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族敗落的四種因由

二 家族敗落的四種因由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敗，往往不如鄉裏耕讀之耐久。所以致敗之由大約不出數端。家敗之道有四，曰：禮儀全廢者敗；兄弟欺詐者敗；婦女淫亂者敗；子弟傲慢者敗。身敗之道有四，曰：驕盈淩物者敗；昏惰任下者敗；貪刻兼至者敗；反複無信者敗。未有八者全無一失而無故傾覆者也。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就衰敗，往往不如在鄉下種地讀書的耕讀人家那樣能家運長久。究其原因，大致逃不出幾點。導致家庭衰敗的原因有四個：沒有禮儀之家必然衰敗；兄弟相互欺詐之家必然衰敗；婦女淫蕩穢亂之家必然衰敗；子弟傲慢無禮，欺壓他人之家必然衰敗。導致個人身敗名裂的原因也有四個：驕傲自滿、輕侮別人的人必然衰敗；昏暗懶惰、偏信下人的人必然衰敗；貪婪而且苛刻的人必然衰敗；反複無信的人必然衰敗。從來沒有見過完全沒有這八種弊病而無緣無故敗家覆身的事情。

曾氏家風從曾國藩的曾祖父就開始營創，到曾國藩手裏更臻於完善。良好的家風對曾國藩的成長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曾國藩念念不忘。正是有感於此，他對家庭傾注了畢生心血，使他的家庭成為晚清的“第一世家”。曾國藩常思身敗、家敗的主要原因，用以警誡家人，而他自己則以身示範，在居家中起到楷模作用。這裏列出的都是致禍之因，把禍挑明了，就是為了遠禍、避禍、救禍。遠禍的辦法，有遇家庭重大決策，必須具備成熟條件和全部要素才可以考慮；要多與家庭其他成員商量，多聽老人意見；有必請專家共事，不做不熟悉的項目等等，等等。但最根本的是當家人要對家庭負責任，要有福禍意識，防範風險意識。

好的家範，確實能夠造就為民事國的人才，也能使家族綿延不絕，這是中國人曆來注意家範的原因。諸葛亮是以政治家、軍事家的榮譽載入史冊的。而他對於孩子的培育，也曾為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鑒誡。

諸葛亮早年無子，以他哥哥諸葛瑾之子諸葛喬為繼子。諸葛喬後來娶了皇家閨秀，與劉氏帝室為婚，因而拜為駙馬都尉，平步青雲。但是，諸葛亮不僅教育他要生活簡樸，切忌安榮樂貴，而且在自己行軍打仗時，也有意識地將他帶在身邊，讓他隨軍服役。諸葛亮曾寫信給東吳的哥哥諸葛瑾說：“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直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穀中。”在諸葛亮看來，要想兒子們成器，必需經受鍛煉，勞其筋骨，體驗艱苦生活。

諸葛亮在46歲時，親生兒子諸葛瞻出生。他很喜歡這個兒子，希望兒子將來能成為國家棟梁。就在他辭世那一年，還曾寫信告訴哥哥諸葛瑾說：“瞻今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諸葛亮曾寫過不少有關教育兒子的書文，有《誡子書》流傳至今：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從這篇《誡子書》中，可以看出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襟懷，從國家利益的高度去教育兒子的。他要求兒子們要以修身養德為起點，立誌成學，免得日後因虛度年華而悔恨終身。其中“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兩句，無疑是他個人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他教誡兒子們的至理名言。在《誡外生（甥）》書中，諸葛亮也諄諄告誡兩位姐姐的孩子們，要做到“誌當存高遠”，生活上應“絕情欲”，與人交接時能夠“忍屈伸”。

唐代名臣房玄齡就經常告誡他的子女們，不要驕奢淫逸，誤入歧途，也不要由於出身名門大族，而盛氣淩人。他收集了古今聖賢治家的格言，親自書寫在屏風上，然後召集子女，分給他們每人一扇屏風，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能按著這些格言去做，那就足以保全自身，功成名就了。”

曾國藩認為，傲氣太盛，說話太多，這兩條是曆代官場導致災禍的原因。官宦之家，一有權，二有勢，有權有勢就少有顧忌，多有優越感。人一旦有了優越感，那災禍也就為期不遠了。有優越感的人，總喜歡對他人頤指氣使，指手劃腳，評頭論足，時時處處都會不自覺地顯示高人一等、勝人一籌的做派。也許別人並不在意你的優越，但就在乎你的優越的感覺；也許別人可以容忍你的一次傲氣，但不能永遠容忍你的傲氣；也許某一個人可以長久容忍你的傲慢，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長久容忍你的傲慢。

曾國藩特別注意曆史的經驗，說：“觀《漢書·霍光傳》，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

霍光為東漢大將軍，總攬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熱，他的兒孫及女婿無不高官厚祿，起陰宅，繕陽宅，晏遊無度，驕橫無禮，最後被滅族，連坐者數千家。

當初霍家奢侈之時，茂陵有個姓徐的書生預言道：“霍氏一定滅亡。他奢侈又不謙遜，不謙遜定輕怠了皇上，輕怠了皇上就背了禮。權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話不幸而言中。

而與霍光同時代的另一位姓金的官員則相反。他見長子與宮人淫亂，親手殺之；皇帝賜給他宮女，他“不敢近，其篤慎如此”。

曾國藩要求弟弟把以上這些正反事例“解示後輩”，意在要後輩戒奢戒驕。曾國藩說，一般人多希望子孫後代做大官，我不願意子孫後代做大官，隻想他們成為讀書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孫後代做大官，是因為做大官有權有勢，有顯赫的門第，有豐厚的錢財；曾國藩之所以不願做大官，是因為他看到了榮華富貴是暫時的，閱盡了盛極而衰後的艱難、悲慘和世態炎涼。

曾國藩教育子女不許有“特權”思想。他十分清楚，沉湎於權貴之中的子女往往驕縱，且甘居下遊。因此，曾國藩身體力行，戒奢、戒侈。他反複告誡曾家後代，一定要一邊種地，一邊讀書，以保持先人的老傳統，千萬不要沾染半點官場習氣。他曾對兒子約法三章：不許坐轎，不許使喚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糞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學。

在曾國藩看來，銀錢和田產最容易助長驕氣和逸氣。而不積蓄銀錢就可使子弟們“一無所恃”，逼迫他們勤勞，進而自立自強。曾國藩的弟弟中，九弟曾國荃是最有出息的一個。不過曾國荃太過招搖，讓長兄非常不安。一次，曾國藩與心腹幕僚趙烈文談論曾國荃在家鄉蓋的新房子，“費錢很多，還招來怨恨”。

曾國藩不主張留大筆財產給子孫後代，他在《致澄弟》書中說：“我覺得我們弟兄身處這樣的年代，名聲遠揚，應以錢少，產業少為好。一則可以平日裏避免別人看了搶著掠取的期望，有動蕩的時候也可以避免遭搶掠。二是子弟之輩看到家中窘迫的狀況，也不至於一味講究奢侈了。”

可以說，功成名就之後的曾國藩為了其家勢的綿延費盡了心思，他既愛他的兄弟手足，又對不能徹底糾正他們的一些“不當”做法而苦惱。既想保持為官者的操守，又不能不盡一個大丈夫對家庭以及親族的責任。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修身正德，才可能友善於外。倡私德並不意味著就會損害公德。恰恰相反，私德是公德的基礎，重視蓄養私德，隻會有益於公德的倡行。如果一味教孩子賺錢、求富、升官、成名，而不強調內聖、修行、積德、行善、養智、助人，那就完全有可能把孩子引向“一心向外”的單向人生之路，為日後成長埋下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