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謂我心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為了共同反對革命派的暴亂，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梁啟超一度宣揚“虛君共和”，不得不放棄“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八字方針，實行“聯袁”政策。

1912年元旦，孫中山由滬赴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梁啟超的“虛君共和”之想徹底化為泡影。

2月12日，清廷退位。

15日，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裏接過民國臨時大總統之職。

梁啟超致以賀電，隨後斟詞酌句地寫了一封長信，不失尊嚴地表示願意歸國合作。

這是在絕境之中被逼無奈地遊刃有餘。

11月，梁啟超啟程回國，正式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涯。

16日，船抵天津。三天之內，登門拜訪者達200人，“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

離津赴京後，梁啟超下榻賢良寺。

賢良寺，乃當年曾國藩、李鴻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時住的地方。此項安排，北洋政要大費周章，最後交由袁世凱定奪。袁世凱一邊撚著胡須，一邊不無讚歎地說：“任公夠格，住賢良寺！”

總統府專門為梁啟超舉行歡迎會；商會、團體，包括佛教協會、八旗生計會上門請客；就連“向不請人”的山西錢莊也願意花錢請客。此外，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舊友日日來邀；北大鬧學潮的學生也請願由他擔任校長。

“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每日所赴集會，平均三處，來訪之客，平均每日百人。”他自覺“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

在北京逗留12天後，他返回天津。沸騰之後是該平靜了。

這年除夕夜，梁啟超伏案疾書《憲法之三大精神》，決策：通過大總統袁世凱，在共和的名義下，使用專製的手段，把中國引上憲政的軌道，然後再限製袁世凱。

辛亥革命後到第一屆國會選舉前，當時的中國形成了四黨爭雄的局麵。不過在梁啟超的作用下，陣線很快明朗，形成兩大陣營對壘：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並，改建為進步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中華民國”國會大選中，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在組閣之際，於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

矛頭直指袁世凱。黃興甚至在挽聯上毫不避諱地寫道：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就是袁世凱。

但終究苦於沒有證據。

宋教仁案尚未平息，4月26日，又爆出“善後大借款”：袁世凱以出賣主權為代價，向五國銀行團借款2500萬英鎊，用於發動內戰消滅南方的革命力量，即後來的鎮壓“二次革命”。

梁啟超深以為恥，但反對無效，隻能“隱忍不言”。

1913年7月，進步黨“第一流人才內閣”成立，因袁世凱堅絕不出讓財政總長一職，梁啟超勉為其難地就任司法總長。

10月6日，國會進行總統選舉，威逼之下，袁世凱蠻橫地“刀選”為正式大總統。

整個一場選舉，作為司法總長的梁啟超未發一言。選舉一結束，梁啟超的步子邁得比誰都快，他不僅羞於見議員同道，也羞於見不相幹的路人。

這次總統選舉，梁啟超和進步黨人都做了一回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但他仍天真地以為袁世凱做了正式大總統之後，國事能走上軌道，國會可以一心製訂憲法，約束袁世凱，走上憲政之路。

袁世凱是怎麼回答他的呢？

10月10日，“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就職典禮。按慣例，袁世凱應在國會宣誓就職，但他卻執意在太和殿舉行。

太和殿，是紫禁城中最高的殿堂，間數為橫九縱五，取“九五之尊”意，隻有在新皇帝登極或皇帝生日等重大節慶日才使用到。

太和殿一幕，實乃司馬昭之心。

梁啟超憤然辭職。而袁世凱則進入緊鑼密鼓的帝製醞釀階段。

1915年5月，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政府對自己複辟的支持，毅然與其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

緊接著，他讓自己的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鼓吹“中國如用君主製轉共和製為宜”。

古德諾之後，袁世凱又讓另一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拋出《共和憲政持久論》，宣揚中國應效法日本實行君主立憲，集權於袁世凱。

梁啟超讀罷拍案：“此乃真無恥也！”

與此同時，袁世凱授意楊度等人（“籌安會六君子”）成立“籌安會”，以學術團體的名義，秉著“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的宗旨，大言不慚地得出結論：“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

8月，梁啟超“實不能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隨即數篇批駁謬論的文章，猛烈譴責袁世凱意欲複辟帝製的行徑，其中便有驚世鴻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世凱氏自討自論；所謂讚成者，皆袁氏自讚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舉凡國內國外明眼人，其誰不知者……

當時楊度還在做著爭取梁啟超的最大努力，因為“籌安會六君子”的六根筆杆子對付誰都可以遊刃有餘，唯獨在梁啟超麵前顯得力不從心。

不過這也是他最後的努力了，因為這次從梁啟超這裏帶去的是一封絕交信和這篇筆跡未幹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楊度匆匆閱信，驚呼“大事不妙”，而文章尚未看完，脊背已經發涼。

他匆忙趕往中南海，麵呈袁世凱。

袁世凱讀畢，神情黯然，良久不語，最後隻輕聲說了一句：“我待梁啟超不薄。”

這篇文章萬萬不可發，緩過神來的袁世凱決定以給梁太公祝壽為名，派人送去20萬大洋壽儀，被梁啟超以“家父壽辰已過”為由婉拒，退回了20萬大洋和一份新抄錄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以示磊落。

9月3日，文章在《京報》上刊登。當日，《京報》被搶售一空，“凡茶館、旅館因無可買得隻可向人輾轉抄讀，又有多人接踵至該報館請求再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報價漲到“每份三角”，而求購者仍以“不能普及為憾”。

次日，《國民公報》轉載，但限於篇幅，不能一次登完。因而4、5號兩天北京公共場所的問候多是：“君有3號之《京報》否？今天或昨天之《國民公報》亦可。”

《國民公報》銷售量大增，“為向來北京報紙所未有”。

直到9月6日，求購者仍絡繹不絕，報社隻好在7號將梁啟超的大作印成單行本發行。

這篇文章在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間引起強烈的震動。這是一個民心共振的時刻，在這個民眾幾乎已經到了麻木不仁的時代，一切關心國家命運的人覺醒而聚合到梁啟超的大旗之下，語氣中含急迫感，眼神閃爍希望的光，有人呼號，有人落淚，“天不亡我中華也”！

誠如蔡鍔所說：“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因不足以動天下也。”

梁啟超不僅在輿論上聲討袁世凱，還在武力上做好了與袁世凱決戰的準備。他與學生——時任雲南都督的蔡鍔密謀，策劃武力反袁。

與此同時，袁世凱正忙著為稱帝做最後的準備；與梁啟超、蔡鍔徹底撕破了臉，下令追殺，一旦抓到，“就地槍決”。

籌安會停止筆下的鼓吹，開始帶頭組織“公民請願團”，向參議院請願“變更國體”，緊接著是乞丐請願團、商旅請願團、學界請願團，最後發展為“全國請願會”。

到了10月，在袁世凱統一指揮下，各省“選出國民代表”，舉行國體投票，結果一致讚成“君主立憲”。

各省紛紛上表勸進，“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承王建極，傳之萬世”。然後，委托參議院為“國民大會總代表”，向袁世凱呈上“推戴書”。

袁世凱三番推讓之後，終於承認“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12月12日接受了推戴。

13日，袁世凱發布命令，承認帝位，自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製”。

23日，蔡鍔、李烈鈞、唐繼堯等宣布雲南獨立，“以一隅抗天下”，組成近兩萬人的護國軍，誓師討袁——轟轟烈烈的護國運動開始了。

1916年元旦，護國軍兵分三路，向四川、貴州、廣西和廣東進軍，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分別任第一、二、三軍司令。

“護國軍神”蔡鍔率領護國主力，按照與梁啟超商定的部署，開赴四川前線。於21日攻克川南重鎮敘府，蜀中震駭；27日，貴州宣布獨立；31日，川軍劉存厚倒戈反袁，配合攻打瀘州。

西南戰局的失利，袁世凱始料未及，怒不可遏之後，他冷靜下來轉變戰略。經過一番冥思苦想，他決定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在瀘州與蔡鍔決戰，一戰而捷，大局可定。

在瀘州一帶，蔡鍔護國軍與曹錕北洋軍的戰鬥極為激烈艱難。袁世凱源源不斷地輸出援兵和軍餉，從實力到後勤，北洋軍各方麵都處於絕對優勢。

蔡鍔急發電報給梁啟超，請求策反廣西獨立以為後援。

梁啟超致函廣西都督陸榮廷，擲地有聲地勸其共同護國。

此時的袁世凱也在拉攏陸榮廷，撥錢發槍，力請出兵。

但陸榮廷看完梁啟超的信件後，毅然決定，“民國之大都督豈能為袁皇帝之馬前卒”？即刻發兵助蔡鍔。

不久，廣東、江西、浙江、陝西各省紛起響應，先後宣布獨立。

北洋軍隊軍心渙散，節節敗退；嫡係將領各有打算，不願賣命；帝國主義見他眾叛親離，也不再予以支持。

1916年3月22日，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感歎一聲“大勢已去”，宣布取消帝製。

不再做皇帝的他，仍然賴在總統的寶座上。

梁啟超緊接著實行他的護國運動的第二步計劃：成立護國軍軍務院。

之後，護國戰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軍務院連續發布了一係列梁啟超起草的宣言，矛頭直指袁世凱，否認他的總統地位。

梁啟超一度成為軍務院的核心，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在軍事對抗取得初步勝利後，適時地化軍事對抗為根基於《約法》的政治較量，使那些擁護進步反對倒退的力量有了可依托的舞台。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繼續鬥爭。

５月下旬，袁世凱的心腹四川督軍和湖南督軍宣告獨立。

6月6日，眾叛親離的袁世凱在舉國聲討中憂懼地死去。

7日，黎元洪代理大總統，梁啟超當即致電黎元洪，要求恢複約法、召開國會。中國重新走向了共和之路。

8月1日，國會在北京重新開會，段祺瑞為新內閣的國務總理，梁啟超開始擁段。

段祺瑞一上台，便通過了對德絕交宣戰方案，送請黎元洪蓋印，卻遭到拒絕。段祺瑞以辭職相脅迫，黎元洪擔心事變，無奈妥協。

但國會三百多人極力反對該方案。

段祺瑞學袁世凱，派大軍包圍國會，要求立即通過對德宣戰方案，否則，“一個議員也別想出去”。

這一次，梁啟超站在段祺瑞一邊。

因為從戰局看來，德國是必敗的了，對德宣戰，有利於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但是，段祺瑞的真實想法卻不像梁啟超所想。

他是以親日為前提，企圖以宣戰的名義向日本大舉借款，然後更新裝備擴充兵員，擴大皖係軍閥實力，為武力統一奪取中國最高權力做準備。

麵對威脅，國會官員相繼辭職，國會做出“緩議”的決定，並通過了改組內閣的決議。

段祺瑞乘機解散國會，黎元洪忍無可忍，罷免了段祺瑞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的職位。

段祺瑞通電煽動軍方反對黎元洪，一時北京政府癱瘓。

無計可施之下，黎元洪電召張勳，“進京調停國事”。

這一招正中張勳下懷。

張勳率領四千“辮子軍”浩浩蕩蕩地殺向北京，為的不是調停，而是擁護溥儀複辟。出發之前，他電邀康有為。

1917年7月1日，在張勳、康有為及清室遺老的合力下，溥儀重登皇位，宣布恢複大清國。

一夜之間，紫禁城頭，龍旗飄揚。

短暫的震驚之後，各地人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反對複辟。

反對張勳複辟，梁啟超再一次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梁啟超將矛頭直指恩師康有為，“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師生情誼，至此達到冰點。

7月12日，段祺瑞部隊三路攻入北京，複辟勢力瞬時土崩瓦解。

康有為在潛逃路上，將這一切都怪罪在梁啟超身上，咒罵他“梁賊啟超”，並作詩斥責：

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

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說到底，梁啟超對康有為還是不忘師恩的，即使日後與友人的交談中，也小心規避師尊。針鋒相對，實在是逼於無奈——“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張勳複辟失敗，黎元洪引狼入室被迫下台，副總統馮國璋就任代理大總統。

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梁啟超擁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向往已久的財政總長。

他以為終於可以做出一番“改革幣製，整頓金融”的成績了，但是債台高築的爛攤子局麵，加上段祺瑞軍閥揮霍無度的軍費報銷，這一切逼迫得他不得不承認“我已經無事可做了”。

總想著做出一番事業，卻無論如何也做不成任何事情，這是那時政壇繞不開的怪圈，梁啟超也陷進去了：不僅改革財政舉步維艱，而且政治處境日益惡化。

“中華民國”建立，國會成為一個進步意義的象征。但是，段祺瑞卻拒絕恢複礙手礙腳的國會，其軍閥本色暴露無遺。

而此時的梁啟超卻再次站到段祺瑞一邊，一時成為眾矢之的，身處進退維穀之間。

信函紛飛如雪，有口水，有慰藉，也有勸退。

梁啟超長夜枯坐，對月無眠，痛定思痛，輕化一聲悲歎。他執筆寫辭呈：“此次入閣，竭智殫誠，以謀整理，不幸事與願違”，唯有“負疚引退”。

但終於拗不過馮國璋的再三挽留，隻得繼續僵持著。

而此時的國內政局，隨著北洋直、皖兩係的衝突公開化，已更見其艱難。

9月，孫中山舉起“護法”的旗幟，召開“非常國會”，組織軍政府，出任大元帥，宣判段祺瑞為民國叛逆，“為戡定叛亂，恢複《臨時約法》”而舉兵北伐。

段祺瑞自恃北洋軍能征善戰，決心發動第二次南北戰爭，企圖以武力統一南方。

護法運動蜂起，南北再成敵對，又是金戈鐵馬，民眾生息幾何？

梁啟超桌上的信件又突然多了起來，“任公兄，擁段之後幾時討段”？“離那些軍閥政客遠遠的，寫文章為好。”……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等到真正騎上了戰馬，段祺瑞才終於感覺到了力不從心，他已經沒有能力收拾這個局麵了。

11月，在馮國璋的逼迫下，段祺瑞無奈辭職。梁啟超“連帶引辭”。

這一屆內閣不過維持了四個月，梁啟超卻覺得蹉跎了四十年，跋涉得太久，他已是筋疲力盡。無望於軍閥的混沌，他從此退出了政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