

比平時更明顯，他們都想從我這裏得到片刻交流時間。我努力為他們每個人留出他們需要的時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講述著自己的故事，然後於夜色之中徘徊。

一千三百二十三個人死於體育場的炸彈。還有五個人——都是清潔工——在一家已經打烊的商場中死於另一次爆炸，當時我們正在舞台上。

幾年後，有位記者發現我們的演出是最後一場大型音樂會。他們不得不放寬對“大型”這個詞的定義，以使其成立，但我猜他們是發現所有的體育場和音樂廳自那天晚上起都不再開放，才退而求其次地尋找起規模尚可稱得上“大型”的劇院。

有一點那個記者不知道，我也懶得說，但我覺得很可能最後兩場演出都是我們做的，如果把那天淩晨在旅館停車場的舞會也算上的話。我每次想到其中一場，總是會同時想到另一場。在黑暗中演奏音樂，然後以音樂對抗黑暗。我們的演出決定，是為了那些選擇外出而非待在家裏的人做出的。人們之後會年複一年地待在家裏。

這一切都是後來的事情了。

那天晚上，觀眾陸續離開之後，阿萊婭把我們餘下的周邊商品打包計數，然後把手中的鋼筆磨磨蹭蹭地遞到我手中，之後我和她在黑暗的樓廳裏偷得片刻閑暇。休伊特在樓梯下麵喊了我一聲，我們偷偷笑著，互相比出“噓”的手勢，不打算露麵。我們彼此靠在一起，我和這個誤以為我很勇敢的女人。她需要我，我也需要有人幫我放空幾分鐘。也許這也是她正在尋求的東西，我們沒有說話。

我不知道JD是怎麼回旅館的，但在他和休伊特的房間裏，他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請勿打擾”的標誌仍然亮著，這個粉紅房間仍然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你想讓我睡JD的床嗎？這樣你可以自己住一個房間。”阿普麗爾邊問邊朝那台帶塗料的冰箱伸出手。

“不用，”我說，“但我想單獨待幾分鐘。”

“沒問題，老板。”

在出去的路上，我順手抓起那罐夜光塗料。回到我們的房間後，我把吉他立著靠在牆角，從行李中的緊急縫紉包裏拿出一根針。我推開梳妝台，把針頭浸入剩餘的塗料中。

在一個不太可能有人看到的地方，我寫下一首歌的歌詞，尚未譜曲：在我們默默開車從演出地點返回旅館的路上，這首歌浮現在我腦海中，雜亂無章，尚未成形。有些歌永遠都是這樣，支離破碎，最終成果遙不可及；有些歌我會進行排練，然後擱置，重新開始，再次擱置，它們還沒有準備好，但總有一天會準備好的。我一個字一個字讓這首歌成型，精雕細琢。

阿普麗爾溜進房間時，梳妝台已經回到原位。我關了燈，手裏拿著吉他，傾聽在梳妝台後麵閃閃發光的小小文字，等著它們告訴我它們想變成什麼樣子。據我所知，有一百七十三種方法可以破壞一個旅館房間。第一百七十四種則是一種緩慢的、微小的破壞：微小的文字、微小的恐懼、微小的希望，銘刻在某個也許永遠不會被找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