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歲時,祖父梁維清便要求梁啟超前往廣州去考秀才。
家庭的厚望,鄉人的厚望,都化作無形的重擔壓在梁啟超稚嫩的肩膀上,他無法隱藏自己的怯意。祖父則意氣風發地勸慰他:“梁氏後生,豈是他人可比?”
他隻得從命。祖父看出了他的憂慮,換種語氣勸慰道:“考不上也無妨,梅花香自苦寒來,可再讀再考。”
這次,梁啟超名落孫山。
雖然有些失落,但考場上一同趕考的學子、來回逡巡的考官,對梁啟超投去的驚奇又敬佩的目光,使梁啟超的信心有增無減。
1884年,12歲的梁啟超再次應考,中了秀才。
他深得主考官、廣東省學政使葉大焯的賞識。談話期間,梁啟超乘機向他為祖父求了七十大壽的賀壽書文。
童子秀才、三品大員的賀壽書文,壽宴那天,全村像過節一樣熱鬧。村人一個勁地感歎:“梁家要發達了!”
1885年,梁啟超以秀才的資格進入名噪一時的廣州學海堂深造。
學海堂是專為秀才設立的讀書場所,學成之後再考舉人,一旦中舉,便可以參加會試。對於幸運者來說,金榜題名、進士及第幾乎意味著唾手可及。
五年苦讀後,17歲的梁啟超於1889年參加廣東鄉試,以第八名的成績中舉。
主考官李端棻看過梁啟超的卷子後,油然而生一股賞心悅目之感,按捺不住地說出一句“其前程之遠大,乃未可量也”,欣然決定將妹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一對新人於兩年後在北京完婚。
與此同時,另一個人卻因上書不成,應試不中,悻悻地回到了廣東。
一個偶然,將這兩個人牽連到了一起,引起此後數十年的難解難分。
這一天,同為學海堂高材生的陳千秋前來拜訪。暢談之間,陳千秋以一種神往的口氣向梁啟超提到了一個人——上書請求變法的“南海康先生”,並興奮地表示“吾與子今得師矣”。
梁啟超聽聞,“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迫切地想要會一會這何方神聖,一試深淺。
1890年,梁啟超赴京會試(中舉後次年可參加會試),不中。返回時,他在上海逗留了幾天,接觸到了《瀛寰誌略》和幾本上海機器局翻譯的西書,眼界大開。這時他又想起了陳千秋口中見多識廣的“南海康先生”,便決定拜訪一番。
在陳千秋的引薦下,他見到了傳說中的康有為。
此時的梁啟超剛滿18歲,已經是舉人、少年“老爺”了;而眼前的康有為已逾33歲,卻還隻是個秀才,一個老“監生”。
康有為在“學曆”上比梁啟超低了一格,按照當時的科舉習慣,梁啟超中舉在先,康有為是該稱他為“前輩”的。
梁啟超以舉人身份主動請見當時還是秀才身份的康有為,可見他沒擺這個譜,但是他的心裏難免有點沾沾自喜。
落座之後,康有為憑借他豐富的閱曆、融彙中西的知識、“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的憂憤,講出了一番“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般驚心動魄的言論。
梁啟超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時之間,不知所措。他慚愧地意識到之前所學不過是應付科舉的敲門磚,根本稱不上學問。
一番權衡,梁啟超當即決定“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
梁啟超以舉人身份拜當時還是秀才身份的康有為為師,這舉動本身就是不同凡響的。
從中可以看出梁啟超是把真才實學當作人生追求的,這樣的求學情懷伴隨他終身。
這一點,在他後來力薦陳寅恪的事例中也得以彰顯。
在陳寅恪成為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列的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前,他還是個“既非博士,又無著作”的青年海歸。
梁啟超向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推薦他時,曹校長很是為難,“既不是博士,也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頗有些氣惱,回道:“論文憑,我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我倒算是著作等身了。不過,我梁某雖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還不如陳先生寥寥三百字有價值。”
此話既出,曹校長放心地聘任了當時不見經傳的陳寅恪為國學導師。
後來的事實證明,梁啟超的眼光是獨到的,陳寅恪不但完全勝任了這個國學導師的工作,而且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代宗師。
注重真才實學,而不是片麵追求文憑與功名,人們往往津津樂道於這樣的學術風氣。什麼時候這樣的學術風氣能重回中華大地,什麼時候中華大地學術思想就會臘盡春回——也就是在人們不再津津樂道於這樣的故事,而把它看作習以為常的時候。
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後,求學於萬木草堂。
課堂上,一群學子不再是搖頭晃腦地背書,而是師生同堂,共議國事,探求國家命運。因為康有為的影響,這一批學子無不以康聖人門下高足自居,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舍康門中人而其誰?”
弟子們恭維康有為是像孔子那樣的“素王”(無冕之王),康有為倒也不謙虛,自號“長素”(長於素王),壓孔子一肩。
他給五個得意門生取了逾越孔門“十哲”的名號:陳千秋號“超回”(超越顏回);梁啟超號“軼賜”(“軼”即超車,子貢隻能讓道);麥孟華號“駕孟”(淩駕於孟子之上);曹泰號“越伋”(超越子思);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子當馬騎)。
四年裏,梁啟超在康有為的耳提麵命之下,促膝長談之中,逐漸接受了維新變法思想,自稱“生平知有學自茲始”,“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
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成為了他的左膀右臂,同時梁啟超也是做出犧牲的。拜了這個老師之後,他之前所學的那些都拋棄了,這是世界觀的顛覆,並不是輕易能接受的。
在校勘的《新學偽經考》中,康有為把古文經直指為“新學偽經”,使其神聖的光環剝落。梁啟超是熟讀古文經學的,眼見處處對傳統的“古文”經學的猛烈攻擊,豈能不驚心動魄?出於對老師的尊重,他還是主動適應並接受了康有為的觀點,並加以傳播。雖被指為“康黨”,他“亦居之不疑”。
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師徒二人已經在思想上有了分歧,隻是這分歧被輕描淡寫地忽略了,但日後恩怨的種子已經埋進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