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言行勤儉可修己治人

三 言行勤儉可修己治人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於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睟麵，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閑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複尋思，歎喟無已。

自身修養和治理國家的道理，歸根結底是四句話：“勤於政事，節儉持家，說話忠信可靠，行事誠實無欺。”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深刻與否，關鍵是能終身使用，就會受益無窮。

古代聖哲的胸襟十分寬廣，而達到至聖大德的，約有四種境界：誠懇謙恭，注重自我修為而萌生出聰明睿智，這是程顥和程頤的主張；誠懇到了極點以至於感動神靈，達到可以生而知之的效果，這是子思的遺訓；安於貧窮的境遇，樂於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準則，所以身體健康麵無憂色，這是孔子、顏回、曾參、孟軻的宗旨；欣賞自然的美妙，吟詩作賦，所以意態閑適神色恬然，這是陶淵明、白居易、蘇軾、陸遊的人生樂趣所在。悔恨自己少年壯年時不知道應當努力，到老來就常有悔懼之意，對於古代聖賢的心境，不能領略一二。反複尋思，隻能不停歎喟罷了。

“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話雖簡單，做起來卻並不容易。取巧和虛偽，固然可以取得一時的便宜，但終究必定是失敗的。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就靠著這四句而成功。

鹹豐元年，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練團訓勇，他常說：“越是處境艱難，就越需要有堅定的意誌。待到轉戰江西之時，處境更加困窘，事態發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動大都叫人動容：一分錢一粒糧，不苦心經營，就不能獲得；一將並一兵勇，不苦心訓誡，就不能參戰。”曾國藩正是在這困苦不堪之中，樹立起堅韌不拔的意誌，終於訓練出一支勁旅。這就是“勤於邦”。

他一生清淡節儉，常給人一種家世清貧的感覺。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數用於公事，不曾建造一棟房屋，添置一塊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於恬淡寡欲，連每次吃飯都不超過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費不超過二百兩紋銀，而且作為家規家訓代代相傳。他的內聖修為，具有唐代宰相楊綰和宋代做過宰相的李流的遺風。這就是“儉於家”。

他為人處世平和樸實，不求標新立異。他平日嚴於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說假話”，二是“不遲起床”。即使是對外安撫夷人，對內接受降將，交往中一定開誠布公，言談質樸；對於中外遠近的人，他都以誠相待，而被他人認定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這就是“言忠信”。

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在朝廷做官，他都從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風雨交加的天氣，抱病憂懷的時候，也常常是一聽到雞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幾十年如一日。這就是“行篤敬”。

勤勉的人應該努力在品德上下功夫，然而有的人隻是依仗勤奮來解決自己物質上的貧乏；儉樸的人應該把財貨和利益看得淡泊，然而有的人卻假借儉樸為由來遮掩自己的吝嗇。勤奮和儉樸本來是有才德的君子立身處世的信條，不料往往成為徇私營利的工具，真令人感到惋惜。可見，不管什麼東西產生的客觀效果首先要由運用者來決定。運用者的內在素質低，思想境界差，再美好的東西都會成為營利的工具。所以，君子應以勤儉立德，而不是以勤儉圖利。在這方麵，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嚴格地自我要求。

一次，唐太宗對大臣們說：“身為國君必須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為念。壓榨人民而自己卻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無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樣，雖然吃飽了但是身體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須端正自己的姿態。迄今為止，尚未聽說直立的身體卻映出彎曲的影子，也沒聽說過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會胡作非為。還說：自取滅亡的原因不外乎是為政者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罷了。吃山珍海味，又沉溺於歌舞笙華與美女之中，則欲望會越發膨脹，如此一來，不但無暇顧及政治，甚至會使人民陷於困苦的地獄之中。結果國君隻要說出一點不合理的話，人民的心就馬上起伏不定，謀反的人趁機出現。由鑒於此，我極力壓抑自己的欲望。”

魏徵聽後說：“自古以來被尊崇為聖人的君主都努力實踐這件事，所以才能夠開創理想的政治。從前楚莊王聘請詹何來詢問政治的要義，詹何回答他：‘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為。’楚莊王又問他具體的政策，但他的回答仍是：‘從未聽過國君本身行得正而國家混亂的事情。’陛下所說的，其實正和古代賢者的意思相同。”

修身之智，首在內心，使身心之間充溢一種清純之氣，來衝淡、緩和變亂中的浮躁與不安。曾國藩的成就並非一日之功，而是經曆了整整一輩子辛苦磨煉的功夫。

荀子《勸學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這裏最難的不是“博學”，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參”，不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曾國藩比荀子還嚴格，要求也更具體。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一切事都必須每天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後補救就難了，何況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曾國藩求過的方法便是記日記。日記的功效是很大的，要能誠實不欺，無事不記，曾國藩的日記，便能做到這一步。曾國藩依照倭仁的辦法，在日記中寫出自己的過失，時時警惕以求改過。他的日記中自己找自己過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過仍不肯稍寬。他說：記日記並不是難事，而日記終身不間斷，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極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國藩求過的第二個方法，便是請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說：“若得一兩個好友，胸懷寬廣、豁達，博學多才，能文善詩，批評我，可對我大有益處。”許多居大位的人，因為聽不到一句逆耳的話，聽不到一句真實的輿論，結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國藩這種“勤求己過”、“喜聞諍言”的態度，是很難得的。

曾國藩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天下能夠做到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並不是他心血來潮的奇思異想，實在是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生活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