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1895年，又趕上了三年一度的會試之期，在萬木草堂一起發奮用功了四年的師生再次聚集在北京。

而北京用來迎接各省舉子們的卻是行裝甫卸，廚塵未洗，甲午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慈禧一個慶壽用去國家半年的收入……

舉子們慷慨激昂，議論紛紛，氣色憤然，步履匆匆，但因考期臨近，所以首先討論的還是考與不考。結果多數人認為：考了再說！

風聲鶴唳，這在慈禧手下那幫守舊派身上尤為明顯。他們裏外不得安心：外憂日本兵攻占遼東，內怕康有為榜上有名。

主考官徐桐著了難，神經高度緊張，與幾位副考官說定：凡是文筆肆意、思路悖謬、風格像康有為的卷子一律舍棄，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

但是在放榜那天，康有為卻以第八名的成績中了進士，而梁啟超則落榜。

一群守舊派瞠目結舌。

其中副考官李文田雖同為守舊之輩，卻大有愛才之心。他滿目惋惜地拿起那份自己批示的卷子，看了名字：梁啟超。

這一份卷子，情含真摯，語富才情，字跡亦娟秀，李文田認為無出其右。

而徐桐閱後，認定不是康有為便是其門生，丟在一邊。

李文田據理力爭：“如此判法，還能判出狀元嗎？”

徐桐不以為意：“出不出狀元無所謂，隻要不出康有為便好。”

李文田隻得“抑而不錄”，無奈地在其卷末批上了“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一句。

開心的人還沒來得及開心，傷心的人也沒來得及傷心，皇榜之上牽絆的焦點立刻被另一種更為巨大的疼痛吸引。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在京應試的舉人義憤填膺。

康有為敏銳地覺察到“士氣可用”，立即找梁啟超商議，決定聯絡各省公車（舉人）上書拒和，由梁啟超起草萬言書。

兩天之後，“上清帝萬言書”寫成。

康、梁聯合18省舉人於鬆筠庵集會，與會者一千二百多人簽名，通過了梁啟超起草的萬言書。

4月8日各省舉人“連日並遞都察院，衣冠塞途”，人群洶湧，群情激奮。

但是，萬言書遭到都察院拒收，理由是皇帝已蓋上印鑒，無法挽回。

都察院門前一裏多路浩浩蕩蕩的公車隊伍漸漸散去，舉子們陸續離京。台灣舉子離京時更是淚灑長街：來時台灣為中國的寶島，去時卻已賠割給了日本。

離別之後，梁啟超枯坐於新會會館，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一種比起與恩師、與摯友離別還大得多的孤獨。

“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沈沈叫不得。”

如何事業有成？有朋友，有對手！有出類拔萃的朋友，有勢均力敵的對手！

對手是不需要找的，自己會跳出來；朋友卻是要萬水千山地尋覓：朋友以神交，可靠莫過於誌同道合之士。

梁啟超與康有為合計，決定先辦一份報紙，再設學會，進而合群會議。

燦爛的前景使康、梁二人喜不自禁。

他們著手辦報，取名《萬國公報》，名字襲用英、美傳教士所辦之報，因為他們的《萬國公報》在政府官僚中行銷多年，便於推廣。報刊主筆由梁啟超擔任，內容則依托對西方社會政治、曆史、風情的介紹，發揮“”的主旨，宣傳維新變法思想。

1895年8月，《萬國公報》正式發刊，逢雙日出版，委托送《京報》者代遞，“遍送士夫黨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

11月，強學會成立。朝廷要員文廷式、陳熾等應允入會，李鴻藻、翁同龢等也在背後予以支持。這是一個改革派和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甚至連“伴食宰相”李鴻章也表示願意捐銀2000元，不過被“帝黨”要員陳熾拒絕。

強學會成立後，報刊內容轉變為“先以報事為主”，《萬國公報》改名《中外紀聞》，成為強學會的機關報，梁啟超、汪大燮擔任主筆。

康有為南下南京，遊說兩江總督張之洞，籌辦上海強學會，於11月成立。

《中外紀聞》收效甚佳，一期便發出3000份。報刊分發給官室富戶，初衷是想影響這些在京城握有權柄的人，哪知後來卻成了謠言謀反、結黨營私的把柄。

《中外紀聞》發刊一個月零五天，便遭到了封禁。

北京強學會遭封禁，上海強學會也隨之解散。

這時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叫黃遵憲。

黃遵憲詩名卓著，又精通外文，長期任職駐日、美、英、新外交官。此時的黃遵憲剛從新加坡任滿歸國。

對於強學會的被封禁，黃遵憲“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欲以報館為倡始”。後來張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前來商討辦報時宜，黃遵憲提出主筆一職非梁啟超不可。

此前，黃遵憲並沒有見過梁啟超，但在“公車上書”中，黃遵憲便相中了梁啟超，稱“此子乃棟梁之才”。

1896年4月，梁啟超在黃遵憲的邀請下到達上海，統領《時務報》筆政，先後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60篇大作。

數月之間，《時務報》行銷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一時之間，四海之內無人不說《時務報》，無人不曉梁啟超——時評“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

24歲的梁啟超，已如明星般閃耀。

張之洞飭行湖北全省，“官銷《時務報》”，並親自寫信給梁啟超，“甚盼卓老中秋前後來鄂一遊，有要事摹商”（梁啟超，字卓如，張之洞稱其“卓老”，尊崇攬才之心躍然紙上）。

1897年初，梁啟超前往武昌拜見張之洞。

張之洞大為興奮，破例打開中門相迎，並問下屬：“可否鳴炮？”（按成例，隻有在迎見欽差大臣時才開中門、放禮炮。）

後因下屬以西太後（慈禧）附耳提醒，張之洞才放棄了鳴炮的念頭。

張之洞邀請梁啟超是為了請他擔任“兩湖時務院”的院長，並在總督署辦事，提供月薪“千二百金”。

梁啟超左右為難，最終還是放不下《時務報》，再三“固辭”回到了上海。

梁啟超雖然拒絕了張之洞的邀請，但立馬寫了一份誠摯的書信以期維護關係。他以為有張之洞的支持，《時務報》會辦得更順利。

不過，他到底是單純的。他也一直都是單純的。他不知道：文人之於官僚，從來都是被利用的關係。

不久，張之洞便因《時務報》上一激進康學“改製”說，授意總經理汪康年引導方向。

一邊是主筆對恩師康有為的推崇，一邊是總經理對改良派領導康有為的畏懼，雙方互不讓步之下，汪康年管理起了主筆，將梁啟超的稿件任意修改，多人的文章被“腰斬”。

而此時的梁啟超卻遠在嶽麓山下、橘子洲頭，力不從心地“遙領筆政”。

原來，1897年11月，梁啟超應譚嗣同、黃遵憲之邀到長沙，當時汪梁之爭如火如荼，梁啟超對長沙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一職是有一番謀劃的。

長沙時務學堂，實質是準備維新變法的政治學堂。在這裏，他認識了他的學生，後來的雲南都督、護國戰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蔡鍔。

1898年3月3日，麵對汪康年越來越肆意的舉動，梁啟超忍無可忍，書信一份遙寄上海，憤而辭職。《時務報》自第55期後再無梁文。

幾天之後，他便收到康有為的書信，命他“即刻赴京”。

《時務報》館小樓上的洋蠟熄滅了，維新的萬丈光芒卻冉冉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