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讀書修身以明理為先

二 讀書修身以明理為先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製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明道德、教新民、以達到才德完美無缺的最高境界，這些都是我分內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自己毫不相幹，那麼讀書還有什麼用處？即使能寫文章作詩篇，這樣就自以為高雅淵博而沾沾自喜，其實不過就是會識幾個字的養豬人罷了！怎麼能夠說得上是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朝廷是依據科舉製度來選拔人才的，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宣揚聖賢的理論，也必然能夠明白聖賢治世為民的道理，能夠做符合聖賢規範的事情，可以居官來管理百姓，以身作則來為民表率。如果認為發揚美德、教化民眾這些事是分外的事情，那麼雖然他會寫詩作文，卻對修養自身，治理國家的這樣的道理茫然不知，朝廷用這樣的人做官，與用一個養豬的人來做官有什麼差別呢？

《禮記·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即彰顯美好的德性，“新民”即革新民心，“止至善”即達到道德完善的境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是儒家仁學思想的“三綱”，也就是三條基本原則。儒家思想認為：人人都具有美好的德性，隻是入世以後，這些美好的德性被塵心蒙蔽，需要經過教育和自省，棄舊圖新，去惡揚善，才能達到道德完善的境地。後者“日新”是從成湯沐浴的盤器上的銘文引申出來的，其意是說，如果你想自新，那麼你天天都應該自新，不斷進步。

明德、至善、日新，是一代又一代古聖先賢包括曾國藩在內立身處世的哲學思想和理想信念，是中華民族文化精髓。在今天看來，它不僅是追求道德和品行的完善，也是對待一切人事應持的態度。明德、至善、日新，這三者的關係應當是：明德是自新的方向，至善是自新的目標，日新是實現自新的方法。

欲成大業，首要任務在於讀書，正如《貞觀政要·崇儒學》中所說：“雖然像大蛤本性含水，要等月光照射才噴出水來；木材本身包含火的因素，要靠發火的工具才能燃燒；人的本性中包含著聰明靈巧，要到學業完成時才能顯現出美的本質，人不教化何以成人？人不學習何以做人？”古往今來，看無數英雄，凡成大器者必要勵誌，必要讀書。曾國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仍在不懈地努力讀書，還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自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經過一番苦讀，曾國藩在學問上可以說頗有見地，自成一家之說了。

但讀書不是為了識字作文，而是要“明理”。尤其是作為官員，如果不明是非，不修道德，不如“回家賣紅薯”。

真正偉大的理想，必須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目的，古往今來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屈指可數，其中就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範仲淹。範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著名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他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改嫁了一個姓朱的人，他也就跟著繼父姓了朱。等他到成人以後，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就告別了母親到應天府讀書。他讀書異常刻苦。每天清晨，他煮一鍋稀粥，凝結後用刀劃成四塊，早晚各吃兩塊，再切幾根醃菜，加一些鹽拌在一起就當作一天的夥食。這樣的生活足足持續了三年。就這樣經過五年的勤學苦讀，範仲淹考中了進士，開始走上仕途。他博覽群書，特別喜歡縱論天下大事，每每堅持自己的意見，又為人坦率，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他就一定要說話，這個脾氣讓他觸犯了不少人。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喜歡安插自己的親戚朋友當官，範仲淹看到這種營私的行為，氣憤地寫了一篇《百官圖》指責呂夷簡。結果呂夷簡挑撥宋仁宗，將範仲淹貶到饒州。

宋仁宗寶元元年，西北的夏國王李元昊建國稱帝，親自率領軍隊進攻延州，守衛在那裏的宋將範雍無能，被西夏軍打得大敗。宋仁宗把範仲淹調到邊關，抗擊西夏的進攻。這時範仲淹已經被貶一年多了，在他接到皇帝的詔書以後，卻毫無怨言，很快趕到了延州。到達延州之後，他訓練州兵，組建了一支一萬八千人的軍隊，分為六個部，嚴格訓練之後輪流抗擊敵人。在軍中，範仲淹非常愛護自己的士兵。士兵們生活艱苦，就經常出去搶老百姓的東西。範仲淹知道了，便從軍費裏撥出一筆錢來，每月把錢分給戰士們，當作他們的補助費。這樣不但士兵們練兵的熱情大大提高了，而且當地的老百姓生活也安定多了。

當時在北宋與西夏的邊界之間，居住著羌人，他們曾經歸順過西夏。宋軍的一些將領主張殺死羌人，但範仲淹和一些人卻決心說服羌人使他們投靠北宋。於是範仲淹冒著生命危險去羌人住的地方遊說他們的首領，最後說服了他。羌人自此真心歸順了北宋。實際上也是這樣，西夏人見到北宋的邊防鞏固，就不敢輕易來犯，隻好與北宋求和。

宋夏議和後，宋仁宗將範仲淹調回京城，任命為參知政事。這時的北宋朝廷已經十分腐敗了，官員的數目多得令人吃驚，有的官不但不辦正事，反而還貪汙錢財，欺壓老百姓。範仲淹提筆寫下十項治國良策，主張在官員管理、加強備戰和鼓勵生產等方麵進行改革。他的主張為宋仁宗所采納，因為這時仁宗的年號是“慶曆”，因此這次改革叫做“慶曆新政”。改革的各項政策在宋仁宗的有力支持下順利地公布到全國各地。範仲淹和富弼等人為了國家和人民，整頓官僚機構，對不稱職的官員決不手軟，全都撤職；同時還規劃農業生產，提倡廉潔節約、反對腐化貪汙的歪風。每天他都特別忙，就是到了躺在床上就要睡覺的時候，他也要回顧一下白天所做的事情，看看是不是對得起自己所領的薪俸。如果他覺得問心無愧的話，他便安心地睡著了；如果他覺得自己對不起所領的薪俸，便會十分不安，整夜難以入睡。第二天便要盡量多做事，以示彌補。

範仲淹的以身作則，帶動了一批官吏，朝廷上下呈現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氣象。可是好景不長，一些頑固的皇親貴戚和大官僚們被範仲淹打擊，便懷恨在心，對範仲淹與富弼極力誣陷、攻擊。他們不停地向宋仁宗告狀，宋仁宗便把範仲淹派到邊關去了。範仲淹走後，那些保守派就更得意了，他們凶狠地打擊、排斥所有推行新政的官員。在他們的阻撓下，慶曆新政實行不到一年便被迫結束了。

範仲淹一生多次遭到貶黜，但他的正直高尚的品質卻從來沒有改變。他為人善良忠厚，在家中孝敬自己的母親，自己生活十分簡單樸素；在外邊，他家鄉的族人與他做官去過地方的人，很多都曾得到過他的幫助。無論是識字的人，還是不識字的老百姓，全知道他的名字。他也真正實踐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