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心動魄的逃亡

1897年11月，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當地大刀會成員劫殺。德國以此為借口，出兵強占膠州灣，全國人心激憤。

與此同時，俄國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英國進占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蠢蠢欲動，急欲瓜分剛敗於日本的中國。

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形勢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為上了他的第六書，即著名的《應詔統籌全局折》。從此維新主張有了綱領性的指導思想。

3月，又是三年一度的會試之期，各省舉子齊聚北京，3年之前的“公車上書”猶曆曆在目，眼前列強的張牙舞爪又激得人心大怒。

4月17日，康、梁等二百多人集會於粵東會館，正式成立“保國會”。

設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即保國家政權、領土不喪失，保民族種類能自立，保聖教不失。

保國會的成立，使頑固派與維新派的鬥爭更加激化。

頑固派榮祿、楊崇伊等大罵康有為“僭越妄為，非殺頭不可”，攻擊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名為保國，勢必亂國”。

但頑固派的言論遭到光緒帝的斥責：“會能保國，豈不大善？爾等有何保國之策，朕未曾聞之！”所以保國會雖然連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6月8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製的決心，正式拉開了“百日維新”的大幕。

五天後，光緒帝正式接見康有為，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

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賞給六品銜，命他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紳士的政治要求走上了曆史舞台，主張在不動搖封建階級統治的前提下，實行君主立憲製，發展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於富強。

但因觸及自身利益，頑固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矛盾和鬥爭日益激烈。

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梁；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禦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

9月，光緒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手無實權，束手無策，隻得向光緒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

16、17日，光緒帝接連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銜，又明確表態：“爾與榮祿，互掣肘。”

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說袁勤王，殺榮祿，除舊黨。但事後被袁世凱出賣。

9月21日，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慈禧再次臨朝“訓政”，隨即捕殺維新誌士。

光緒帝被幽禁於中南海瀛台；徐致靖被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譚嗣同等六位維新誌士慘遭殺害（這六位誌士分別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子”）。

從6月11日到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維新變法，以戊戌政變宣告失敗。

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

實際上，這場遠不止一句話這麼簡單，他們能逃亡，還得歸功於孫中山。孫中山敬重康、梁，早在萬木草堂時便上門拜訪了康有為，但遭到了康的輕視，合作失敗。不過，孫中山還是時刻關注他們，在戊戌變法之後派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千辛萬苦地將他們先後接往日本。

維新變法期間，梁啟超基本上還是在康有為的思想框架中活動，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立思想。而逃亡日本後，隨著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大量閱讀，他開始自我建樹，逐漸接受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有了獨立的思想品格，“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

這段時間，他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來往甚密，有時甚至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

結果是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

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娛晚景”。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倡導革命的錯誤。

梁啟超不敢違抗師命，不得不於1898年12月31日前往檀香山。

而在1898年12月23日，梁啟超卻已經在日本創辦了第一份報紙《清議報》。此後他遙領該報，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內容為抨擊清廷的腐朽，引進西方的“天賦人權”。但抨擊的對象還是慈禧、榮祿及袁世凱，對於光緒帝，他仍在歌頌聖德。

《清議報》出滿100期後，在一場大火中停了刊。

1902年春節，《新民叢報》問世。

在創刊號上，梁啟超即開宗明義：“本報取名《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

梁啟超站上了一個更高的境界，這個境界一言以蔽之曰：新！

這“新”其實在《清議報》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中已初露頭角：“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而在《新民叢報》中，一篇更有力度的《新民說》誕生了。

“新民為今日中國急務”，梁啟超大力鼓吹人們擺脫封建奴性，樹立獨立、自由和愛國家、愛民族的思想，激勵人們“自尊”“進步”“利群”以及“進取冒險”。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新民叢報》的指導思想。

梁啟超以新民強國為己任，為《新民叢報》撰文可謂是不遺餘力，先後發表《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釋新民主義》《論公德》《論進取冒險》《論自由》《論進步》等數十篇文章，其中《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首次向國人介紹了“麥喀士”（馬克思）和“社會主義”。

一個接一個的西方名人，一種接一種的新進思想，源源不斷地介紹給讀者，對中國知識精英思想的震撼，是無與倫比的。

清廷上下一片驚呼：“梁啟超又回來了！”

不過，梁啟超終究沒有完全擺脫康有為思想的殘留，以及長期以來對恩師康有為的言聽計從，他與孫中山之間，一個隻反慈禧，不反光緒；一個要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矛盾日益激烈，最終在1903年宣布斷交，成了政敵，此後多年未有交集。

《新民叢報》自中期（1903—1905年）始，逐漸加緊了立憲保皇的宣傳，暴露出敵視革命的頑固立場。到了後期（1906—1907年），甚至與革命派的刊物《民報》進行激烈論戰，成為保皇派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