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止定靜安慮得”為《大學》六法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說要把內在的欲望去掉，從而彰顯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的真正的友善思想，進而精益求精達到至善。這是古典思想中曆經滄桑歲月而不減其光輝的難能可貴的思想。而實現這三個綱領有其具體做法。其具體做法又有幾條重要的規定：“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宜細分析之。

“知止而後有定”中的“知止”是說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麼和不做什麼。 (52) 強調要心靜、心止。“止”非常關鍵，除了止其當其所止以外，“止”還有一個新的含義，就是要停止在事物的邊界上，停止下來以後，將其變成可以居住棲息之地——“至善之地”，其中“至善”之“至”尤為重要。 (53) 之所以要“止於至善”，不僅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至善中。“定”是說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後意誌才會有定力。

“定而後能靜”是說意誌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靜，才能安靜下來。“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今天刮東風就往西跑，明天刮西風就往東跑，那這樣的人就是一個浮躁的、隨風飄蕩的人，這就是沒有“定”。定力極為重要，因為定了之後心才能清靜下來。之所以要清心是因為內心的欲望雜念太多，人在社會上就會變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結果就是出現內在疾病，這疾病表現出來就是妄動。妄動就是不按規律去動，不顧現實條件去動，執意按照自己的躁動之心而奇思怪想去動，甚至超越了現實的條件去亂動，不懂進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給自己定位，其結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險，這是儒家所不願看到的。

要有意誌的定力，然後內心才能清靜而不妄動。做到心不妄動，在環境中才會處於一種安適的狀態，即“靜而後能安”。安適的狀態是一種安逸、舒適、激發自己的靈感和創造力的精神狀態，這不是一般的“隨遇而安”，因為隨遇而安仍然是局限而被動的。這裏的“安”是指一種主動行為，是主動去尋求的安適的狀態。隻有心不妄動，身不妄動，才能達到心安理得的狀態。但是，人要做到隨遇而安，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地點而做到心安是一個很難的過程，更何況去主動地克服環境獲得安呢？

能安之後，人才能夠處事有度，思慮周詳，即“安而後能慮”，而且一旦定下來就不再變，能夠思考問題的各個方麵而達到最佳的境界，這樣就會有所得，即“慮而後能得”。

進一步深入探討，我們發現要實現三大綱領有具體的“六法”，即“止、定、靜、安、慮、得”。這六個充滿哲學意味的關鍵詞要細細分析，才能深入體會其中奧妙。

“知止而後有定”，這個“止”不是停滯不前，而是知道並達到自己的目的願景。什麼叫“願景”？就是自己希望看到的理想的情景，就是要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強調心要靜下來，所以“止”是關鍵。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含義，要停止在事物的邊界上，停止以後，要將這個地方變成自己可以居住、棲息的地方，那就是至善至美之地。所以“止於至善”不僅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好的至善中。

“定”很重要，就是知道目的所在，然後意誌力才會有定力。我們來看看“定”的含義是什麼？“定”是一個會意字，上麵一個“宀”，讀“mián”，下邊是一個“正”，“正”意思就是統一，它的含義就是宇宙統一為“一”，它的本意是國家安穩統一局麵。而轉義就是與動、亂相對的安定。還有一個含義，就是鎮靜、心神入定。從這個意義上看，“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我們不“定”時，就會浮躁不安。“定”就是人確定的堅定目標，同時也是人的定力。一個人的定力在一生中極為重要，因為定下來之後，心才能清淨下來。之所以要清心，是因為內心的欲望雜念太多，人在社會上就變得焦躁不安，就會出現內在的精神疾病和外在的社會疾病。這種疾病表現出來就叫妄動，就是不按規律去動，不顧現實條件去動，執意按照自己的躁動之心、奇思怪想去動。不懂進退、不懂自己的定位，其結果就不能夠安。不安就有危險，這是儒家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儒家認為先要有堅定的內心定力，內心才會清靜而不妄動。

“靜”就是心不妄動，在環境中才會處變不驚，達到一種安適的狀態。關鍵詞“靜”，從青從爭，本義是色彩分布適當，在古代這個字還和幹淨的“淨”相通。所以它就有兩個含義，一個是安詳、嫻靜，一個是幹淨、清潔。它的引申義是停下來，比如，恬淡、和平、靜好等。《韓詩外傳》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陸遊說“茅簷人靜”，都是說安靜。換言之，“靜”就是沒有爭吵喧嘩，沒有浮躁雜音。“靜”就是美好，升華為“寧靜致遠”，就是說內心處於絕對的安寧中，不為雜念所左右，能夠靜思反省，才能尋找到、定位到遠大的目標。

“安”意味著“靜而後能安”。“安”的本義是“宀”，就是房子，下邊是一個“女”，那麼合起來就是有房子家眷，表示在這兒紮根、居住，生活安定。“安”的含義是安居、安寧，然後引申為《爾雅》所說“安定也”。荀子說“國安則無憂民”，從安穩又引申出安放、安定的含義。“定而後能安”，指的是“安”是主動的行為，它不是一種隨遇而安，它是一種能夠激發自己靈感和創造力的精神狀態，去主動尋求安適的、理想的棲居之地。隻有心不妄動才能做到心安理得。那麼人要做到隨時之安，在不同環境不同地點做到心安是一個很難的過程，更何況主動克服環境的幹擾和困境而獲得“安”。

在這裏，我們通過一個學者的心靈曆程和學術追求來說明《大學》“六法”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個重要人物，就是大學問家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1877—1927年）。王國維在自己的“字”中采用《大學》“靜”和“安”二字，頗有深意，甚至可以說這兩個字表征了他的命運。王國維為什麼取這兩個字？這兩個字為什麼和他命運緊密相關呢？他是心儀於“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一個典型的學者代表，值得作為思想史上特例，加以深入全麵分析，從而揭示《大學》的深層含義。王國維的一生，很多人認為是“關門讀書，閉門寫作”，非也！筆者認為，王國維的一生和中國的近代曆史現代曆史，中國的千年未見的國運緊密相關。甚至筆者認為，他的一生的學問走向和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 (54)

王國維一生的學問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王國維23歲到30歲（1900—1907年），這段時間正是清末。他勤奮地學習日語、英語；渴望了解世界，了解西方的文學家、思想家。王國維艱難地學習外語過程中，翻譯了康德、叔本華、席勒、尼采等的著作。借西方先進的現代性的思想來啟蒙自己，啟蒙人民，“明明德、新民”。他整個青年時期都在做西學。但時間出現了逆轉，節點出現了。

第二階段，王國維進入中年即31歲到35歲之間（1908—1911年）。這時西方列強的戰爭風雨開始浮現出來，於是他回首中國優美的文化、曆史、詩歌的傳統，開始轉向人間的心理學研究——研究文學，開始寫《人間詞話》，做戲曲研究，而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說“境界說”。他在《人間詞話》裏說，“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國維此句中的解釋是：要做大學問、大事業，先要立下高遠的誌向，執著的追求，明確自己的願景和方向，了解事物的整體性。這難道不是“知止而後有定”嗎？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偉大的理想需要偉大的情懷，而偉大的情懷需要艱苦卓絕的奮鬥。因為大事業、大學問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的，需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奮鬥和上下求索的艱難。生命消瘦而不後悔。這難道不是“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嗎？第三種境界：“眾裏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最高境界有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把堅定的意誌貫穿到自己事業中，最後終於峰回路轉，發現真正的學問，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這難道不是“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嗎？王國維通過北宋晏殊的《蝶戀花》、北宋柳永的《蝶戀花》和南宋辛棄疾的《青玉案》，把這三個境界闡釋清楚了。

第三階段，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標誌，王國維35歲產生了學術大轉折（1912—1922年）。清政府解體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在日本共四年多。這使得王國維有機會靜心學問，其研究方向轉向經史、小學（文字學）。在羅振玉的幫助下，王國維對甲骨文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展開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從甲骨文研究到史學研究，研究領域逐漸擴大，王國維從文學《人間詞話》“境界說”、戲曲研究，轉向到經史古文字的“國學”研究，也是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情況下，保存中國學術精神的一個表征。他大膽提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可見王國維的思想，在學過康德、叔本華、尼采之後，升華到全新的世界性學術眼光，這也是他價值關懷和學問高度的基礎。不難看到，在日本這四年多，王國維的治學之所以從過去的哲學翻譯、文學“境界說”轉向了重要的經史、小學，完全是從國家危亡角度出發決定自己學問的定向。因為甲骨文在20世紀初發現以後，被法國、英國一些國家拿走，王國維急切地研究殷墟甲骨文、殷墟書契，以及中國先秦的曆史考證，做出了《殷墟書契前編》等，又從甲骨文研究進入了曆史研究《殷周製度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周製度論》《殷禮徵文》《古史新證》等，用卜辭補正了《史記·殷本記》，並對殷周的政治製度做了嶄新的探討。這足見王國維的研究並非是一個關起門來不聞天下事的知識分子的自由選擇，而是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到了41歲，王國維回到自己的祖國。

第四階段，王國維46歲到50歲（1922—1927年），轉向了第四個方向——研究蒙古史。為什麼他要研究蒙古史呢？因為中國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事情，在20世紀20年代，在一些大國想瓜分、分裂中國的企圖下，蒙古即將被分裂出一部分叫作“外蒙古”。王國維嗅到了這種國家分裂的前兆，開始研究《蒙古秘史》《蒙古史》。可以說王國維的每一步學問都與民族苦難命運緊密相連。

總結王國維一生的學術軌跡：年輕時努力學習日語、英語，為中華民族找到西方的現代化的門徑；然後未果，開始發揚民族的文學之新、心理學的“境界說”，但文學不能夠救國；於是開始研究甲骨文、敦煌軼文，扭轉甲骨文、敦煌在中國，甲骨學、敦煌學卻在西方的慘痛局麵；中華民族國土將被列強分裂——外蒙古即將獨立出去時，王國維開始研究蒙古史。這是一個學者多麼深重愛國的拳拳之心！

高深的學問必有高尚的人格情操支撐。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三次恭請王國維到北京大學任教，都被王國維拒絕，最後勉強同意成為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當王國維49歲時，清華大學委任吳宓籌辦國學研究院，聘王國維為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同意了。他在研究蒙古史料、文獻校注的同時，開出了關於經學、小學、音韻學、金石學、中國文學等課程。

但王國維精深研究還沒有完全達到最高峰時，一個慘痛的消息傳來——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國維告別清華園到頤和園，自沉於昆明湖，年僅50歲。在他內衣口袋裏發現了遺書，裏邊寫道“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究竟發生了什麼？從“民國”到今天，可以說已經百年，人們都在猜測，都在探討。各種說法中，筆者比較認同的是著名學者陳寅恪所撰的《王國維先生紀念碑》裏的一段話：“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國維的一生實踐了《大學》——“大人之學”的“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他讓自己停下來，停於浮躁之前，停於社會的動蕩之前，把自己的學問的目標鎖定：為這個苦難的民族而學問。一個人愛自己的民族，愛自己的國家，這個國家、民族，就會記住他，他就會名垂青史！“定而後能靜”，他的心態就能夠找到自己的所居之處；“靜而後能安”，就能安泰，就不妄動。他研究學問，達到了常人難以達到的高度。他的名字叫王國維，字靜安。“安而後能慮”，才能夠深刻地去思考。 (55)

“靜”，王國維很內向（內省），很安靜，他平常話很少，從不介入學界各種圈子，從不交權貴，不羨慕榮華富貴，更沒有什麼享受。平常在書齋裏邊深居簡出，刻苦讀書，生活簡樸，交友不廣。死後僅僅剩下一牆壁的書，而沒有金錢留給他的孩子們。他在文學、美學、文字學、史學、哲學各個方麵都有很高的建樹。“靜而後能安”，“安”安泰的心靈才能納萬物，故而能在不長的生命歲月中，在甲骨文、經文、簡牘文、石經、版本目錄學、校勘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元史研究，青銅器、碑刻、度量研究，甲骨文研究，以及敦煌研究等方麵，做出卓越的貢獻。

有一天，筆者請教季羨林先生說：“先生，您已經快百歲，而王國維50歲就已去世。請問您的學問和王國維先生相比，是超越了呢，還是平分秋色？”季先生的臉色很凝重，他緩緩地說：“我們這一代學者都沒有超過王國維先生。因為王國維先生能夠定、能夠靜、能夠安、能夠慮，而後得。而我們這一代卻經曆太多動蕩而不能靜。”

這對我們21世紀的學者們提出一個警示：做學問，如果不能“定”，不能“靜”，不能“安”，就不能“慮”，最後就不能“得”。因而“大學之道”讓我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一種真正的人生驗證。 (56) 王國維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總結為：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就此，著名學者梁啟超才認為王國維“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